中国篆刻艺术源于先秦，盛于两汉，明清时期发展到繁荣的高峰。清中期因金石学盛行，文人篆刻家借助书法、金石、考据学问进一步完善而空前繁荣，其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他们借古开今，标新立异，创新发展，给清代印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国朝第一”、“印从书出”的邓石如与将邓氏“以书入印”理论充分发挥、拓展新意的吴让之，为清中叶印坛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两位大师处在同一时代具有师承关系，但各自的美学思想、作品风格求同存异，各臻其美。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邓石如篆刻作品）
近年的研究中，涉及邓石如篆刻的文章有赵宏《印从书出———邓石如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书法世界》2004 年第 10 期)，讨论邓石如篆刻新风格在清中期浙派切刀风格笼罩下的开新意义。曹亚彬《浅谈邓石如篆刻艺术》(《青少年书法》2008 年第 4 期)则是分阶段的介绍。涉及吴让之篆刻研究的文章有程俊英《吴让之印风的来源及其影响》(《书法赏评》，2007 年第 5 期)，认为吴让之取法汉印与邓石如印风，其篆刻新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李莹波的《“印从书出”思想对吴让之印风的影响》(《艺术中国》2011 年第 8 期)一文，则专门讨论邓石如印学观念对吴让之印风的影响。
由此可见，以往的研究多以个案的形式展开，就事论事，缺乏宏阔的文化视野，由此也限制了论述的广度与深度。本文将邓石如与吴让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希望从较长的发展时段观察一个连续性的篆刻流派，借此对于“印从书出”的印学理论的得失做出必要的总结。
一、邓石如与“印从书出”
邓石如(1743 － 1805)，原名琰，字石如、顽伯，号古浣子、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人。著有《完白山人印谱》，是清代杰出书法印学家，其篆书开启了有别于秦篆系统篆书的清篆，贡献杰出。他的篆刻，初学何震、梁袠、程邃，早期篆刻是受徽派印风的影响。邓石如性情孤傲，卓尔不群，治印不入时流。他在多年研求玉筯篆基础上，锐意革新，将书法与篆刻紧密结合，形成了“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艺术观念，故其篆书篆刻取法髙古，笔意盎然，气象一新，对清中叶乃至以后的印学发展产生了革新意义，被誉为“国朝第一”。
邓石如以“印从书出”为法则自出新意，以金石文字来丰富和完善他的篆刻艺术，形成了“圆劲婀娜”独具特色的“邓派”印风。由于书法功力雄厚，邓石如以隶篆笔法和朱文小篆构成了其篆刻艺术的主要风格。其篆书取法广博，形成了体态劲健而端重，气势朴茂而洒脱，笔墨率真而浑雄的书风。因此，反映在他的篆刻作品中的篆体，均显得字态端庄，精神饱满，笔意盎然。用刀以冲刀为主，加以刀法苍劲浑朴，章法婉畅淳穆，篆法婀娜多姿。其突出的篆刻艺术，正如清代书法篆刻家杨沂孙所誉:“摹印如其书，开古来未发之蕴，自有花乳石以来，山人奏刀独神矣。”从邓石如赠罗聘“乱描繁花向晴昊”印章的边跋中不难看出:“两峰子梅，琼瑶璀璨，古浣子摹篆，刚劲婀娜。”刚柔相济，相辅相成，使篆刻升华达到完美的境界，形成了“圆劲婀娜”的独特印风。如邓石如“意与古会”朱文印是其代表之作，印面篆法书印相参，意趣髙古，神情舒畅;刀法以冲刀为主，冲切并用，平中见奇，刀笔互生；线条意趣洒脱，曲直相兼，刚健圆劲;章法疏密对比，方圆通融，神完气足，气象万千。
△守素轩（邓石如篆刻作品）
邓石如篆刻“书印相参”，他在选字配篆上以小篆入印，将秦篆汉隶笔意带入篆刻字法中，增强了线条的笔意和书写性，或借其形，或取其理，或传其神，变篆文为印文；笔画结构方圆结合，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增强了文字的美感和表现力，丰富了篆刻文字的字法语言，创造了“圆劲”、“婀娜”的字法特点。如“家在龙山凤水”，全印布局合理，灵气溢动，以书入印，生机盎然，尽显流美之趣。
篆刻创作中，邓石如“使刀如笔”，以冲刀法将深厚的篆隶笔意带入印中，刀中有笔，笔中有刀，“刀笔相参”增强了篆刻线条的笔意和书写性，使印文线意、刀韵更加髙古流畅、生动自然，形成了刀法笔意的丰富变化与挺劲流美审美精神的表达。由此逐步形成了“书印相参”、“刀笔互生”的篆刻风格，将文人篆刻的审美要求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正如李兆洛在邓石如“笔歌墨舞”印款跋语中所言:“使铁如使毫，所向无不宜……邓翁负绝学，追冰而及斯。”从中可窥见邓石如艺术造诣高妙之处。“使刀如使笔”刀笔合一，心手合一，任意挥洒，所向皆宜的高超技艺，将书法线的韵律美与篆刻的金石气，通过刀法充分地彰显出来。这一审美追求在“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朱文印中显而易见:线意刀韵，轻重起伏，曲直刚柔，婉转流动，生动自然；全印章法疏密停当，虚实相生，意境深邃，皆成妙境，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修养。
“邓派”篆刻艺术在清代中叶崛起于印坛，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继之有大成者，首推吴让之。
二、吴让之与“刀笔相融”
吴让之(1799 －1870)，初名廷飏，字熙载、晚学居士、言甫、言庵等。其祖籍江宁(今南京)，出生与江苏仪征。著有《师慎轩印谱》。吴让之是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出包世臣之门，是邓石如再传弟子。篆刻取邓法，善画，工篆书，特别是他圆劲流美的小篆，用笔舒展自如，为时人所推崇。他的篆刻以篆书笔意入印，笔意舒展，流美生动，婀娜秀丽，韵味清新，增添了当时文人篆刻流派的活力，为“晚清篆刻六家”之首。
吴让之治印不守成法，广采博收，师古为新，继承和发扬了邓石如“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艺术观，在继承中发展了“邓派”篆刻的个性特征。其篆刻章法采用稳健的小篆入印，注重虚实的处理，疏密得当，在平稳中求新奇，以表现篆刻整体结构美为原则，故白文印章法布局较沉着劲健，平稳端庄，渊雅凝炼，气势豪迈，如“砚山”印;朱文印圆转流美，委婉细腻，分朱布白虚实分明。如“生气远出”印，全印布局严谨，四字线条婉转流动，曲直结合舒卷向心，形质兼美，突出意境。加之他能将篆书的笔意在篆刻中充分展现，“以书入印”，“刀笔相融”，因此，他的朱文印能平正中见飘逸，文雅中见劲丽，俊逸中见洒脱，浑朴中见圆润的独特面貌，尽显篆刻的文人气和书卷气。
△吴熙载印（吴让之篆刻作品）
篆刻艺术中的字法，是篆刻创作的根本所在。吴让之长期仿汉，潜心师法邓石如，将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字法之理，在印文中突出书法意趣，在篆刻艺术上充分发挥，拓展出新的意蕴和境界。他把刚劲飘逸的独特书风融入到印文中，其印文字法面目自然独具，将篆书古朴圆劲、生动自然的变化姿态运用到篆刻创作实践中。如朱文印“逃禅煮石之间”，其字法均等、巧妙其中、注重笔意、灵动秀逸，用笔跌宕生姿，用刀爽快利落，笔中有刀，刀中见笔，刀笔相融，有浑然天成之妙。
其刀法运用灵活，善以冲刀为主，刀法与印文结合。行刀轻灵劲利，以冲、削取势，刀笔结合完美，天趣盎然。无论是运刀还是用笔，都体现出轻重疾徐，使转提按等笔意刀趣。如朱文印“观海者难为水”，以小篆入印，全印平正端庄，疏密得当，对称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用笔圆润，灵动多姿，用刀从容，沉雄舒展。被清末金石书画家吴昌硕誉为:“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从中可见其篆刻的审美主张与艺术特点。
△学然后知不足（吴让之篆刻作品）
从上可知，吴让之篆刻以清晰的篆法笔意，自然朴实、遒劲利落的线条，婉转流动、秀逸舒畅的章法，潇洒痛快、刚柔相济的刀法，构建了“印从书出”、“刀笔相融”的审美特点。
三、“印从书出”的得与失
从篆刻史的发展来看，实用印章真正成为篆刻艺术是从元代开始的，由于明代文人篆刻家的追求开始了自觉发展，清中叶出现了繁荣。其重要标志就是广纳博采，彰显个性，锐意革新，对篆刻的基本特征探求的同时，对篆刻的品格、境界等方面也进行了多元的探索，如吴让之在《自评印稿题记》阐明印亦当分为五等的见解:“天成者神品，横直相安者妙矣，思力交至者能事也，不谬者为逸，有门境可循者佳耳。五者并列，优易分，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由此可见吴让之篆刻艺术的追求。如果说邓石如篆刻是“印从书出”，那么，吴让之篆刻则重在将“以书入印”之妙理在篆刻创作中充分发挥，拓展出新的境界。“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重要意义是篆刻家首先要擅长书法，篆刻的发展是因应书法的发展而起到了充实与促进。无疑，邓石如的篆刻艺术成就是靠其书法功力而取得成功的。“印从书出”既成就了此派，也有先天的不足处，具体说是他们忽略了刀法的作用，在化篆文为印文方面也有失当之处。
△震无咎斋（吴让之篆刻作品）
在篆刻艺术中，刀法是重要的表现语言，是寄寓作者情感的特殊手段，也是篆刻家形成个性风格特征必备的条件之一。在邓石如的篆刻中，最具个人色彩的因素是篆刻的字法，字法往往决定章法、刀法的选择。清代徐坚在《印戋说》中指出:“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所以传章法也，而刀法更难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摹，神不可摹。”道出了刀法在篆刻中的真谛。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印学思想是非常注重篆法的，从其作品中也可看出他重笔意而轻刀法的现象。一般的说，篆是镌刻的前提，刻是篆的继续，篆刻镌刻过程是一个以刀传笔再创作的过程。因此说“以书入印”印文的书写只是篆刻优劣的先决条件。从此出发，过于强调篆刻的书写性，不能化篆文为印文，将会导致就字刻字的习气，似乎少了篆刻刀法自然天趣的表现，如邓石如朱文印“两地青溪”、“家在龙山风水”，白文印“我书意造本无法”等印。相对婉转率真的布局，灵逸浑融的笔意而言，出现了刀法单调少骨力，刀、笔、石不能相兼，缺少自然天趣之弊，也显露出了刀法的不足。相比之下，吴让之汲取金石文字来丰富和改造他的篆刻刀法，匠心独具，在继承中发展成就了“邓派”刀法。
如果我们针对“书印相参”的印学理论特别是邓石如的篆刻实践来分析“印从书出”的得与失，则不难发现，在“邓派”印风的基点正是邓石如书风的“圆劲婀娜”特征，并在篆刻字法中得到了高度应用，而过于沉迷篆刻“圆劲”、“婀娜”的字法风格的统一性，忽略了篆刻分朱布白的关系和章法节奏，使其在处理印文篆法与章法固有形式规律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由此或多或少给印文的章法处理带来了纤巧柔弱、造作刻意和分朱布白上的支离松散之失，使作品缺乏形质相兼，天趣自然的审美特点。
△淫读古文甘闻异言（邓石如篆刻作品）
邓石如出身贫寒，自称“布衣”，其篆刻多学古，与文人篆刻家交流不多。此外，喜游历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他篆刻风格的多变。并且，由于他书法名气大于印名，他自己也不太看重篆刻。由此可见，邓石如篆刻在美学主张上出现某种偏颇之外，创作环境的不稳定和篆刻过多的应酬之作，难免出现急就章式的仓促之作，也限制了对篆刻艺术完美境界及自然天趣的追求。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实事求是地评价“印从书出”的得与失，确立“邓派”篆刻在印学史上的地位，是需要印学研究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结语
邓石如篆刻的重要特点是筑基于其深厚的篆书基础之上，“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此观念既成就了此派，也有明显的局限，即他们忽略了刀法的作用。吴让之篆刻在邓石如等人的基础上，从刀法上做了一定的补救，但篆法风格仍偏于流美，缺乏朴厚的金石趣味。直到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人转向“印外求印”的印学思想，合“邓派”、浙派风格于一炉，刀笔并重，并取金石之趣，乃得大成，从而也把晚清的篆刻艺术水平真正推向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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