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沈从文曾如此盛赞汪曾祺。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善于从生活中萃取诗意，以写字、画画、做菜为业余爱好。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其文学创作疏朗清淡，常有“画意”，在滋润人的感情的同时，给文坛带来了“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今天是汪曾祺诞辰103周年，十月文艺特邀您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所作文章《从传奇到志异》，一同追忆汪曾祺先生的为人与为文，重温其作品的“落拓不羁”与“清雅绝俗”。
从传奇到志异（节选）
汪曾祺是不需要详细介绍的，离世近十五年[1]，相信仍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创作生涯断断续续，1940年代初试锋芒，1960年代零星写作，真正让他获得声誉的是1980年代，那时已是“老作家”。他的长辈如1920年代崛起的谢冰心等，1930年代走红的曹禺等，虽然间有所作，但已不成其为当代文坛的构成。巴金《随想录》影响巨大，不过主要作为思想文本被对待。至于他的同辈，比如《九叶集》的那些，则作为文学史的失落群体被发掘，其中有些也做过重新写作的努力，但都不像汪曾祺那样真正产生巨大影响。民国时代的作家，到了“新时期”，似乎只有汪曾祺是唯一“有效”的，风生水起，老树新枝，与几代晚辈争一日短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颇为特别的。
通常，汪曾祺会被归入新文学中的“京派”一系，所谓“京派”，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也未必有仔细分梳的价值。他1920年出生于扬州附近的高邮，地在江北，但文化上则是江南的延伸。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沈从文等发生联系，之所以归为“京派”大概源于此。光复后在上海呆了两年，此后长居北京。其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系“右派”，流放张家口三年有余。因而就他一生经历而言，与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五地结缘，而尤以高邮、昆明、北京为重要。揆诸其一生文字，背景、取材无非也是这些地方，比例大致与其生活时间的长短相吻合。这一点确乎与被认为“京派”作家核心人物的废名、沈从文等取径一致。
1940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开始写作，自然受到沈从文具体的影响，这在他的文字中多有叙述。不过现在回头去看，汪当年小说、散文、诗歌都有作品，虽以小说为主，与沈从文的风格实际上差异很大。他另外的资源，是西方现代派，尤其伍尔芙等的意识流作品，以及阿索林的随笔。因而，尽管沈从文当时的小说，较之30年代也有大变，所谓“抽象的抒情”。但就叙事方式而言，汪曾祺所作，更偏重的是“意识”而不是“抒情”。这自然有二者气质上的差异，但更可以说是观念的不同，在他们当年的文论中有充分的体现。
汪曾祺与他的老师沈从文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绝对谈不上是个好学生。他同届及前后届的同学，出了不少著名的学者，而他最后因为有科目不过关，多呆了一年。待到可以毕业，按当时规定，须参加赴缅甸的远征军，给美国军官当翻译。他没去，结果只能肄业。没去的原因，有相当部分想必是他的英语实在拿不出手。所以即便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起同是西南联大的穆旦等人，能将自己放在古今东西的文学坐标中定位，他也只不过读了些翻译过来的作品或文论，并无系统，属于“自发”的写作。当然，一直延续到1948年底，他九年的创作，体现出特有的天分，成绩并不算差。英语水平不足道这个缺憾，也不是全无好处，西南联大众多毕业生，因为给美军当翻译的经历，解放后遇到很大的麻烦，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西南联大学生创作群体，就学期间的文学活动，并没有耽误各自的学业。和其他大部分学生一样，后来或出国，或从教，大多都以学术安身立命。肄业的汪曾祺，除了写作以外，在学期间似乎没有别的规划，因而毕业后在昆明、上海辗转以中学教职为生计，间以写作。直到1948年初春到北平，继以失业，一年后结婚，同时也进入了新时代。
1949年到1979年，30岁到60岁，汪曾祺并没有多大的文学成绩，先是在《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当编辑，从张家口回来后进入北京京剧团，工作范围从口头文学到戏曲。60年代初，写出几篇小说。当然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不可能延续40年代现代派的写作路线，不过这些创作还是体现出他深厚的语言功力。另外作为《沙家浜》等“样板戏”的主要编剧，使得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也还有自己的作品。
汪曾祺真正获得全国性声誉是在60岁以后，1980年《受戒》刊发，文坛震动，因为就当时的大环境与文学界的现实状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东西。作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拘束，描摹少年男女的情窦初开尤其爽朗，在当时这显然是个犯忌的题材，但他写起来不以为意落落大方。这里既没有几十年延续而来的“敌我”或者“阶级”，也没有当时时新的“反思”或者“解放”。究其原因，在于汪40年代的文学经验，以及其后三十年间始终未能真正成功被“改造”。他写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性”，三十年世间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他不去回应那个时代，似乎也并不属于那个时代。
《受戒》（《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
但他确乎部分构筑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用的是三十年前的感觉和材料。其中如《异秉》等，更是直接用40年代小说的题材重新写作，不过手法迥异，不但完全没有现代派的痕迹，甚至很难看出作为小说的经营。如此摈落一切技巧，在汪曾祺那儿被概括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正在整个文坛以极大的热情和焦虑重新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汪曾祺似乎从现代回到传统，或者说从小说回到故事。与其说这是有意的拉开距离，毋宁说这是由于他对自己语言能力的高度自信甚至自负。剥落所谓“创作”的一切技巧或讨巧，才能将语言的质地最大程度地显露出来。
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他叙事的方式。小说里的“事件”在他那儿是淡化的，《大淖纪事》真正的“事件”只占少部分篇幅，而更多作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故事。在批评家那儿这被归为“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本来，两个术语都源于西方评论意识流的Poetic Novel。因而要说“诗化小说”，汪曾祺40年代的创作就是“诗化小说”，重意境而不重事件，80年代这方面恰恰一脉相承。之所以给人差异很大的印象，一是叙事方式的改变，40年代时汪曾祺声称小说是第一人称的艺术，此时几乎全用全知叙述，没有原来限知叙述的紧张感；二是语言高度成熟，并且去除“欧化”，使得技巧化于无形。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比起同时的诸多各色现代派或伪现代派作家，汪曾祺是“传统的”，殊不知这所谓“传统”正包裹着也许他本人都未必意识到的现代主义创作观念。
Poetic Novel翻译过来被分化成“诗化小说”和“散文化小说”两个术语，由于汉语词汇自身的影响，在读者甚至研究者那儿也脱离了西方概念的本意，而与作为文体的“诗”和“散文”联系起来。其中的曲折不必细论，但从“文体间性”的角度，八九十年代汪曾祺小说确实有从“诗”向“散文”转化的趋向。简单说，同样弱化小说中的“事件”，80年代尤其是前期的作品，更多地赋予诗意的氛围，其后到90年代则渐渐归于平淡。而由于小说和散文都没有文体形式的约束，使得越到晚期，其创作中小说和散文界限越发模糊。某次与汪曾祺哲嗣言及此，他说他父亲晚年作品，编辑取去发表，有时也分不清是小说还是散文，看着像什么就放在什么栏目下。
八九十年代的汪曾祺，总的倾向，越到晚年，散文越写越多，小说越写越短。其中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改写《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与蒲松龄比文笔，确实算得上豪举。汪曾祺用白话重写那些故事，应该说不比原文弱。《聊斋》是以传奇笔法志怪，文字活色生香，正与《受戒》等相类，但汪曾祺改写用的却是“大白话”。他最后十多年的写作，约略以此为界，语言上是经历了变化的。前期近于“传奇”，后期则走进了古代笔记的传统，类于真正的“志异”，“志”者“记”也，也就是笔录一些事情，小说、散文畛界的日渐模糊正由于此。
通常文学史论及汪曾祺时，会将他放在废名、沈从文这一脉络下，而且他们三人都自认为“文体家”。确实，这两位前辈作家对汪影响最大。再往上的周氏兄弟，他很尊崇，但并无直接的取法。废、沈二位，同样是写到后来，小说、散文混为一体，这其中有什么道理，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三个人的路径其实很不相同，废名一开始似乎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及至后来明白了，则发展出一个观念，即小说首先是“文章”，随后几度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沈从文开始写作，是连标点也不会用，一支笔打天下，他的观念核心，其实是如何“讲故事”，用不同的办法来讲，讲到出神入化，“小说”的外套就套不住了。与这两位不同的是，汪曾祺一开始是知道怎么写小说的，他后来的几度变化，与时代的变迁有很大关系。
废名、沈从文对创作是有很大野心的，而且都有很大的毅力推进自己的工作，才能也足以相副。不过，到了共和国时代，虽然原因不同，但都不能不在盛年时停笔了。汪曾祺的个性似乎相当随便，西南联大时期对学业没有任何规划，也许是想走作家这条路吧，但废名、沈从文开始写作时的那种努力在他身上是看不到的。而到50年代，意识流那一套自然得收起来，于是只能是“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虽然写得很少，但他却适应得很好，没有冒犯大环境却也不必太委曲求全。80年代以后放笔为文，虽有压力，但忌讳渐少，自然更可以游刃有余，以往的经验很好地调适，因而不必刻意地去张扬某种主张。或者说，他回到“语言”本身，如此则文体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无非是语言的外衣而已。
无须忌讳，就总体的创作成就而言，汪曾祺并没有沈从文的广度，也没有废名的深度，当然更谈不上周氏兄弟的阔大。通俗的说法，算得上是“名家”，却不太够“大家”。他读书随性，很难称得上博学。写作随缘，有条件就写，没条件也不烦恼，无非过日子而已。他总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活、写作，绝不试图“超越自我”，这是二周、废、沈所未必有的心境。晚年得大名，邀访求序络绎于途，他似乎都不大拒绝。看他的游记，不少是接受招待之后的“文债”，而他所作序的那些作品，不过一二十年，大部分已湮没无闻。这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过他本就对自己的才华和成就不大上心。也许可以慨叹他的“未尽才”，但也正是这份难得的“无大志”，造就了其作品的落拓不羁、清雅绝俗，也决定其必可传。
[1]注：本文为王风在2011年岁杪于北京大学写作，彼时汪曾祺先生“离世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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