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琪，郭剑卿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 037009）
葛水平以其简洁清晰、通俗易懂、真实又直接的语言风格，描绘了晋东南当地朴实、勤劳、厚道、守成的人文风情。葛水平先后发表了《甩鞭》《地气》《喊山》《裸地》等作品，奠定其作为山西文坛领军人物之一的地位。尤其突出的是，为乡村被拐女性发声的小说《喊山》，荣获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2005 年度人民文学奖。本文试图通过对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葛水平小说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
葛水平创作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对乡土小说的个案分析上，虽层次多样，涉及乡土书写、女性视角、语言艺术等多个层面，但欠缺整体性研究。崔彦玲在《近二十年女作家小说中的“乡土女性”书写》中首次在大的时间维度上对葛水平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定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遽的城市化，商业化进程，更进一步刺激了知识分子的乡土固恋情结。汪曾褀、王安忆、迟子建、葛水平等作家重续这一'反现代’诗性传统，在作品中精心描绘着呵护人性的乡土世界，塑造了一系列或美好、或温柔、或活泼、或野性、或包容的乡土女性形象。”[1]其认为葛水平是上承沈从文、废名等乡土小说家的代表，葛水平小说寄寓了现代知识分子厌恶陌生、病态且充满功利算计的城市生活，渴望“返乡”的内心追求。
2004 年是葛水平创作的“井喷期”。《甩鞭》《喊山》《地气》等一系列中短篇佳作频出，周晓玲在《葛水平小说论》中谈到葛水平之所以深耕于中短篇小说创作，“擅长在一个较短的篇幅中开展一段完整的生命叙述。”[2]源于作家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其小说在结构上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结构严谨，拥有戏剧化的对白和动作，富有戏剧性。如《喊山》写主人公红霞小时候因想吃“糕团子”被拐卖，而后被人贩子当做商品卖给了打死前妻的腊宏，在丈夫长期的毒打和辱骂之下，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会说话的哑巴”，后因雷管爆炸，炸死了丈夫，一场意外的事故结束了红霞的噩梦，情节一波三折、环环相扣、荡气回肠。葛水平在《甩鞭》中向读者讲述了旧时代大户人家丫环王引兰与三个男性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结尾王引兰为夫报仇，杀死了凶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中善与恶、美与丑的角力。
葛水平创作在保持鲜明晋东南特色以及讲故事的叙事手法的基础上，也不断尝试进行突破。200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守望》将舞台从农村移向城市，刻画乡土女性进入城市后的命运遭际、生存境况以及精神图景。米水秋这一善良美丽的农村妇女，进城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以及生活本身的沉重，一点点剥尽了她的尊严与操守，将她导向沦落风尘的出口，之前所有的挣扎都变成了堕落的铺垫。题目“守望”其实另有深意，米水秋是女性传统美德的“守望者”，但她的这种淳朴守望,并不能抵挡城市生存法则的残酷无情。
葛水平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关注更多的便是女性。而崔彦玲在《近二十年女作家小说中的“乡土女性”书写》中关注到了葛水平基于民间立场上的对男性形象的重塑。指出“民间立场的包容，使其作品中开始出现一些正面的、颇具人格魅力的男性形象”，[1]展现了葛水平追求两性和谐的观点。《裸地》中葛水平成功塑造了盖运昌与“女女”这两位人物，盖运昌这个亦正亦邪、意味复杂的男性角色，其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有儒家士大夫的刚直操守；“女女”是作者理想中爱与美化身的女性形象，细腻刻画了“女女”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煎熬及彰显的人性之美。这部作品处处展示了葛水平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溯与发掘，其中关于风水学、中药材、迎神赛、形意拳等的刻画，具体的、日常化的书写，质朴的美学追求和深情的人文关怀，均流露出主流话语所不具有的包容性和美感，以及浓郁的晋地风情。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纵观葛水平的整个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随着葛水平小说创作观念的转变以及创作方法的改进，其创作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很大程度的开拓。她的创作不再拘泥于浓浓的乡土气息上，而是采用鲜明的性别立场去感知、洞察乡村女性的生命历程，对女性个体的尊重，由此引发作者对男女两性的思考。
近年来，学界对葛水平小说文本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主要集中在从女性书写与意识方面对葛水平小说进行富有新意和深度的解读，同时地域特色、乡土指认等方面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一）女性书写与女性意识方面 刘宏颖在《论葛水平乡土小说的女性书写》中，从社会转型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角度分析了《小包袱》《一时之间如梦》等作品，文中谈到“当浓郁的乡土情怀在现代文明的冲刷下不断淡化、消失的时候，女性的觉醒之路开始具备前行的可能”。[3]刘宏颖认为伴随着传统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的解体，女性意识才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觉醒，葛水平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塑造了被情爱、大自然与社会唤醒的女性独特的个体；白银的《论葛水平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则注意到葛水平超越性别的“中性”叙述立场，其认为：“葛水平创作看似没站在女性立场，通过女性角度来表达情感和经验，而是采用中性叙述者进行讲述。但“所谓的'中性’立场，不过是作家处理问题的态度和表意的策略”。[4]事实上，在葛水平作品中女性意识无处不在，其只是将男女之间性别博弈作了更理性的处理，认为女性解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女性不应选择与男性彻底决裂，否则将面临“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显然葛水平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险恶的人性面前，将性别矛盾暂时隐去，这样的处理更加客观和接近生活；陈树义的《葛水平小说的女性意识》[5]从女性视角、女性书写和女性文本等三方面展开论述，关注底层女性，发掘其在生活的泥泞中仍保持的“真善美”；孟繁华在《葛水平小说论》[6]中较早以性别关系入手，通过生死、情义、两性等叙述，将人物的思想、感觉、情绪等交织叠合在一起，揭示出落后闭塞的乡村人也有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高嘉仪的《浅析葛水平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从女性意识为切入点，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分析了女性意识的具体表现，及深度剖析这种意识背后产生的动因。尉少雄在《探析<甩鞭><喊山>中的女性书写》[7]中认为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从土生土长的时代环境和文化契机两方面完成对女性书写的超越，以此来探究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此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另辟蹊径，如赵春秀的《缘于对男权话语的认同——葛水平小说女性悲剧探因》[8]从男权话语出发，解读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缘由，认为长期以来女性一直处于对男性主体“客体化”的依附地位，严重缺乏对自己精神性别的确认。旨在告诉我们女性只有拥有独立的话语体系，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最终促进两性和谐发展。毛郭平的《〈甩鞭〉与〈喊山〉中的“身体”》，[9]围绕“身体”这一叙事形态，以文本《甩鞭》和《喊山》为例，指出“身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代码，是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以此来探讨肢体语言与肉体关系背后深层次的意涵。
（二）地域文化方面 韩苗苗在《太行风情——论葛水平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10]中从两部分梳理小说中体现的地域特色，指出葛水平能自如地将晋东南的地理环境形诸笔端，在于其对于当地民俗风貌的熟稔，更在于生于斯，长于斯,而形成的天然情感脐带，她深切地了解各种地文地貌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因此,葛水平笔下的小说也格外真切；冒鑫鑫《论葛水平小说的地母精神》[11]一文深度剖析了葛水平作品中呈现的地母精神，将地母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传承性、包容性、守护性，试图通过地母精神这一角度，挖掘葛水平的精神诉求和价值理想，表现作家对女性生存命运的思索与关照；冯雷在《大山深沟的风格——论葛水平小说的地域特色及其历史意义》[12]中以山西农村为切入点，对民俗作了细致深入的描写，并赋予其全新内涵。冯雷认为葛水平小说笔下呈现的风俗已经超越了其本身所赋予的意义,为山西地域性文学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石立干的《论葛水平小说的地域文学特色》[13]选取“地域文学标识”这一独特的视角，从地方自然环境、地方文化内涵、地方人物形象等方面为我们阐释了地域性文学经验叙事，为重建乡土文学提供了文化依据。
（三）乡土认同方面 陈赟赟的《葛水平小说中的乡土苦难研究》[14]一文采用乡土苦难叙事的写作手法，深度分析造成这种苦难书写的成因，源自于作家独特的个人的生活经验，浓厚的乡土情结和晋东南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以此来揭示这种乡土苦难书写背后隐藏的精神内涵，体现作者鲜明的民间立场；郭剑卿在《葛水平的乡村想象与草根文化认同》中认为葛水平接受的“天道教育”[15]和来自乡村生活独特的自然经验成全了葛水平的写作。从“齐物”这一新颖的视角解读葛水平作品中呈现的本色本真的现代乡村社会，力求通过葛水平笔下的乡村想象来展示隐含在其间天然的生命张力；宋金玲在《乡土诗意——葛水平乡土小说论》[16]中以乡土诗意为切入点，探讨了葛水平乡土小说中的诗意表现，具体表现在人性这一层面，作者对人性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与描写，来揭示葛水平乡土小说中对于乡土人民人性之美的讴歌；张佳惠的《论葛水平乡土小说》[17]一文指出葛水平旨在通过乡土小说的创作来找寻与自己生命的契合点，葛水平小说中塑造的每一位女性都饱含着一种温暖的力量，是女性丰富的生命世界的集中体现，这些女性形象的描摹代表着乡土是葛水平最终的心灵归宿；王锐、宋云的《葛水平乡土小说漫谈》，[18]围绕乡土小说展开论述，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女性人物形象进行逐一分析。注意到葛水平在塑造人物时，不仅讴歌了主角身上具有的人性之光辉，也没有忘却人性复杂的一面，对人性多角度进行挖掘，进而营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乡村世界。
在艺术表现上，葛水平充分运用独特有趣的方言俚语,极具地域色彩的人物塑造,通俗化的叙述创作，以强化文章表现力,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这引起了学界不少研究者的重视。
（一）语言风格方面 高妮娜的《葛水平小说的语言研究》[19]对葛水平小说创作中的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展开详细的论述。指出方言与生俱来有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民间性的特点，作家往往在方言中寄寓着一种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民间立场，进一步体现方言原生态的生命力；钮宇大在《葛水平小说的语言艺术》[20]中对葛水平的语言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刻剖析，给予极大的称赞。指出葛水平的论述语言精辟、中肯，表达贴切、真实，富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张力，有鞭辟入里的独到之见，也有追本溯源的深入探究；孟旭的《葛水平小说语言风格研究》[21]一文通过从词汇、句式和修辞等方面入手,总结出葛水平小说语言具有简洁精炼、质朴通俗等特点，并论证了其语言风格形成源于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赵玲丽在《葛水平小说〈裸地〉的语言艺术与气场美学》[22]中，借“气场”这一抽象概念来阐述葛水平小说语言的深厚表现力，小说文本中多次提及'烟气’'气’'气流’'气场’等词，将“气场”与自然界旺盛的生命力有机融为一体，来展示晋东南地区人们散发着的厚重的生命气场。
（二）女性形象塑造手法方面《“献身日常要求”的女人——葛水平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23]一文，黄丹、黄英详细分析了葛水平小说的女性形象，将女性形象具体塑造为两类，一类是以弱者为代表，如《甩鞭》里的倪六英，《浮生》里的秋凤，水仙、《空地》中的秋香等，她们柔弱、卑贱、顺从，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依附于男子；另一类是富有抗争精神的强者形象，主要以王引兰、米秋水、红霞和寻红等为代表，她们以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对抗生活中的种种磨难。葛水平细致入微地亲近于她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饱含着作者对女性自然本性的颂扬和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张新宇的《葛水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以〈甩鞭〉〈喊山〉为例》[24]中，概括总结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即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工具化的女性、自我精神觉醒的女性、走向“言说”的女性等，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对这四类女性形象的解读，力求真实地再现乡村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来传达作家对底层女性的关注与同情；罗素峰在《葛水平小说的女性形象研究》[25]一文中从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详细刻画了葛水平小说笔下的女性形象，探究这些女性形象背后所呈现的女性意识，以此来挖掘作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所要传达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
（三）叙事学研究方面 有一些文章从叙事学角度对作品进行了研究。比如李欢的《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之灯——论葛水平的叙事速度与精神空间》[26]从叙事速度、时空间转换等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地解读和阐释了“隐喻叙事和启蒙叙事”“诗意诗情和诗性文本”“气场美学和美学建构”等，深度展示了葛水平对乡村文明的坚守和对乡土文学的传承与超越；蔡晓琴的《葛水平乡土小说叙事研究》[27]从独特的叙事风格着手，凸显出葛水平创作重戏剧化冲突的特征。指出葛水平在小说结构上采用戏剧化的写作手法，通过这种戏剧化的书写，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坎坷的命运，体现作家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与审美追求；此外在叙事风格上，顾玮的《底层生存的美学建构与大俗大雅的民间叙事——葛水平小说论》[28]一文采用基于民间立场的通俗化叙事的手法，使小说能够兼具通俗与典雅的民间叙事特征；杨根红的《论葛水平小说的伦理叙事》[29]从叙事的伦理和伦理的叙事这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对历史叙事、女性叙事、文化叙事等作出详细的分析，以达到凸显文本叙事对乡村生活原生态的再现。
从浑然天成的民间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葛水平和山西本土作家一样，他们都接受着相同地域文化的滋养，有着共同的乡土文化身份和文体创新意识，都在用饱含深厚热情的文字书写同一块乡土。在创作方式、主题呈现、题材风格、文化诉求上既体现出传统的继承性，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一）与赵树理比较研究 从写作风格来看，葛水平和赵树理的创作迥然有异。许孟陶的《赵树理与葛水平小说创作比较论纲》[30]从多个角度对赵树理与葛水平小说创作进行细致比较，指出在小说题材类型上，赵树理写的是革命乡土小说，而葛水平写的是诗性乡土小说；在艺术手法上，赵树理采用传统式的现实主义，而葛水平采用现代式现实主义；在表现形式上，赵树理以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审视农村、农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和约束,而葛水平明确以自己的视角和立场看待农村、看待农民，受到女性意识的影响很大，总体认为，赵树理的小说风格属于意识形态型，而葛水平的小说风格属于乡土经验型；郭剑卿在《葛水平的乡村想象与草根文化认同》一文以乡村经验为切入点，对比葛水平与赵树理不同的创作风格，认为葛水平作品不囿于起承转合的固有套路，以生活本身之逻辑推动故事，为作品定下了贴近生活、自然的总基调。而赵树理的创作被放置在农村新政权之下“翻身”“解放”这样的宏大叙事中，以此来凸显农民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2013 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从赵树理到葛水平》[31]一文，陈歆耕从文脉传承角度入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葛水平与赵树理的创作，指出赵树理的语言更接近于传统评话式的艺术风格，而葛水平语言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温情；吴梅在《一种底色两种风景——论葛水平对赵树理的传承与发展》[32]中，对人物的审美性这一叙事风格，运用比较文学研究视角，指出赵树理笔下刻画的人物是一种非好即坏的二元判断，具有一定的刻板性，而葛水平刻画的人物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丰富，将人物立体化，充满质感，通过人物审美性的对比，来表现葛水平对赵树理的发展与超越。
（二）对比蒋韵研究 2005 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第5 期刊出的《山西女性文学的湮没与浮出》[33]一文，王巧凤指出蒋韵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苍凉感，这与葛水平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蒋韵塑造的是漂泊的“外乡人”，表现家族与革命的女性，而葛水平塑造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女性，没有文化背景，不懂浪漫爱情，却可以活得光鲜亮丽。同样关注的是女性的命运，葛水平却以一种独特的性别触摸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李娜在《心灵记忆的呈现》[34]中选取死亡意象这一独特的角度，比较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蒋韵以审美的眼光关照死亡，她笔下的死亡充满诗性，赋予死亡“独特的美感”，体现作家对生命的哲学追问与思考，而葛水平笔下的死亡体现的是作家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是对生命的整体感悟与理解；2014 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山西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35]一文,赵春秀别开生面地论述蒋韵与葛水平继承和超越了石评梅色彩清冷地感情基调，指出蒋韵善于运用“落日”“流水”等意象来完成对女性诗意悲剧风格的继承与追求，而葛水平擅长用“地”“气”将山西女性文学中的人文传统联系在一起，使小说散发出浓浓的人文情韵，这是葛水平区别于蒋韵独有的气质之所在，归咎于一点，两位作家都为山西文坛的发展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对比其他作家研究 董凌在《孙惠芬、葛水平乡土小说创作比较谈》[36]中从婚姻爱情、生存人性等方面就孙惠芬与葛水平的乡土小说进行比较，指出孙惠芬认真审视着传统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下的生存苦难，而葛水平更多关注的是乡村土地上的民苦大众，在言说方式上，孙惠芬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事视角，而葛水平采用内视角中的全知的叙事视角，其次在小说结构上，孙惠芬擅长以心灵化的书写作为小说的结构，而葛水平的小说善于运用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作为结构，全方位、多层次地对比孙惠芬与葛水平的乡土小说创作；崔彦玲在她的《近二十年女作家小说中的“乡土女性”书写》[1]一文中，采用宏大的叙述方式，将葛水平与丁玲、萧红、王安忆、迟子建等女性作家放置在一起，探讨作品中的乡土女性形象，意在延续“反现代”[1]的传统诗性的。在艺术风貌的地域创作上，就铁凝、孙郁与葛水平作横向对比研究，探讨地域文化对文学艺术风貌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葛水平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域文化、乡土书写、女性立场等方面，成果蔚为大观。葛水平创作跳出以男权意识为中心构建的意义体系，将视域聚焦于占中国女性多数的乡土女性，以具体的、日常化之书写来刻画农村女性的困境与负重，以其质朴的美学追求和深情的人文关怀来挖掘乡土女性或艰辛、或厚重、或温暖、或朴素的生存本真，从而打破性别经验和城乡差异的隔膜，去除对农村女性形象客体化、符号化、空泛化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葛水平之创作与相应的研究为作为舶来品的女性主义开拓了真实而又富饶的土壤，为补充、解构、建构性别研究理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在葛水平小说创作研究中，有这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如何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更好去解读葛水平的作品呢？就目前研究现状看,这一角度研究还鲜有涉足，而生态女性主义中反对压迫妇女、崇尚自然等观点，与葛水平主张不谋而合，可以进一步展开研究；其二，能否通过葛水平的研究创作，对山西女性文学表现出来的沉浮文化现象进行一番思考呢？对女作家相关创作整体研究，发掘其创作的整体特质及意义，使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中，以独立的姿态获得尊重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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