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外，《情采》篇既强调“为情而造文”又主张“述志为本”，《附会》篇更主张“必以情志为神明”，都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不过，刘勰所说的“情”和“志”并不是两回事，他这种说法，可以用孔颖达疏《左传》的后来解释：“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84这就是说：当作者“睹物兴情”而要表达其“情”时，必须对“情”有一定的要求，而不能“任情失正”；要“情欲信”、“情深而不诡”，或“义必明雅”等等。刘勰在《明诗》篇说他训“诗”为“持”，正合孔子“思无邪”的意思。这就说明：“情”和“志”通过“持”这个要求商得到统一；能“持人情性”这“情”，就合于诗的要求，就和“诗言志”的“志”一致。刘勰对“诗”的以上解释，反映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就是能“顺美匡恶”，对封建政教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样，他兼取“诗言志”和“吟咏情性”二说，既吸收了汉魏以来对诗歌认识的新发展，容许诗歌创作的内容有广阔的天地，又有避免魏晋以后诗歌创作中虚情假意、诡滥失正的倾向的意图。《情采》篇说，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创作，才是“为情而造文”，才符合“述志为本”的基本要求。这种“情”和“志”，就完全是一致的了。由此可见，刘勰对“诗”所作“情志”并重的解释，虽有一定的保守因素，在当时还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秉情言志——注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