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讲课题目是“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围绕这个主题，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第二个，对近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基本认识；第三个，城市化发展历程；第四个，现代城市治理的基本思考。
一、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
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是一个相对的、传统的概念，我们不能赋予现代化太多东西。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所以那时我们更多地把现代化当成一种理想、一个奋斗目标去追求，这样一来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就变得片面，因为我们只看到了现代化好的一面。
通过几十年发展，如今我们看到，城市现代化具有两面性。考验城市现代化更多的是我们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不能盲目地追求城市现代化。对现代化认识的不足导致我们原来在很多经济决策和城市管理上准备不足。
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而发展。目前，应对城市管理和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考验我们的首先是怎么样去反思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弄清楚我们事先为什么没有认识到。其次，为什么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为什么解决起来越来越复杂。最后，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科学来解决问题。
二、对近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基本认识
近现代时期，人类社会发展迎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迹。从蒸汽机的发明到制造工业的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物质财富。过去，生产一张桌子，一个陶瓷杯，一个水杯，一件瓷器，一张凳子，都需要一个人花上一天、两天的工夫，几千年来，效率基本上没有太大提高。但是到了近现代，一条生产线就可以生产洗衣机、电视机。汽车通过流水线生产，年产可以达到30万辆。这就是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发展。
但是，技术的进步又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是生产力，能生产财富。而科学，比如摩尔定律，1摩尔等于6.02×10的23次方，这是科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都被说成是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指的是用一种规范化的程序去琢磨一件事，而不是说做出来的结果，那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至少不是唯一的。但是现在如果把科学理解为一定是好的、正确的，认为科学只有正面的东西，没有负面的东西，就是错误的。
三、城市化发展历程
几千年来，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商贸的发展，而城市往往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原来的交通主要是河流，所以城市主要是跟着河流来分布的。城市主要是商贸集散地。近代技术文明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同时相对来讲，物质财富的发展始终关联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
近代技术文明是什么？工业革命的文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主要是财富的生产中心，工业生产主要聚集在城市。而今，城市现代化作为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推手，一方面提高了“搬家”的本领，人类用石头来进行城市建设的本领极大提高了；第二，工业财富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城市。农耕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生产的主要是农、林等产品，生产线形成之后，财富生产就进入城市了。
然而，城市现代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工业生产较为集中的城市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城市最后又把工厂往外放，这种再改造的建设任务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因为对城市现代话的概念没有想明白，把这个东西作为乌托邦似的一种信仰去宣传、引导，最终就带来了问题的高度复杂化。
怎么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与产业相关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西方的城市化发展有没有捷径？城市化该怎么搞？搞多大规模？占多大比例？没有捷径。我们存在的问题西方都存在过，但是西方国家的情况又和我们不一样。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两国的可耕地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整个国家的人口却只有两三千万。我们是什么情况？北京市就是按照两三千万人口这样规划的，所以照搬西方模式是不行的。其次，建城市直接推动第二产业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西方的产业结构不同，西方人少，发展又早，所以科学技术、金融运作的水平都比我们高。而且，西方国家的经济虚拟化程度可能更高，中国一定要以实体经济作为重要支柱才行。所以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套用西方的经验，中国的产业要基于自身的产业基础、产业政策，不能用西方那套全面虚拟化和服务化的模式，我们的实体经济、中国的财富生产一定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基于产业来讲，中国的城市化一定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城市是服务产业为主，有些城市是实体经济比例很高。
第三，中国一定不能把人口都往城里转移，农村一定要居住一部分人，所以并不是说城市化的人口比例越高越好。加拿大、澳大利亚只有几千万人，建个城市就可以了。但是中国不行。
第四，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在解决城市化问题时，要向高水平发展。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需要解决的可能是居住的问题，但是在中小城市、县级城市，甚至是镇一级，大量的房屋建设是严重资源浪费。在我的老家，一个县有几十万人，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到外面打工、上学，道路修好后，很多人都开始盖房子，有的甚至盖了三四层楼高，有几百、上千平米，而且一个人有几套房子。尽管盖了那么多房子，可我们却以为那里还没有房子住，认为那里的城镇化水平还不行，还要继续推进城镇化。但是实际上，这里的房子是严重过剩的，所以城镇化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讲到群落建设，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群落建设在中国这么重要？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地形地貌复杂，可耕地不多。
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居住习惯，不能片面地强调城市化。在全国，制造业要跟大城市分开，大城市主要发展商贸和服务业，制造业要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比如，首钢搬迁，产业工人从哪里来？工人的家在北京，要让他们离开很难，又不能让工人一年都在外面打工。所以说要有一部分以商务和行政为主的城市，还要有一批以财富生产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集镇和城市，再有一部分是纯居住类的以田园生活和退休生活为主的、没有太多商务行政功能的群落。不能一味地讴歌城市化未来中国城市化究竟有多高的比例，服务经济究竟占多高的比例，不是专家讲的。产业结构是这样，城市化也是这样。在医疗方面，老百姓非得都挤到北京的医院看病吗？实际上有基本保障就够了。如果压力小一点，生活条件、环境好一点，生活习惯了，住在那里就舒服多了，也就不愿意老住在城里面。
还有就是，未来群落建设一定是我们生活发展的新空间，小城镇建设应该转向群落建设。实际上，我们的小城镇建设基本上就是套用的大城市模式：一条路修好，两边的房子一盖，住了几年又要拆，因为那种地方实际上是不适宜居住的，也不适宜发展商贸，这就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中国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中国的传统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不能照搬书本。实际上，研究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要看中国历史，明白历史才能明白一些道理。要看一看自然辩证法才懂什么叫科学，否则容易把科学形式化、宗教化。自然辩证法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要看近代科学技术是怎么发展的。
四、现代城市治理的基本思考
城市治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好特色定位。首先是国家层面，全国对城市化至少有一个“三三分”的比例安排，不可能一味强调城市化。商贸、行政、文化中心，这些是城市化。基于产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城市一定是以产业供应为主，而产业供应要求城市不可能只是上班的地方而没有居住的地方。从全国来讲，群落建设是防止城市化，也就是推进我们整个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对北京来讲，其功能定位一定要站在首都的角度，以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国际交往功能作为城市的主体功能。作为城市，除了一般性的功能，基于城市的特殊性、特色性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主体功能定位要有别于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等。
第二，北京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北京要先建设城市副中心，接下来才是商贸、行政、教育、文化、居住等一般性的功能。商贸需要有取舍，居住需要有取舍，医疗、教育、卫生也要有取舍。一般的、低层次的功能就得转移出去。既然已经有别的功能了，其他的功能相对来说可能就不能够满足，其他城市能够做到的，可能北京就做不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首先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城市功能定位。如果功能定位没有一步到位，或者还没有想明白就直接做规划布局，加上服务、生活、教育、卫生等产业链需要有所选择，可能只能抓高档和中档，再想把产业链做完整，又想做低端，这就很难做到。功能定位要清晰，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低保的功能是什么？重点抓的功能是什么？可以舍的功能是什么？功能里面还要有分类，要分层。
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规范是没有理念的。城市规划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很简单，就是需求最小化，供给最大化。这个理念和我们搞制造业和商贸的理念是相反的，对需求要往最小控制，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不能把需求过度膨胀，要把需求尽量往小的方面走。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小区弄好了以后，我把它的需求往小了控制。一般的医疗，一般的教育，尽量在小区里面就有了。政府办公，很多事情尽量透明化，让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就不会因为一个小事情到处问了。
规则简单化，在北京更需要。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帝和景帝上台时，国家有一条措施，就是整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的简单化。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整个社会的规则管理有一个技巧，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什么事找什么人，该怎么解决，老百姓都是知道的。
供给最大化。比如北京停车场再怎么建，地方就这么大，能有多少地拿来停车，这就供给跟不上了。还有医疗，无论大病小病去医院，都往这几个中心地方的医院走，这种交通、这种医疗，怎么供给？一个简单的病，不用做检查，告诉你一两个月要检查十次八次，到这里做检查，再到那里去拿片，再到那里去交钱，再到那里去复查，弄来弄来，最后检查不检查不都是一样嘛。城市的功能布局是需求尽量最小化。商务区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做商务，居住区就用作居住，办事就在某一个事的区域内办事，配套完整了，就不用跑到区域以外了。
比如小孩上学的问题。这个北京现在做得比较好，就近上学。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需求尽量最小化，供给最大化。建造房子，并不是说看着漂亮就行了，还要考虑布局、建设，要考虑它的整个公共功能的需求来自于哪里，供给在哪里，最好是某一个功能体就在本体那块，相关的辅助功能尽快完善。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供给跟不上，所以就不能过多增加需求。其次，还必须转移一些业态，一些功能的处置。比如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地价、商业成本自然是很高的，那么低收入的、纯粹靠社会保障过日子的这么一批人，实际上可以鼓励他退休以后不一定要住在城里，可以鼓励他适当地回原籍，回到适合他的群落并给予一定的居住空间。另外，北京转移功能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转移，实际上是与周边地区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一种合作发展，是一种共同生活。
还有就是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问题。副中心的问题首先是功能定位，这需要我们深刻领会，消化理解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意图和决策理念。那么，副中心是从哪里来的？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副中心和原有中心要打通通道，因为只有把通道打通，城市功能转移的阻力才会小，才会顺利。
最后一个问题，北京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怎么创新发展？这个创新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想学国内其他城市，不行；想照搬国外模式，也不行。北京要在自己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并且，几千年来人们的消费和生活习惯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殊性，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也是工作的一个难点。比如，既然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国际交流中心，那么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时，就要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老百姓的文化素质。
还有就是教育、医疗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东西。北京更多地是承担了全国的功能，全国都来北京看病、读书，因为这里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丰富。现在除了要考虑北京自身的发展以外，还要考虑北京对接全国的通路、渠道，要考虑怎么分散资源，减轻城市发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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