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骄傲，我们习惯于从小到大以此作为中华民族高度文明的代表和象征。特别是近代以降，面对西方的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处处落败的中华民族更是把四大发明当做了聊以自慰的神器，四大发明的肇始作用被无限放大，好像所有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最终都是这四大发明的子和孙，子又有子孙又有孙，但终究是离不开老祖宗的，终于成了这样的一丝味道：阿Q遭了赵老太爷的耳光，一边捂着脸，一边嘴里要叫嚷，儿子打老子。
说四大发明是近代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这并不冤枉，但也可以理解。一个民族由于长期的封闭从而导致落后，没有哪个民族在感情上可以接受这一点，那么“四大发明”这个提法的诞生，就是一个时代群众情感需求的产物。
可惜，这产物也非来自中国。
最早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的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新工具》，1620年）。然而在《新工具》中，培根提出的是三大发明的概念，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马克思也赞同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1861年到1863年）。很快，这个观点被一些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业的所谓汉学家注意到，并且加以宣扬。其中，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又在培根的三大发明的基础上加入造纸（艾约瑟《中国的宗教》，1884年）。继而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这些发明的伟大性大力鼓吹。
四大发明指的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者都应该算在技术的范畴而非科学，它脱胎于实践而非由哲学思想引导而诞生的理论研究，如果能看清这一点，就会发现所谓“四大”的取舍，其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如果说印刷术和造纸术解决了知识大量传播的需求，那么曲辕犁解决了人类首要的需求——生存需求，按照这个标准，曲辕犁是否也应该算在“大发明”里？要是还能容忍印刷术含混不清的存在证据，那么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绝对是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一盏耀眼明灯了。
培根也好，马克思也罢，就算拉上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他们绝对称不上胡诌，但是，第一，圣人也会犯错，也会把相关性和必然性相混淆，比如地磁现象的发现和指南针的发明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不存在必然性；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原因是复杂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原则就是无法做到枚举，火铳的发明或许得益于火药，但是，你若是说火药的发明直接导致了“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是说相声了。如果有意无意地把这些相关性和必然性混淆的结果再加上些许“演义”的态度，那真是关公战秦琼了。
所谓关公战秦琼，这四大发明取舍的奥妙，还真是尽在“不足为外人道”。
不过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四大发明的主观性。四大发明这一提法的主观性一直就被人诟病，首先就是印刷术。在四大发明提法中的印刷术指的是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见载于沈括1088年所著的《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中关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
《梦溪笔谈》卷十八 技艺，原文：“……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但是目前我们从未发现过实物来证明这一说法。事实上学界更倾向于相信这种技术从未真正被付诸于实施过，因为胶泥即使经过烧制，也无法承受印刷所必要的压力。而一直被国人拿来作为物证的《陀罗尼经》，是雕版印刷品。但是雕版印刷在原理上同自古以来人类使用的印章并没有区别，于是现代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就无从谈起了。而挑战中国印刷术发明者地位的，是德国的古登堡。古登堡1455年发明的铅合金活字版印刷技术是目前西方公认的现代印刷术的起源。在维基百科中文版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字条里，对于他的发明是这样形容的：“古登堡是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他的发明引发了一次媒介革命，并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其印刷术在欧洲迅速传播，并被视为在随后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等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现代的知识经济和知识传播给大众奠定了物质基础”。作为物证，真真实实存在的《谷登堡圣经》使得它的主人古登堡牢牢占据了印刷术发明人的地位。
《谷登堡圣经》
紧接着的就是火药。每每谈及此，我们必然会很文艺地联想起鲁迅的话，其原话是这样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署名何家干，即鲁迅，《伪自由书》，1933年）。或许这句话的文艺性颇令人欣赏，但当我们在讨论科学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这句话的科学性了。中国人发明的由硫磺、木炭和硝石配比而成的火药是黑火药，目前的证据显示，黑火药的的确确是由中国人发明后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而且，火药在中国并非没有被应用于军事。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制作火药兵器的最大问题，还是难以生产能够承受火药爆炸力的炮管/枪管。事实是13、14世纪以后，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中国还是有大量使用火器的：世界上最早发明三线战法的是明初的将领沐英，沐英被朱元璋任命镇守云南，云南此时还是化外之地，少数民族军队反抗中央政府统治的热情高涨，他们还非常善于就地取材，在作战时喜欢使用大象，沐英手下的步兵在面对大象时不堪一击，促使沐英必须发明一种新战法来适应当地的作战环境。最终，他发明了三线战法。
置火铳为三行，列阵中……前行退后，次行继之，又不退，次行退后，三行继之。
沐英
沐英在作战中大量应用三线战法，这就是中国人使用火器最好的证明。但是要注意的是，明朝，特别是入朝作战对抗日军时期明朝军队使用的火炮不在此范畴，因为当时明军虽然有记载大量使用火炮，但是该种火炮却是西洋传入的弗朗机及其衍生品，不能算在中国原生技术序列中。所以，并非如同鲁迅所说，黑火药只被用来制造鞭炮。由此看，十七世纪中国发生的朝代更替，即使我们谨慎对待火器普及率这一概念，由于这一数据已不可考证，所以我们把它弃之一边，但是，明朝军队拥有大量的火器使用记录，所以，这样一支在战斗中曾经大量使用过火器的军队依然被只使用冷兵器的女真族军队所打败，可以证明，当时的火药并不足以产生四大发明这一提法中所宣称的巨大作用。而至于马克思所说的“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这样纯文学的描写，则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了。有网文（首发于豆瓣的《拆穿中国古代所谓四大发明的谎言》）说“黑火药之所以只被用来制作鞭炮是因为它只能被用来制作鞭炮。而改变世界的是黄火药”。实际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黄火药这样东西，如果其所指是“黄色炸药”，那两者既不在一个技术层级上，而其两者的时间差也决定了这种比较不具备说明任何问题的逻辑性。把所有这些正反证据都考虑进去，再问黑火药是否真的如四大发明这一提法里所说的那样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那答案很明显是没有。
明朝的火药武器
再说说指南针。对于司南的记载，只有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中的十二个字：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样一来，不少人就会疑问，那我们从小在自然常识课本上看到的那副照片里的勺子到底是哪儿来的呢？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司南都是中国现代的博物馆学家王振铎先生（1911~1992）根据古籍制作的模型。除了司南，还包括水运仪象台等。而王先生也有可能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因为如果我们把王充《论衡·是应篇》里的那句句子读完，可能我们就会发现，按图索骥的产物不一定对。那句话的原文是：“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 这样一来，把司南作为中国率先利用地磁场发明指向工具工具从而进一步囊括进四大发明这一说法就显得很不严谨了。其实，那些宣称中国率先发明指南针的人使用了一套相当跳跃的逻辑来推断出中国人一定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率先发现了提炼生铁之法，并且发现了可以通过将其与天然磁石接触来使其磁化，比如以下这些文献：
黄帝曰：'若此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管子》地数第七十七
慈石召铁，或引之也。——《吕氏春秋》卷九
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淮南子》卷十六，说山训
又有记载说明中国人到了汉朝（前202年-220年）开始使用指南北天然磁石磨制的勺碗状指南针，用来占卜与风水堪舆。但并没有明确记载这种装置被用来指示方向。于是李约瑟据此推测中国人于当时已经发明了指南针。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就能说明这种推测是多么的不可靠，就好比你发现古人会用火烧荒，所以古人就一定知道用火将食物烧熟后再食用一样。更客观的说法，应当是东西方独立地发现了地磁场进而将其利用发明了指向工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罗盘有二十四个方位而西方的罗盘只有十六个。如果你找来东西方的罗盘图片一看就可以发现，这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既然是独立发展而来的，时间先后又不可考证，那一定坚持说指南针或者类似的指向工具是中国的发明是否不很妥当呢？
最后，四大发明里唯一没有争议的当属造纸术。无论是中国历史的记载还是西方的物证都认可造纸术是从中国经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的。这方面，比较为人相信的，是中国唐代的朝鲜族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之战中败给大食（萨拉森帝国），被俘的军士中有造纸工匠，于是造纸术传播到中亚，经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
汉代造纸公益流程图
可见，作为中国人历史常识的四大发明，真正配得上大发明，又真正来自中国的，只有造纸术，四大发明作为一个科学发展史的概念，是不妥当的。但是，即使一个造纸术，也非常伟大，毕竟廉价的纸张解决了信息承载的大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加速的，所以，纸张的发明的性质，同我们今天发明了磁带、光盘，各种现代化的信息记录设备的意义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这一点，我们中华民族也足以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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