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立波表现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上卷于1948年出版，不断再版及至上百万册之多。
电影人想把小说搬上银幕。这其中，北影厂的态度最为积极。这不仅是因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北影厂形成了改编名著的创作风气，《祝福》《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在全国上下无不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有利的条件是，周立波的夫人林兰正是北影厂的编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影厂把周立波视为自家的女婿，《暴风骤雨》也成了自家篮子里的上等货。 那么找谁来导演呢？经过领导一番讨论，任务落在了35岁的谢铁骊身上。虽然，谢铁骊当时只独立执导过一部《无名岛》，名声不甚响亮，经验和北影“四大帅”相比还有所欠缺，可他也有自己的优势：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跟随部队参加过土地革命，50年代的时候还带领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员去过湖北汉阳地区参与土改工作，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到动员贫下中农分土地、分浮财，斗地主恶霸等，都有亲身体会”。领导选择他，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这和谢铁骊所毕生信奉的“真实美学”也是非常切合的。
不仅导演参加过土改，主要职员和绝大多数的演员如于洋（饰肖队长）、鲁非（饰白玉山）、高保成（饰赵玉林）、李百万（饰郭全海）、刘季云（饰韩老六）、阎增和（饰老田头）、赵子岳（饰老孙头）、葛存壮（饰刘胜，作者周立波是他的原型）等等，都在建国前后有过土改的经历，对影片中的环境相当熟悉。于洋回忆说：“小说所描写的背景以及影片拍摄的主要外景地亚布里横道河子，在东北牡丹江一带，就是我当年参加土改的区域。因此在阅读小说时，脑海中经常浮现当年土改的情景。而这种生活经验让我对饰演好肖队长充满了信心，谢铁骊了解我，连一张试装照都没拍，就定下了我演肖队长。”就这样，土改队走上了大银幕，而且个个都是真土改队员。60年代初的时候，彩色胶片已被大量使用。之前拍摄的一些深受好评的作品《祝福》《林家铺子》等都是彩色的。但是，对于《暴风骤雨》而言，谢铁骊觉得使用彩色片拍摄不易展现当时苦难的环境和沉郁的气氛。只有拍摄黑白片，使用黑白大色差的强烈对比，才能创造出凝重的历史沧桑感，表现出肖队长开展工作的艰难和赵玉林等翻身农民纯朴真挚的情感，以及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的悲壮气氛。
同时，谢铁骊参考了一些相似题材的作品，这样有助于对全片整体基调的把握。谢铁骊回忆说：“拍《暴风骤雨》的时候，我参考的是前面水华同志拍的《土地》，其他还看了一些关于东北方面的纪录片。我也让演员和服道化各部分人员都看东北的民俗服装。”总之，一切都要以真实为依托。于洋还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拍摄条件很艰苦，可艺术要求简直可以用“事无巨细”来形容：“我演的肖队长，里边穿军装，外面穿棉袄，他的绑腿怎么打，帽子的戴法，枪在身上的挂姿，一一都有生活的根据。”1960年春天，影片正式在北京开机。首先拍摄的是北京的外景戏，夏季的戏在北郊，秋天的戏在香山，后来舆论界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超越原作”的“赵玉林牺牲”的那场高潮戏便是在香山拍摄的。同年深秋，《暴风骤雨》摄制组从北京乘火车北上，长途奔赴主要外景地牡丹江横道河子。这时，正值三年灾害最严重时期，虽然火车上的供应相对好一些，但是价格惊人。这时候，演员因为脸熟而显出了优势。由于于洋在严寄洲执导的《英雄虎胆》里大放异彩，刚上火车不久，全火车就风传“侦察科长曾泰来了”。列车员、车长纷纷前来倒茶递水，嘘寒问暖，把“珍藏”的牛肉、花生米给艺术家们送来，而演员们也主动帮忙打扫卫生，好事做了一火车。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清苦异常。刘季云最惨，虽然饰演的是最富有的恶霸韩老六，可整个人饿得皮包骨，全身细细溜溜的，腰胯间连短枪都挂不住；于洋呢，在拍摄《水上春秋》时苦练的一身肌肉，在零下四十度的考验下也损失了不少。“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得靠伊拉克大枣充饥”，于洋说：“那玩艺儿又脆又甜，就是容易传染肝炎，摄制组只要一开饭，这东西准搬上来。吃完饭，满满一地枣核。要是偶尔能弄点酱肉、花生米和排叉，那摄制组就像过了年一样欢腾。”生活艰苦，戏依然照拍不误。谢铁骊喜欢研究镜头，搞一搞复杂的调度。赵玉林击毙韩老七，牺牲在苍松翠柏之下那场戏，便是一个影史著名的长镜头，把赵玉林那坚毅的目光、沉重的脚步、激动的内心都呈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短镜头无法烘托出的效果，谢铁骊一气呵成，意境情感俱佳。影片最后一个大全景，多路部队和支前民工浩浩荡荡地进发，远处背景一列长长的军列呼啸而过，气势磅礴。谢铁骊回忆说：“那辆火车不能往返调动，镜头必须一次成功。因此我们对火车离站的时间和部队开进的时间都作了详尽的安排。那天拍摄时，天气并不是特别好，但已经不容迟疑，大家众志成城，一次成功。”拍完外景回到北京，谢铁骊正准备甩开膀子把内景尽快完成，厂里却突然来了消息，要谢铁骊暂停导演工作，由崔嵬接手，除于洋外换掉所有演员，用彩色片重拍。这等于让谢铁骊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样片送回审看，受到当时北影厂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分管文教书记陈克寒的肯定。厂领导认为《暴风骤雨》有可能成为重点影片，决定加强力量，改由北影厂“四大帅”之一的崔嵬及其助手陈怀皑导演，崔嵬看过剧本后，提出拍彩色故事片。
说到底，还是因为对青年导演的不信任。拍摄之初，就有一位领导担心“谢铁骊没准打个臭子”，如今，拍得好反倒也成了“不好”了，连导演都没得干了。于洋还清晰地记得：“那段时间，谢铁骊沮丧到了极点，饭堂也懒得去，总是到我家来煮面条吃。”谢铁骊思索再三，壮着胆子给陈克寒写了一封信。不久，陈克寒就来了指示：“我看还可以嘛，虽然影片没有最后完成，只是些样片，我们已经很受感动了！这片子按其内容来说，黑白也可以。”这样，谢铁骊才得以继续拍内景戏。摄制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终于在1961年5月宣告完工，前后拍了一年多的时间。《暴风骤雨》上映后，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影片是根据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改编，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把众多人物的形象传神地表现出来，实属不易。谢铁骊在这里初次展现了他的导演天赋，无论是圆滑风趣的老孙头、耿直憨厚的白玉山、懦弱凄苦的老田头以及心狠手辣的韩老六、虚伪狡诈的杜善人，总能通过不多的笔墨，把性格揭示出来。而于洋饰演的肖队长和高保成饰演的赵玉林更是重中之重。于洋在回忆自己漫长的表演生涯时，把《暴风骤雨》看作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的表演就是从人情人性上着手，从小处着手，从细节把握入手，通过点滴的小动作，使人信服。”片中一个情节，肖队长去看望老田头夫妇，在马厩里主人把烟袋递给肖队长，于洋马上接过来叼在嘴里。虽然动作很小，但传递了一种信息上：“我不会因为你是穷人就嫌你嘴脏。”这种细小的动作导演没有做特别提示，事前也不会排练，到了现场就拍，主要靠演员自己把握。于洋完成的非常松弛，并与某些饱含激情的段落产生的爆发力相辅相成，显示出了极高的表演水准。赵玉林也被刻画得很有神采。为了突出他从穷苦人到党员干部的转变，谢铁骊用心良苦。他在影片前一百多个镜头，安排他多次出场，却总是“漠然地看着”，他被地主阶级已经压迫的“失语”了。而当土改队做出了许多为穷人撑腰的“实债”后，他激动地冲进肖队长的屋里：“同志，我找你们说说我心里话！”作曲大家李焕之配写的音乐非常精彩，此处很好地烘托出人物内心狂喜的情绪。贯穿全片的韩老六，导演特意选择八一厂以塑造反派形象见长的刘季云饰演。他曾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战上海》《林海雪原》等片中，扮演过为虎作伥的汉奸歪脖子李、老谋深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刘义、阴险伪善的定河道人。
通过《暴风骤雨》的砺炼，谢铁骊很快成为北影最出类拔萃的年轻导演。这让很多开始并不看好他的人有了转变。周扬在1961年6月23日的新侨会议时发言说：“我对《暴风骤雨》开始不存很大希望，听到人家讲这部影片还可以，结果一看很满意，这说明人的美感判断也有点受环境影响。这部片子是好片子，很有气魄，演员演得好；但是也还可以搞得更好。”同时，周立波也盛赞影片“再现了一种雄伟的、激动人心的气派”，认为谢铁骊“不拘泥原作，富于创新的精神”，特别在“取舍情节，突出主要人物，渲染战斗气氛等方面，导演花了不少新血。”《暴风骤雨》给了谢铁骊极大的鼓舞，意气风发的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改编对象——“左联”作家柔石的《二月》，最终成就了自己人生中，乃至“十七年”电影史上最美丽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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