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作者从很多方面论述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一样产生资本主义。其中不乏精警的言论，但有的地方也确实有偏差。不过这么一部内容复杂庞大的著作，作者的功力着实不浅。从货币谈到城市、行会，从国家的各种体制、经济法律政策，谈到最高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作者的篇幅较多的放在从儒家与道家论述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即中国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儒家与道家是宗教吗

我觉得作者是认为中国有宗教的，即为儒教与道教。可是我觉得儒教与道教并不是宗教。因为二者并不具有宗教的组织形式与最高敬畏的神。儒家与道家，并不等于儒教与道教。但是作者对儒家与道家的思想认识也有其精到之处。

尽管作者认为儒家与道家是宗教，但是作者的认识又是倾向于儒家和道家不完全是宗教的。首先来看作者关于儒家的很精到的认识。中国从来没有一个以超世的神的名义提出的伦理“要求”的先知。最高祭司长——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所要认真对付的是封建贵族，而非先知。为了使民众驯服，民众对政府组织的批评有所限制，宗教的作用也是绝对必要的。可以看出，宗教在中国能够存在也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者的统治的，是功利性的实用的。中国没有一个超世的神性的先知，却有被认为被赋予神性的神的人间力量的化身——皇权，它超出民间所崇奉的众神之上。这符合官吏阶层自保的利益，不会使作为整体的官吏阶层自身遭到否定。而民间信仰的理性化，会不可避免的构成一股与官僚权利相对立的独立势力。

中国的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语怪力乱神”，王充的人死亡后的无形，朱熹的无神论，都为神性的先知被扼杀起了作用。士人追求现世的成功，弃绝来世，较冷静的接受不容更改的命运，不以彼时为念。而知识阶层即士人阶层，极有可能对大众的生活方式产生决定性但却消极的影响，一方面，阻碍先知的宗教意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几乎彻底的根除了泛灵宗教意识的狂迷要素。

祖宗祭祀和孝道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合乎礼仪的仪式，也消除了迷狂的因素。

儒家讲求的“礼”，从外在形式上，使得一切非“礼”的非理性成分被杜绝。这样，宗教所具有的一些仪式便被阻碍而不能产生。就像罗马官僚贵族眼里的酒神祭典那样具有危险性。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宗教，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人太现实了。武王伐纣，敌方军队倒戈，使武王方以少胜多。于是周朝重视人的作用，礼与乐也是为人所营造的。加之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语怪力乱神”，重视现世，秦时又独尊儒术，使得孔子的思想成为唯一的正统，影响巨大。况且，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也使得人们更注重内修，而不是形式方面的要求，所以也产生不了全国性的宗教教派，教会，教义。

二、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认知

韦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文明，所以他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大不相同。

马克思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是血腥的，建立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各种掠夺上。而韦伯在深入现代纺织工业企业，仔细地观察和了解了纺织工人的生活情况后，得出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结论。他认为，要解决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与现存社会制度的矛盾，必须联系整个文化的包罗万象的问题，必须考察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分析所有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和生活状况，而不是单单孤立地分析工人的生活状况。他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工人完全适应了现代纺织企业的生产环境。而且在职业上训练有素的工人，物质上是独立的，人身上是自由的，而且懂得利用劳动合同的条款去捍卫自己的利益。

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主和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利益，肯定会进行最大程度的利益争取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福利性质的组织和团体，尚且需要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更不必说为了获取利益而存在的资本家了。这些公司、组织或者说团体，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利润更大化。像韦伯所说的，在职业上训练有素的工人，他们在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中，确实给了工人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这自由，是在资本家可以保证获取无损于之前的利益的情况下的，包括物质上的独立，即现在公司制条件下，薪资按月结算，也是被雇佣者付出精力与劳动的必要奖赏。被雇者的可得利益与总盈利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韦伯提到的工人用法律为自己维权，在现在也是有法可依的，可是合同制的签订，减少了纠纷的产生，而这合同也是雇佣者所依据法律所制定的，尽管得到了被雇佣者的认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制度，经过了雇佣者的人性化处理，在当代的存在是合理的，并且有利于时代的发展。早期的雇佣是残酷的，剥削是暴力的，但是在现在，在仍然要获得最大利益的前提下，雇主已经站在被雇佣者的立场上采取了很多改善措施。工作环境的温馨化；组织公司旅游；办公室的各种人性化细节……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被雇者能更好的为雇主产生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可以使得竞争下更大利益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能够获取最大利益。

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韦伯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二者生活的时代的不同，导致二人的立场和方法不同，认识有异是正常的。韦伯认为没有经过职业训练的党的官员们，是破坏形式上合理的经济的根源。在现在看来，经济指标所占的比例确实不断增大。

如果说上述韦伯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还是我们认同的话，以下他的言论，就是很激进的，有点颠覆意义的了。如他所说，法律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调节器的法律与诉讼程序，往往变成一纸空文。选举方面，被选举的人必然是政党的干部或其他执行他的意志的人，社会主义是党和阶级的专政。制度方面，政权的最上层不受监督。总之，接近于封建的传统性、束缚性和新的神圣性。这点说的就夸大其词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中国言之，尽管进步空间仍然很大，发展程度也还在低层面，但一直是在向上向美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党，就算要为其统治的不断延续而进行，但他也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一种持衡，但总体是向上的。

总而言之，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指导，但时代向前发展，也要结合中国国情，马克思的不一定全然适应于中国，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在当今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批判的吸收总是对的。中国的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因素，正是这二人的不同的观念在实际中的调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