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彩陶，都有不少的鱼纹。虽然半坡文化的鱼纹风格更接近写实，庙底沟文化鱼纹则更趋于图案化，但这种艺术传统却是一脉相承。半坡与庙底沟居民为何要在彩陶上表现这样多的鱼形呢？
在以往的研究中，彩陶上鱼纹的喻义被归结为两种：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无论图腾论或是生殖崇拜论，都有深入的探讨。在《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中，根据彩陶上广泛见到的鱼纹，发掘者认为半坡氏族可能是以鱼为图腾[1]。石兴邦先生认为，“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2]。根据彩陶纹饰的不同，严文明先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3]。何星亮先生则认为半坡类型彩陶上的鱼纹、蛙纹、鸟纹、鹿纹等都是图腾，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图腾，或者是个人、家庭的图腾，也可能有一个氏族或家族奉两个图腾的现象[4]。将半坡文化彩陶中的鱼纹认作半坡人的图腾标记，以图腾崇拜理论对彩陶主体纹饰进行阐释，在研究者中有广泛的认知基础[[5]]。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盛行图腾崇拜，彩陶上见到的各种动物纹很多可能就是图腾标志。如半坡文化大量人面鱼纹彩陶的发现，使得许多研究者认为鱼可能为半坡人的图腾[6]。有的研究者进一步认定，姜寨遗址的半坡人氏族至少有3个图腾标志，可能代表着3个以上的氏族，这3个标志绘在彩陶盆内，它们被分别埋入各自的氏族墓地。在这3种标志中，都包含有鱼的图形，表明氏族之间可能存在有特别的关系[7]。汝州阎村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其中的鹳和鱼被有的研究者认作死者氏族的图腾[8]。
不过彩陶图腾论，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张光直先生1993年发表《谈“图腾”》一文，似乎就表达了不大相同的观点，他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张光直先生特别指出，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说如果认为半坡的氏族是以鱼为图腾，就必须将鱼与个别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还要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可是在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却并不那么容易。同样，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也适用于这个道理，所以张先生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 [9]这无异于是说，过去的彩陶图腾论，还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还并不是定论。
半坡文化彩陶上的人面鱼纹，还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证据。到了半坡文化晚期，女性生殖崇拜可能已转化为男性生殖崇拜，姜寨遗址的彩陶中发现的男根图形便是证明。在其他一些遗址发现了陶祖和石祖等，是当时普遍流行男性生殖崇拜的表现。汝州洪山庙遗址瓮棺上的彩绘纹饰有有男根图形，与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形相同，揭示了洪山庙人生殖崇拜的具体内容。
赵国华先生是彩陶生殖崇拜论的力倡者，他在发表论文《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之后, [10]出版了专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史前艺术遗存，彩陶图案中的许多纹饰，都被他解释为生殖崇拜的象征。他批评了图腾说的泛化现象，学术界广泛地无保留地接受了图腾理论，说半坡母系氏族公社以鱼为图腾、实行图腾崇拜，后来由半坡原始氏族以鱼为图腾说，又引出了河南庙底沟远古先民以蛙为图腾说、以花为图腾说，其它原始社会遗存中的以鸟为图腾说，还有葫芦图腾说，龙蛇图腾说等等，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美术史专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在讲图腾。但是“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词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 [11]赵国华先生批评图腾说，是为着引出他的新说。他认为， “从表象观察，是半坡先民崇拜鱼类；从深层分析，则是他们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其目的是祈求人口的繁盛。”[12]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生殖崇拜论让图腾论已经有了动摇。
赵国华先生说彩陶鱼纹是女阴崇拜，鱼纹是女阴的象征。他的论证也并不是很充分，类似的旁证实在是太少，有人认为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石祖、柱头、鱼纹都看成是生殖器的象征，也有推理过度的嫌疑，类似的研究也表现有简单化倾向。后来还有一些研究者发展了生殖说，特别强调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的中心主题是生殖”，认为“弧边三角”看阳纹是鸟是阳器，看阴纹是花是阴器。[13]不用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读，解释的依据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将纹饰意义的探讨铺展开来，是因为这个问题眼下不可能会有准确的答案，包括下面提及的与鸟纹和蛙纹相关意义的解释，都不会很快有最终的结论。在进行彩陶纹饰变化的讨论时，虽然也感到纹饰一定包含有深层的含义，但并没有企图解开那些眼前并不能完全解开的谜。
其实，像半坡文化彩陶中的鱼纹，也许并非是图腾，也不会是与生殖崇拜有关。
首先，将分布地域这样广大的鱼纹归结为与生殖崇拜相关，也许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我们知道半坡人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他们的出生率应当并不低，人口增殖并不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反过快的人口增长可能反而让他们感到会有更大的压力。从大量存在的儿童瓮棺葬看，半坡人也许实行过包括杀婴在内的种种限制人口增长的方法，而杀婴的结果，造成了男多女少两性比例的严重失调，客观上抑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男多女少的高性比在半坡时代及以后，在整个黄河流域是普见的现象，半坡人的性比高达1.74:1，这样的性比有可能是为抑制人口无序增长而有意控制的[14]。半坡人不应当有多产的愿望，将鱼纹解释为生殖崇拜的象征也就没有了立论的基础。
其次，图腾标志必须为一个规模有限的氏族所拥有，而在半坡文化中它却是普见的纹饰，分布范围很广，明显不可能为某一氏族专有。这样看来，鱼纹有可能为更大人类集团的徽识之类，这个集团正是半坡人的联盟，也许就是一种政治或军事组织，它应当是初期文明的一种形式。当然，半坡人为何要选择鱼纹作为这种标识，还值得深入研究。
近年关于彩陶鱼纹意义的研究，又有研究者提出了“鱼龙说”，认为“中华龙的母题和原型是鱼”，由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鱼纹发展演变而成，以为夏族的来源与鱼族有紧密的联系。这也许可以作为解开鱼纹彩陶象征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切入点，很有希望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半坡人的鱼纹为庙底沟人沿用，虽然构图有了很大改变，但传统却是一脉相承，那鱼纹徽识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有了更值得关注的内容。
游鱼在水，鱼水相得。绘着鱼纹，盛着清水的彩陶盆，也许真就不是一件平常的日用器皿。这种彩陶绝少出现在成人墓葬中，在西安半坡是这样，在秦安大地湾也是这样，它当初应当是一样圣器。彩陶上的鱼纹图案，可能还是一个谜。
由彩陶艺术表现方式研究，鱼纹的演变经历了观物取象、得意忘象和大象无形的艺术过程，无象之美成为彩陶最大的魅力所在。由彩陶确立起来的艺术传统，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前彩陶鱼纹的流行与扩散，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作支撑，在这一次艺术大潮涌起的背后，显示了东方古老文化趋同的发展态势，也是政治趋同的开端，这为后来一统帝国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2] 石兴邦：《关于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6期。
[3]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期。
[4] 何星亮：《半坡鱼纹是图腾标志，还是女阴象征？》，《中原文物》1996年3期。
[5] 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6]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
[7] 高强：《姜寨史前居民图腾初探》，《史前研究》1984年1期。
[8] 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12期；郑杰祥：《鹳鱼石斧图新论》，《中原文物》1982年2期；牛济普：《鹳鱼石斧图考》，《中原文物》1985年1期。
[9]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117～118页。三联书店， 1999年。
[10]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
[11]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1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2]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3]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17～20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 王仁湘：《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性别构成再研究》，《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的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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