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地区文工团舞美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说它特殊，一是人员不多，行当俱全,十来个人,包含了设计,绘景,灯光,音响、效果,服装,道具等各个专业,其中不乏一专多能的高手,二是它的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城市中的大剧院,还是农村里的小土台，都可以胜任自如。更特殊的是，它曾经聚集了一批难得的专业人才。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忻州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容留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人才,文工团也有幸获得。我对舞美队的初识,也就是从结识这些人开始的。
在我记忆中,按来文工团工作的先后,舞美队曾经有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美术设计单良生，有来自山西省歌舞剧院的美工梁荫恩,有来自湖北省专业院校毕业的干尚志,有美术世家出身的北京知青杨安乐,有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的宋化江,有毕业于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陈献瑞,有忻州地区青年美术家闫眉中,闫荣昌(现名:闫光奇),还有后来由山西大学艺术系分配来的张卫东(现名:张向明)这样一支专业队伍在当今的专业演出团体里也应属难得一聚了吧。单良生、梁荫恩、干尚志应算得行业中的老资格,他们在文工团刚组建时期来团工作,使舞美队的创建和正规化运作一步到位。再加上电工王鲜红、宫桓、杨泽真、侯建国,智云恩、王鸣中,服装孙田兰,木工崔继根,道具苏文才。他们尽管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尽管文化水平高低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既热爱自己的工作,钻研业务,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创新,勤恳工作,吃苦耐劳.他们也是舞美队不可缺的人才。
出于对绘画的爱好,我从乐队调到舞美队,在与大家的共事中,逐步了解了舞美工作的内容,一改对舞美就是画布景的粗浅看法,体验到它涵盖的范围极广，除了要为剧情提供场景和气氛,为演出提供视听效果这些最基本的功能外,还要适应更特殊的要求。
首先面临的是演出场地的巨大差异，地区文工团的活动空间很大，从省城、县城到工矿企业,部队,农村,演出舞台有正规大剧院,有老旧的小剧场,有单位的会场,有部队的食堂,有农村的旧戏台,还有山村的露天谷场,而演出的剧目又有很大的跨度,既有像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舞剧《沂蒙颂》,歌剧《洪湖赤卫队》这类的大型剧目，又有小戏、舞蹈等中型节目，还有二人台、独唱、曲艺等小型节目,要完成这样的演出要求,除了要演员具备多能的技艺外,也同时挑战舞美的适应和创造能力。
一个演出计划确定后,演员和乐队按剧本和曲目进入排练,而舞美首先要考虑的是场景如何适应多种演出条件,既要达到正规剧场演出的效果,也要考虑在保障场景要求的前提下,如何化整为零,适应各种不同乃至极简陋的演出场地。这就要靠舞美队各位大仙们各显神通了。“戏箱子”如何能组合利用；实景如何部分软体化；如何利用幕布、灯光制造空间；大型道具、平台怎样折叠拆装；材料的选择；背景的多用与共用,等等。在演员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我们这一班人在做着另一番创造。
对于正规的演出团体来说,排一个剧目最大的经济投入就是舞美了。文工团地处贫困地区,在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居然什么戏都敢排,社会上什么剧目最火就敢拿来演。除了我们有一支多能的演员队伍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投入极少。又是这帮“大仙”，什么省钱的高招都有，什么都能自己动手制作。记得有节目需要烟雾效果,没有烟雾发生器,也不想花那个钱,电工王鲜红用土火药通电制造烟雾,哪知一次火药放得多了,电闸一合,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台上烟雾弥漫,演员吓跑了,观众吓愣了。这就是文工团永不乏味的笑谈“王鲜红爆炸职工俱乐部”的来由。梁荫恩号称“梁石头”，还真是名不虚传，一次演出前突然发现台上少了一块必要的石头,来不及回去找了,梁荫恩抓起一块布,在拖地板用过的脏水中沾了一下,拎起脏兮兮的湿布往台上一堆,在灯光下还真像块石头,谁见过这样画石头的绝活儿。陈献瑞是画天幕灯片的高手，他自己发明了一套变形放大格,可以较准确地实现投影的衔接,有些软,硬景可以搬到天幕上,这样,遇到大型剧目可以画两套灯片，分别在不同条件的剧场中使用。排《霓虹灯下的哨兵》时,袁春老师和我负责准备服装,如果全部订做,要一笔开支。袁老师提议自己做,我们在太原、忻州的布店里找布料,在县城里找了个裁缝,她指导师傅裁剪制作,没用多长时间,西装、旗袍、连衣裙,修女服、背带裤等等一整套服装做成了,只花了些布料钱和很少的加工费。至于做道具，那更是小菜一碟，有时演员队也来帮忙，找些边角料,这些巧手便可以做出以假乱真的道具。布景用的木料、布料经常可以拆旧翻新,就连拆下的钉子、角铁也要收集起来再用。节俭和靠自己动手做已成为舞美队全体成员的本能。在那个年代里,排一场晚会或大型剧目,除了最基本的木料、布料、颜料和电器消耗品外,其他几乎不需要投资,全靠大家各显其能了。
回想在舞美队的工作生活,深深感到,我们做的是一份艺,吃的却是一份苦。
排演一台戏,就是要苦心想办法,演出过程就是繁重的劳动。电工杨泽真、侯建国管着一大摊子电器设备,每倒一个台子,乐队的弟兄们帮助就位后,他们就得爬上爬下,一个灯位一个灯位地调整,一身汗水,一身灰尘,一身疲惫,还要打着精神完成演出。孙田兰总是默不作声，服装箱子在后台摊了一大片，他每天就是挂出来，收回去,不厌其烦。如遇露天台子,夜里看台子的往往都是他们。不管天寒暑热,蚊虫叮咬,彻夜守候着他们的“家当”。也可能是苦惯了,反而觉得平常,这帮人是天生的乐天派，大家操着各地的方言，或是开着对方的玩笑，或是尽享扑克局的欢乐。谁人知道,能耐得了吃苦,会在苦中求乐的人,才是心灵最纯净的人。他们真像是只知奉献,不计索取的老黄牛。
演出团体的名气往往是因为拥有名演员、名演奏家而得名，而无论它多出名,它的舞美队永远是默默无闻的,比起那些永不知名的同行,我们的舞美队略有不同,他们曾在无闻中默默地做出过引人关注的成果。
特殊的工作条件迫使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去思考,亲自动手去试验,执着地寻找所有可能的结果,并在默默中形成习惯。木工崔继根就是个爱琢磨的人,制作示意图给到他手里，出来的成品往往是可以折叠、拆装的，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小技,并不会引起什么惊奇。陈献瑞也是个常出点子的人,他曾用土办法染出了朝鲜裙的过度色效果,又省了一笔订做费,对此他也曾自我得意过一番。绘景颜料都是用骨胶调制的,时间长了会变质发臭,遇水会掉色。我们咨询了省塑料研究所的工程师,找到新材料的配方,配制出防腐、防水,不脱落的调色剂,无需喝彩,它的好处只由我们几个美工默默独享。王鸣中、侯建国一直想实现灯具的小型、轻型化，他们自己设计,自做磨具,用铁锤当冲床,做出一批小型灯具投入使用,减少了运输空间，减轻了吊灯的繁重劳动。20 世纪 70 年代末，正是文艺舞台复兴，舞台技术改革的初始阶段,业内热议的话题之一便是无线话筒,在还没有生产厂家拿出成熟产品的情况下,王鸣中提出自己做的想法,得到团领导的支持,从外单位借调来两位无线电专家,北京知青郭章德和卢永年。没有资金,没有辅助设备,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只有从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零件和日夜不停的调试。设备的初型完成后,曾在演出中试用,其效果不太稳定。即便如此,仍然引起业内的极大关注,北京和省城的同行纷纷咨询进展情况。一个成熟的产品,或许需要很多资金的投入，
或许需要一批专业人才和辅助设备，或许文工团的小院里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难得的是它是全国首例,难得的是我们这支队伍长期酿造成的创造精神。许多看来名不见经传，小打小闹的项目累积起来便成了我们独有的成果,逐渐被省城的同行发现和关注。山西省晋剧院的赵森林是业内的领军人，他曾在全省舞台技术研讨会上推介我们的项目，在舞台美术科技成果展览会上展出过我们的成果,省城和各地市的同行也来团里交流,我们的舞美队终于能在默默中有闻了。经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也总结了从事舞美行业的心得,写过一篇“舞台美术设计中的抽象构成初探”的论文,被收入专业的舞台美术论文集中。1984年,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经省里推荐,我荣幸地被吸收为第一批会员。
我由一个乐队演奏员,被调到舞美队工作,又任队长,刚一到任,心里还很不踏实,老同事会不会欺生,我不懂业务会不会被人看不起,他们能听我指挥吗?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彻底打消了顾虑。这里没有论资排辈,无人相互攀比,更没有是是非非,虽然业务上各管一段,但相互关系团结融洽,宋化江是美术本科毕业,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他从不以此为资本,从不摆架子,为人谦逊平和,乐于助人,经常组织和辅导我们练习绘画基本功，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们。我真正规范地学习美术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是我最尊敬的良师。在我步入这个行业之际,我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个集体,他们给了我最大的包容和支持,为我提供了学习专业知识和实现想法的条件。
4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在舞美队工作的经历,一幕幕场景,一幅幅音容笑貌总是定格在我的眼前。忻州地区文工团曾经拥有这样一个集体，她是一个专心事业、勤奋上进,敢于创新、始终站在行业发展的前列,但又从不张扬的集体；她又是一个由正直、淳朴,善良同事组成的温暖的集体,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人生足迹和永恒的记忆。
原忻县地区文工团演奏员、舞美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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