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张大千多年，一直想购读《大风堂名迹》一书，此书是张大千一生收藏古画的四本结集。近日始由台湾友人代我购得此画册。八开本（26x38.5公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9月初版。第一集收唐至清古画三十八幅；第二集收石涛画作四十幅；第三集收八大山人画作四十幅；第四集收唐至清初画作四十幅。全部图片均是黑白影印，有些作品还印有题跋。封面上有“大千之宝”印，书底页上有隶书“大风堂长物”五大字。
张大千在《序》中云：“甲午秋，余避地三巴之摩诘城，旅居多闲，举行箧残存精鉴，别择编为四帙付诸影印，分赠同好。岁月不居，忽忽已二十余年，时有求者，已无以应。王必成兄知余所藏，皆历朝精品，旧本既已无存，愿为重印。余亦欣然从其请。顾余于艺事视若性命，遇有昔贤名迹，必得之而后快。囊中金不足则贷诸友朋，往往手挥巨金，瓶无余粟，家人交怨不之顾也。用是天府遗珍，世家故物，集于吾家寒斋，雄视宇内。尤以挹彼菁华，助我丹青，将以娱老，足慰平生。岂期运逢阳九，历经丧乱，荆璧碎于吴门，隋珠散于蜀郡。羁旅所存，才不百一，未随劫烬灰飞，已是云烟过眼，存此影本，志吾墨缘。六十七年三月八十叟爰摩耶精舍记。”甲午是1954年。此年9月，张大千将自己所收藏的古书画名迹在日本影印出版，名曰《大风堂名迹》。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9月的《大风堂名迹》应该是日本版的翻印本。
由于本文篇幅的原因，除了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外，我在此只能抄录《大风堂名迹》中的部分名作：董源《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卷》、《溪岸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徽宗《祥龙石图卷》、《竹禽图卷》、李结《霅溪渔社图卷》（《大风堂名迹》中为王诜《西塞渔社图》卷）、郭熙《树色平远图卷》、马远《采梅图》、刘松年《春山仙隐图》、阎次平《风雨维舟图》、梁楷《泽畔行吟图》、李迪《寒柯山鹧图》、钱选《渊明扶醉图》、赵孟頫《松水盟鸥图》、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秋岩叠嶂图》、吴镇《渔父图卷》、《竹石图》、倪瓒《春藤古木图》、《秋林野兴图》、王蒙《夏山隐居图》、方从义《武夷放棹图》、陶成《云中送别图卷》、吴伟《玉缸春酒图卷》、《武陵春写照图卷》、沈周《舟寓图》、《秋林静钓图》、文徵明《孔子像》、唐寅《苇渚醉渔图》、仇英《沧浪渔笛图》、《渊明扶松图卷》、陈淳《松崖泛棹图》、董其昌《设色云山图》、《写王维诗意图》、陈洪绶《梅花竹石图》、《长松高逸图》、张风《渊明嗅菊图》等等，另外，还有王时敏、王翚、吴历、恽寿平、弘仁、髡残、查士标等人的作品。
上述藏品其实仅仅是张大千许多藏品中的一部分而已，他在离开大陆时，由于飞机舱位的原因，他只能携带极少的行李，许多藏于北京、上海和成都等地的藏品未能带走。而那些“散佚”在国内的藏品，近年曾屡现于拍卖市场中。《大风堂名迹》中除了董源《潇湘图卷》、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徽宗《祥龙石图卷》和方从义《武夷放棹图》后来卖给了大陆文化部文物局外（今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绝大多数的藏品先后卖给了日本的私人收藏家，以及美国的王己千（王季迁）、顾洛阜、沙可乐等人。也有些藏品现在藏处不详。
此处有一些题外话，张大千曾经想将自己收藏的部分名迹卖给台湾方面，当时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批朋友也颇有购藏之意。但由于台湾当局资金紧缺的原因而未能如愿成交。董源《潇湘图卷》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后来因抵押给银行而无力赎回，经朱省斋劝说和中介卖给了大陆方面在香港收购文物的代理人徐伯郊先生。当年大陆文物部门在香港收藏文物时的交易细节均是极为保密的，但《潇湘图卷》和《韩熙载夜宴图卷》却被人有意曝光，以致世人皆知。因此引起了台湾有关方面的震怒，也使得张大千在台湾的一批好友处于非常尴尬为难的境地。这也是后来张大千与朱省斋两人最终“绝交”的真正原因之一。至于宋徽宗《祥龙石图卷》和方从义《武夷放棹图》，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卖给大陆文物部门的，因徐伯郊先生手里的有关此方面资料至今尚未解密，所以难悉其详。当年徐邦达先生曾经秘密前往香港，鉴定和带回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所购的一批古代书画。徐先生在收藏家谭敬手里购得一卷元人张逊的双钩墨竹图卷（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在交易时，徐、谭两人双双承诺，此图的交易价格将永不外传。
张大千在1954年为《大风堂名迹》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说过：“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来所无，仰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口气的确很“牛”，项元汴、梁清标、安岐、庞莱臣等古今那些大鉴藏家皆不在他的眼中。张大千的确是当今一流的鉴藏大家，这无庸质疑。但他在鉴定上是否有失误？绝对是有的。比如宋人李结的《霅溪渔社图卷》（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上并无名款，但拖尾纸上有宋人范成大、洪迈、周必大、王蔺、阎苍舒、尤袤等人的题跋，均明言是宋人李结（次山）的渔社图。但到了董其昌在题跋时却变成了王诜的《西塞渔社图》，此其实是董氏在有意“误读”，欲借王诜之名而昂其值。而张大千竟在此图的鉴定上是“吃现成饭”，跟随董氏的鉴定而为。关于《霅溪渔社图卷》的鉴定详情，可参阅傅熹年先生的《访美所见中国名画札记》一文（见《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以及翁万戈先生编的《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一书。
在《大风堂名迹》中，以我的拙眼而观，某些名迹是否是真迹，颇有“存疑”。董源《江堤晚景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傅申先生就曾经指为是张大千自己的“杰作”。又如文同《折枝图》，图上的苏东坡题跋明显就是伪迹。黄筌《食鱼猫图》、崔白《秋兔图》、黄公望《秋岩叠嶂图》、冷谦《黄山硃砂庵图》、李衎《翠竹新笋图》、倪瓒《秋林野兴图》、王渊《牡丹图》等皆是“存疑”之作或伪作。其中冷谦《黄山硃砂庵图》绝对就是伪作，它其实是冷谦《白岳图》的临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幅冷谦的《白岳图》，分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和续编，均为养心殿收藏，两图从未流出过清宫内府。徐邦达先生认为一真一伪，著录于续编中的一幅，即图上有嘉庆和宣统鉴藏印者为真。可参阅徐先生所编著的《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一书。也曾著录在朱省斋的《艺苑谈往》（香港上海书局1972年）一书，以及伍蠡甫主编的《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所以张大千购藏冷谦《黄山硃砂庵图》，实属“走眼”和“吃药”。
张大千是世人皆知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伪作大师”。那么，在《大风堂名迹》的《八大山人专辑》和《清湘老人专辑》中，是否有他的赝作混入其中？以我的鉴赏拙眼来看，应该没有。傅申先生是研究石涛和张大千的专家，他在《张大千与石涛》一文里没有发现。王方宇先生是研究八大山人的学者和收藏家，他在《八大山人书画的赝本》和《张大千先生与八大山人》二文里也未发现。《八大山人专辑》中的第五幅《荷花芦雁图》（“戊寅”款）后归王方宇收藏。张大千在伪制古书画时，所用印章分为锌版和木版两种。但印泥较薄，虽然用的是古旧印泥，但印文和印色有意模糊不清。而在《大风堂名迹》刊印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里，印文大多非常清晰。《清湘老人专辑》中有一套《宋元吟咏》册，共有八开，图上石涛所题诗句均为宋元人所作。而曾为香港刘作筹（均量）先生旧藏，现藏香港艺术馆的《宋元吟韵》册十二开，册中所题宋元人诗句几乎与《宋元吟咏》册相同，但构图迥异。我因此怀疑《宋元吟韵》可能是伪作。《宋元吟韵》在1929年7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出版，黄宾虹先生题签为石涛（大滌子）之作，此图册极有可能是张大千的“杰作”。黄先生鉴定石涛的“眼力”与张大千相比，“岂止相差三十里”也。
据傅申先生的推测，张大千一生收藏的石涛作品约在三百件（套）左右。而我也推测大风堂收藏的八大山人书画作品，也起码在二百件左右。2008年7月，我曾在上海敬华拍卖公司的春拍预展上，鉴赏过一幅张大千旧藏，后赠送给弟子何海霞的八大山人《奇石棲禽图》轴。图上有“大风堂珍藏印”和“吾师大千赠海霞珍藏”印，水墨纸本大轴，精彩异常。虽难鉴真赝，仍久久不忍移目他视。
张大千晚年曾经在《故宫名画读后记》一文里，总结了自己一生的鉴赏经验：“夫鉴赏非易事。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深。其入之已深，则好尚有所偏至，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盖必习之以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气平、其解超，不惑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说得真好！但我从《大风堂名迹》中的某些藏品来看，张大千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像他所说的那种鉴赏境界。尤其是在宋元绘画的收藏方面，其中不无伪作或“存疑”之作。如果与同时代的叶恭绰、吴湖帆、张葱玉等大鉴藏家的藏品比较，似不可同日而语。张大千当年耗费重金出版《大风堂名迹》，其实也有一种“广告”营销之意吧？因为他后来陆续将这些名迹变卖一空。而所谓的“敌国之富”（张大千鉴藏印），也犹如云烟过眼，梦幻一场。
（2011年1月20日初稿于尔雅楼雪窗灯影之下）
《大风堂名迹》之一宋徽宗《祥龙石图卷》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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