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二、既有观点回顾　　内容提要：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们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亚洲悖论”的深层根源。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甚至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导致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但是，即便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关 键 词：亚洲悖论/现代化进程/东亚/中国/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韩爱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91；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青年项目(14CGJ026)。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5月8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美国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时指出：“未来亚洲新秩序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但政治、安全领域存在落后的所谓‘亚洲悖论’现象”。[1]2013年6月27日，朴槿惠总统在访华前夕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书面专访以及7月2日在中国清华大学演讲时都谈到“亚洲悖论”现象。[2]概而言之，所谓亚洲悖论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各国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又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安全局势的紧张。基于这种现象存在，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东北亚合作潜力没有被完全挖掘，并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3]，目的在于为本地区构建一个新的合作框架。在此框架下，各国可以先就一些“软安全”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安全等领域——推进对话和建立互信，随后再将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4]

　　“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无疑富有启发意义。从理论层面上讲，该建议解决了功能主义中的一个难题，即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如何才能扩散到政治互信领域。尽管功能主义给出自己的解释路径，但基于欧洲经验和智慧的功能主义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无法解决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安全互信达成的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建议路径似乎更契合东北亚地区客观实际，即在经济合作基础上，通过软安全领域合作累积互信，进而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亦有学者认为基于东北亚地区没有安全共同体支撑的现状，应通过安全共享、安全公担、安全共建、安全共赢的“大安全观”理念破解地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5]“亚洲悖论”至此似乎从理论层面找到了解决路径，但问题另一方面更显得富有本体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被忽视，那么任何合作倡议和框架都会显得根基不足，从而导致合作指向不清晰和不明确。由此，本文试图从东北亚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给出一个尝试性的解释。

　　关于“亚洲悖论”源起的解释存在着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四种观点。

　　历史主义认为，“亚洲悖论”既是东北亚历史恩怨的产物，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①之所以说“亚洲悖论”是历史恩怨的产物，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乃至中韩之间缺乏政治、军事和战略互信，主要源于历史恩怨。往长里说从100多年前(甲午海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韩都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日本在中韩两国都犯下滔天罪行而不自省。往近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冲突，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日、中韩乃至朝鲜半岛双方缺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说它是现实发展的必然，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和韩国的壮大，挑战了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2年之久的日本在亚洲的“老大”地位。加上日本不甘居后的危机感和自尊心，日本不肯放下身段与曾经不如其发达的“后起之秀”中韩进行安全领域的相关合作。历史主义的解释富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逻辑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历史恩怨一直存在而“亚洲悖论”迟至今日才成为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历史主义也未能回答日本不与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危机感”与“自尊心”究竟源自何处。

　　微观主义提出，“亚洲悖论”与域内政治家们的家庭背景、人格特性、政治抱负有关，特别是政治家缺乏想象力是导致东北亚国家间冲突频发的原因。[6]虽然这种观点现在看来确实是个重大问题，但显然缺乏基本说服力。如果政治家缺乏想象力，那么几十年来东北亚国家的经济成就及其相互间极为显著的经济交往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也不会出现诸如“亚洲腾飞”和“东亚奇迹”的客观描述。另外，单纯的领导人解释因素事实上忽视了东北亚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历史联系和当前它们所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

　　结构主义指出，东北亚国家间的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问题，而是处在同一个地缘区域内的三个国家(中日韩)同时取得经济成功后所带来的“结构性代价”，是一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7]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从过去20年的经济放缓中恢复过来、韩国也走上崛起之路，这种矛盾就会前所未有地凸显。三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彼此相邻，现代史上都非常成功，而相互关系上又有诸多过节，这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与此同时，结构主义还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更是加剧了地区安全权力结构变迁的内在张力。中美战略和解与美国海上霸权，作为东亚安全体系的两大支柱，[8]曾经长时段地维持地区相对安全的局势。但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随着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9]结构主义的解释一如既往的雄辩，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僵化。如果是结构性矛盾导致亚洲悖论产生，为什么当日本处于东亚经济总量首位，中国紧随其后，韩国又次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三国之间的位置出现变化之后，问题反而凸显出来？美国重返亚太显然提高了双边同盟体系的权力基础，[10]韩日等国的安全维系相比之前得到更多保障，在己方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与其他方的安全合作更有理由得到推进才符合逻辑，可现实中为什么出现相反的情势？显然被结构主义所排除的国内因素在起着作用，国家黑箱需要被打开才能找到更合理和更全面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