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
20年前，一部名为《她比烟花寂寞》的电影上映。影片改编自传奇大提琴家杜普雷（Jacqueline du Pré）的哥哥与姐姐撰写的回忆录《家中的天才》，回溯这位天才音乐家短短42年的人生，并直抵其中晦暗、幽深且鲜为人知的角落。音乐厅中的鲜花、镁光灯、掌声与欢呼，从来无法填补她内心深处的空寂与孤独。
《她比烟花寂寞》在1998年的圣诞节期间上映，口碑及票房皆佳，不单收获奥斯卡金像奖以及威尼斯电影节众多提名，该片导演阿南德·塔克与女主角艾米丽·华森亦各自获得英国独立电影奖最佳导演及最佳女主角等奖项。可是，这一自诩“揭开杜普雷隐秘人生”的传记电影却招来音乐家友人及众多古典乐坛同行的一致指责。
英国大提琴家朱利安·韦伯说电影“糟透了”而且原著“十分狡猾”，他难以想象杜普雷的哥哥与姐姐竟然想要将她塑造成一个“专横甚至险恶”的疯子；著名钢琴家傅聪与杜普雷相识20余年，他眼中的这位英国大提琴家热情开朗，演奏时极富个性，“一点都不像片中的那个样子”；甚至，杜普雷生前的众多好友，例如小提琴家帕尔曼、指挥家梅纽因以及大提琴家罗斯托罗波维奇等，联名在电影上映期间于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声明，称“影片中的女主角，绝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杜普雷”……
不过，当众多老友齐齐出面维护杜普雷声誉的时候，与杜普雷相伴半生的前夫、知名指挥家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却缄口不言。这位以色列音乐家在爱妻患上多发性硬化症后避走法国另组家庭，多年来一直不曾被热爱杜普雷的乐迷原谅，也一直背负着叛离爱情的、自私利己的骂名。直到电影上映六年后的2004年，巴伦博伊姆在某次伦敦音乐会前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终于谈起那些虽已远去却从未被人遗忘的往事。
“我不想伤害她，我想好好照看她，但是，我也得生活下去。”巴伦博伊姆接受访问的时候，一直在抽雪茄，“后来，我去了巴黎工作，在那里，我遇见艾琳娜（巴伦博伊姆的现任太太、俄罗斯钢琴家巴什基洛娃），事情就这样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
巴伦博伊姆与巴什基洛娃同居、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他的第一个儿子在巴黎出生的时候，远在伦敦的杜普雷正饱受疾病折磨，无法登台表演，无法练琴，无法行走，甚至连吞咽都越来越困难。巴伦博伊姆依然寄钱给她，为她请了一位24小时的全天候看护，只是，回去看望她的次数越来越少。杜普雷的家人在她患病后，也并不曾悉心照料她，她的母亲甚至将女儿患上怪病的祸端，归结于她背弃基督教而嫁给了一位犹太人。
可想而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杜普雷该有多孤单。对于那些慕名前来拜访探望的音乐家或乐迷，她甚至一上来便问：“你愿意和我做爱吗？”有人记得，那些年的她时常坐在窗边，要么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要么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会遇见这样的事？”说着说着便垂下头，整个房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人知道“为什么”，不是吗？虽说杜普雷离开人世已经整整30年，但她那传奇且多舛的一生，至今仍是人们谈论不息的话题。我们爱杜普雷，爱她的奔放与自在，爱她演奏时满溢的热情，却总也读不懂她。我们无从知晓，舞台上、镁光灯下才华横溢的天才音乐家，朋友眼里充满活力、幽默且友善的英国女孩，丈夫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爱侣与绝佳的音乐拍档，或是家人记忆里疯癫另类、举止乖张的控制狂，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她。
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1945年1月，杜普雷出生在英国牛津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间杂志社的编辑，母亲是一位颇有天分的钢琴家，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4岁那年，杜普雷偶尔在家中的电台节目里听见大提琴的声响，便对母亲说“我想要那个东西”，就这样，她开始学习大提琴。
杜普雷先是在当地的音乐学院就读，举家迁往伦敦之后，她拜在大提琴名师普利斯（William Pleeth）名下学习。虽说杜普雷后来也曾随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卡萨尔斯等人习琴，但普利斯是她唯一承认的导师。对于这个单纯倔强、行事大大咧咧的少女，普利斯以极大的善意包容她，耐心地纠正她运弓或分句上的任何一处小失误，因此，即便像杜普雷这样素来不把所谓的权威放在眼里的天才少女，也亲切地称他为“大提琴爸爸”。
在普利斯的指导下，杜普雷的天分很快引来关注，她的音乐悟性与表现力总是那么强，以至于大提琴对于她来说，从来不仅仅是一件乐器，而是她表达自己、与这个世界交流的通途，甚至有人说，她手上那把史特拉第瓦里名琴“大卫朵夫”的琴身，就如同她的胸腔。而著名作曲家勋伯格听过22岁的杜普雷演奏后，不无惊叹地赞美道：“她简直是为大提琴而生。”
像很多音乐神童一样，杜普雷十几岁的时候，已然在伦敦众多知名音乐厅登台表演。1961年，她16岁，以勃拉姆斯和亨德尔等著名作曲家的大提琴奏鸣曲，完成威格摩尔音乐厅的首演；翌年，在泰晤士河畔的皇家节日音乐厅，她与BBC交响乐团以及犹太裔指挥家施瓦兹合作，演奏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
彼时的杜普雷或许想不到，那是她与这首大提琴作品一生缘分的起点。之后的十几年里，她将这首作品从被遗忘的状态中打捞起来，而这首沉郁阔大的四乐章协奏曲也为她赢得众多赞誉，帮助她收获爱情与友情，也令到她成为20世纪后半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古典乐坛明星。
杜普雷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她并不十分喜欢埃尔加这首作品，因为“听上去太悲伤了”。的确，埃尔加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他的人生乃至当时整个的英国社会，都处在一重低落且伤感的氛围中。这首协奏曲写于1919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虽为胜利方，却国力大损，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被纽约取代，“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也名存实亡。当埃尔加那年夏天在苏塞克斯郊区的小木屋中閉门创作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脑海中亦不时回荡战时英吉利海峡的枪炮声响。
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埃尔加，本希望凭借这首作品重新找回创作上的自信，不想，倾注众多心血完成的作品竟然首演失利，与他创作于“一战”前的第一交响曲形成鲜明反差。那部交响曲于1908年冬天在曼彻斯特首演时大获成功，短短一年内重演达100场之多，而这首大提琴协奏曲1919年在伦敦首演后，整整一年无人问津。若不是60年代初，杜普雷发现了这首杰作，公开演奏并灌录唱片，今天的人们恐怕只知埃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和《谜语变奏曲》，而无缘欣赏到这部寥落低回的“秋日悲歌”。
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作品中苍凉哀伤、欲言又止的情绪与杜普雷跌宕的人生经历对照来看，可以找到不少相似之处。旋律中光与暗、直白与暧昧之间的张力，与杜普雷时而张扬、时而内敛阴沉的性情两相呼应。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大提琴家本人并不喜欢这作品，却每每能在演奏之时，触及它的精髓。
杜普雷16岁登台，28岁因患上硬化症四肢无力而不得不告别舞台。这短短十数年的演奏生涯中，她的舒曼与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都为人称道，她的贝多芬与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鸣曲也常听常新，而这些，都不及她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让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种天然的、近乎命中注定的关联。其他的演奏家，要么用力过猛，要么过于中正甚至寡淡，每每难以将此曲中难以抑制的哀伤恰切传递出来。在1980年导演纽彭（Christopher Nupen）与杜普雷的一场访谈中，他曾问她如何看待这首作品，杜普雷说：“我曾经很喜欢它。”
“为什么说‘曾经喜欢？”纽彭追问。
“因为我现在再也无法演奏它了。”说这话的时候，36岁的大提琴家坐在轮椅上，脸上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那时的她，独居伦敦，以教学为生，已整整七年不曾拿起琴弓演奏任何作品了。
杜普雷虽说曾与众多著名乐团和指挥家合作演出埃尔加此曲并灌录唱片，我却独爱她与丈夫巴伦博伊姆1967年的那一次合作演出。当一次次地重温50年前那场音乐会的历史录像时，我不住地感慨独奏者与指挥之间的默契配合。那是十足了解与信任之后形成的默契，无需言语，只消一两处目光对视，便能明白彼此心意。
伦敦交响乐团在巴伦博伊姆执棒下，亦张弛有度，将旋律中微妙的、灵光乍现的段落诠释得恰到好处。与如今的舞台排布不同，当年独奏的大提琴家坐在舞台中央，而乐团一众乐手围在她四周，因而不论从视觉抑或听觉上，杜普雷都是舞台上绝对的焦点。她自在不拘束的肢体语言，她演奏慢板乐章时的忘我投入，以及奏毕激越尾声时起身与巴伦博伊姆握手相拥时的开怀大笑，都引人感动甚至泪目，而这场音乐会举办的那一年，正是杜普雷与巴伦博伊姆热恋新婚时。
两人的初遇戏剧性十足。1966年的某个晚上，20岁的杜普雷正在傅聪位于伦敦的家中与友人闲聊。忽然，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个子男人闯进来，他就是年仅22岁的巴伦博伊姆。
与杜普雷一样，巴伦博伊姆小小年纪便显露出音乐天赋，顶着钢琴神童的光环，12岁便获得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邀请，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初见杜普雷时，巴伦博伊姆是一位事业正盛的青年钢琴家，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等城市频繁演出。
见面时，两人并未像初次相逢的男女那样说一些“晚上好”，又或是讨论天气之类的客套话，而是坐下来合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第二天一早，杜普雷打电话给姐姐希拉里，抑制不住兴奋地对她说：“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很快地，两人坠入爱河，并于第二年的夏天在耶路撒冷成婚。因夫妇双方的宗教信仰不同（杜普雷生于基督教家庭，而巴伦博伊姆笃信犹太教），杜普雷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不惜转而信仰犹太教，甚至因此得罪了自己的母亲。不过，水瓶座的杜普雷生来特立独行，不爱走寻常路，一旦自己认定的事情，便头也不回地迎向前去，不论对待音乐，还是对待爱情。
在姐姐希拉里眼中，杜普雷与巴伦博伊姆的性格截然不同：妹妹生长在英国乡间，不喜欢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更愿意过恬淡的、与世无争的生活，频繁的演出每每让她紧张慌乱、无所适从；而巴伦博伊姆不同。这个来自以色列的音乐家野心勃勃，他享受甚至向往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中的欢呼及掌声，向往与知名乐团合作，渴望成功。
新婚初始，夫妇二人的分歧还不明显，仍沉浸在热恋的喜悦中。两人曾在1969年一同接受英国《卫报》访问，镜头前的这对夫妇，两相依偎，笑容灿烂。当时，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住在伦敦贝斯沃特区的一间公寓中。公寓很小，小到两个人无法一同练习，每当丈夫或妻子练琴的时候，另一人就得躲到卧室或是洗手间去。即便如此，那几年的日子，却是这一场爱情最温情可人的时刻。
1973年杜普雷患病离开舞台前，他们二人时常相伴演出，当时有人甚至将这一对与舒曼、克拉拉相比。有一段当年的录像，在网上流传颇广，只有短短三分钟，却足以让旁人体会到热恋中两人互为彼此的默契。那是一次排练前，杜普雷坐在钢琴前演奏一首小品，巴倫博伊姆坐在一旁望着妻子，眼神中有宠溺，也不乏欣赏与赞美的意味。排练开始后，两人练习的正是那首定情曲——勃拉姆斯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杜普雷长裙长发，奏至热烈处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而奏至高昂段落，则忍不住亮出她招牌式的露齿大笑。
像她这样真正的、发自内心热爱音乐的演奏家，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次排练或哪怕是普通的练习。对她而言，每一次与大提琴的交逢，都需用尽心力，不能有半点马虎或敷衍，无怪大提琴家史塔克（Janos Starker）曾不无怜惜地说：“杜普雷天资卓著，音色优美，可是在演奏中倾注了太多热情，这实在会累垮她。”
史塔克一语成谶。70年代初，杜普雷时常感觉手脚麻木，四肢不听使唤。巴伦博伊姆陪伴她四处求医，可受限于当时的医术，医生根本无法为杜普雷的病情下定论。在那四处奔走的两三年里，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巴伦博伊姆一方面要应对世界各地乐团的频繁邀约，另一方面还要照料病妻，体谅她不时失控的情绪。1973年，一场纽约音乐会之前，杜普雷发现自己竟然连大提琴的琴盖也无法打开了。
“你知道杰姬（巴伦博伊姆对杜普雷的爱称）为什么放弃演奏吗？不单只因为她的手总是不由自主地抖动，还以为她已经无法感知琴弓的重量了。五克与五公斤，对那个时候的她来说，几乎没有区别。”多年后某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巴伦博伊姆如是说。诚如耳朵对于作曲家而言十足重要，双手对于演奏者的意义不言自明。曾经，盛年的贝多芬因为听力受损而写下遗嘱试图自杀，而28岁的杜普雷，这位同样命途多舛的音乐天才，也不得不放下孤高与倔强，臣服于命运的安排。
1973年，杜普雷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地点选择伦敦，由老朋友祖宾梅塔担任指挥，演出那首她再熟悉不过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我不知道台上的指挥家、独奏家以及乐团众人各自怀着怎样的心情，但在我看来，那真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落幕。直到今天，40多年过去，我们绝少在舞台上见到杜普雷那样热烈的、全然忘我的演奏，见不到她招牌式的露齿大笑，也再无机会亲耳聆听那样奔放恣意的乐音了。
“如果我从此不再拉琴，你还会爱我吗”
杜普雷患病之后，夫妇二人渐行渐远，或许因为妻子越来越古怪乖张的脾气，又或许因为丈夫忙于发展事业而对这段感情渐渐失去信心及耐心。待1975年巴伦博伊姆获邀担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后，他更是干脆离开英国，搬去法国居住，起初还抽空隔周回家探望妻子，时间久了，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在巴黎有了新家。
我不愿像很多人那样指责巴伦博伊姆背弃了杜普雷，因为在我看来，这段关系中的丈夫与妻子，他们更爱的不是彼此，而是音乐。20年前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固然被人诟病，但片中有一处细节，颇值得细细体味。某天，杜普雷问丈夫：“如果我从此不再拉琴，你还会爱我吗？”电影中的丈夫想也不想便答道：“如果不再拉琴，那你就不再是你了。”
片中的丈夫说得没错，如果不再拉琴，那么杜普雷便不再是杜普雷，只是一个英国乡间长大的平凡女子，行事大咧咧的，不太会打扮自己，头发也总是乱蓬蓬的。音乐家巴伦博伊姆不会爱上这样的杜普雷，因为他渴望的爱情是志同道合的，是惺惺相惜的。他渴望与自己的妻子一同登台演奏，渴望伟大的曲目在他们的诠释下，成为难以取替的永恒。这也是为什么多年后巴伦博伊姆回忆起前妻，一直强调的不是两人朝夕相处的温情点滴，而是她无与伦比的天赋与才华，是他与她一起演奏时难以言说的熨帖和喜悦。
“我很喜欢和她一起演奏，我们互为补充，彼此成全。”巴伦博伊姆这样说。
杜普雷又何尝不是如此？初见面时以琴音传递爱慕，新婚后与丈夫一道参与筹备伦敦南岸夏季音乐节，邀请犹太音乐家合作演出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鳟鱼》，甚至亲往第三次中东战争现场、冒着生命危险为兵士演奏。再后来呢？杜普雷患病，退出舞台，与丈夫失和，婚姻触礁，人生急转直下，落入无可逆转的悲剧宿命中。她本可以放弃抵抗，退隐幕后，默默做明星音乐家丈夫身旁的配角，但她并没有那样做，因为她深知，如果放弃音乐，自己将一无所有。故此，即便在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日子里，她仍然没有放弃重新登台的渴望。
“谁知道呢，说不定某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又可以如常演奏了。”
正因为怀着希望，所以才不断失望。余下的十几年生命里，杜普雷再也没能像她渴望的那样重新登台，与丈夫合作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或是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鸣曲，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事业发展一路向好，获得源源不绝的掌声与赞美，而这些，原本也同样属于她。
当丈夫如以往一般，在世界各处表演而渐渐冷落她的时候，杜普雷深陷绝望的漩涡中，并不仅仅因为无法与爱人一同分享名声与欢愉，还因为离开大提琴、离开舞台的时候，她再难找到依托与支撑，也丢失了让人们喜欢她、欣赏她的信心。巴伦博伊姆曾抱怨前妻患病后，对他事业的发展不闻不问，殊不知，“音乐”二字对于那时候的杜普雷来说，几乎是不可触碰的死角。她固然可以在纽彭的镜头面前，云淡风轻地说出“音乐仍然活在我的头脑中”这样的话，但谁又能理解这位音乐天才那些年独居伦敦时曾经历的挣扎呢？
每每读到杜普雷的故事，我总会想到另一位天才音乐家古尔德。那位加拿大钢琴家与这位英國大提琴家一样，古怪、骄傲而敏感，渴望被爱被关注，却总是不太懂得如何爱人。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中，谜一般的，外人看不透也参不破。偶尔，他们自以为遇见三两同道，想将他们拖入自己的梦境中，却只是徒劳。
还记得《卫报》1969年那篇访问的标题吗？“与音乐成婚”（Married to Music）。如今看来，这几乎是写给巴伦博伊姆与杜普雷爱情故事的一则无比精确的预言，而这样一场因音乐而起、又因音乐而终的灿烂爱情，真正应了20年前那电影的名字，如烟花般瞬时炫美，却注定消散在恒久的孤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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