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提要：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关键词：传播学/福柯/数据库/规训
作者简介：李敬，上海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上海 200235 李敬(1977- )，女，安徽合肥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XW05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3BXW002)。
2016年夏天，汪民安教授的纪录片《福柯》开始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放映，引起学术圈的热烈讨论，甚至也吸引了学术圈之外的目光：季风书店和时代美术馆里熙熙攘攘的观众，有很多来自学术圈之外，他们甚至没有座位也坚持全程站着看完纪录片。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惊讶的景象。这部“纪录片”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纯哲学论文的影像书写，它无关乎任何生动的故事，长达83分钟的片子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述福柯的哲学思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逝世已30多年，这位异国的哲学家，究竟以什么激发出人们对他持久的热情?我们看到，福柯的理论越过哲学领域，辐射至诸多人文学科。在知网数据库中，搜索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会出现长达数十页的搜索结果。福柯的理论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很好的提问方式，它的总问题可以归纳为：在媒介技术激荡变革的今天，技术与现代主体之间有怎样的相互作用?走出传播效果的路径，转而拷问人本身，这无疑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并大大拓宽了研究的思路。但令人遗憾且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福柯思想的艰深，对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提出了高难度的理论要求。因此，当下的研究中充斥着对福柯思想的大量误读和碎片化解读以及不恰当、不充分的理论应用。面对如此困境，除了需要对福柯思想本身进行扎实的研究之外，还必须从基本理论框架上探索和把握其与传播学学科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交集域，并以此为切入点，抓取出福柯思想中的关键词，阐发它们将给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思路。本研究将从传播符号学的路径切入，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给出福柯式的提问，用问题的钥匙打开学科研究的视野。
一、传播符号学与福柯思想：交集与差异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把传播宽泛地定义为“借助讯息①而进行的社会互动”，[1]从而根据对待“社会互动”和“讯息意义”的不同态度，把传播学研究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过程学派，即把讯息视作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联系的社会互动的媒介，传播便发生于讯息交流的过程之中。其二是符号学派，该学派把讯息理解为个人被确定为社会文化成员，即个体之社会化过程的要素，而讯息本身并没有什么先在的意义，意义只产生于互动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性实践过程，由讯息生产者、接受者、讯息所支撑的对象、讯息之符号载体的形式等各要素共同完成。符号学派对传播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与文本，分析符号意义的符号学方法为其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费斯克以“价值无涉”的方式划分传播学研究学派，从而悬置了美国经验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的划分方式中所隐含的倾向与价值判断。
费斯克把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明确落实为“社会互动”和“讯息意义”两大核心环节，从这里切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福柯思想与传播学研究的交集所在。首先，对于“社会互动”，符号学派与过程学派的理解明显不同：社会互动在符号学派这里，并不聚焦于个人与他人发生联系或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产生影响的过程，关注的是个人如何将自身构建为特定文化或社会成员的过程。福柯也对如此这般的社会互动给予了重要关注，他对“个体如何成为主体”的讲述，必然包含了对“个体之主体化”这一进程的反思，而这正是“社会互动”的核心内容。其次，对于“讯息”，过程学派将其看作传播过程中由传播者所发出的有意无意的信号，而符号学派则把讯息放置于符号结构的动态实践进程之中，“讯息的意义”总是实践的结果，它把传播理解为意义生成的过程，颠覆了讯息的传递。在这里，福柯的思想再一次与传播学研究相遇，福柯后期的谱系学考察，聚焦于知识话语之生成与传播的内在机制研究，福柯对于权力关系与知识[2]②话语内在关联的揭示，阐述了“权力—知识”话语是如何渗透进交往关系与其他关系中去的。在知识话语传播扩散的进程中，它获得了真理的地位，可以说，知识传播的实践机制正是知识话语获得真理之意义的进程。当“讯息意义”以“真理”的方式被解读、接受、遵从和实践之际，个体的主体化随之悄然完成。
福柯之“个体主体化”的社会实践进程，与符号学派对社会互动过程的强调在理论上形成共鸣。费斯克指出，从传播研究方法来看，符号学派抛开了过程学派对线性传播模式的依赖，转而从结构性模式，即各传播要素间的关系来分析意义的生成过程。意义在这种结构性空间中获得动能，走出了作为绝对概念的静止状态，它在由符号所组成的关系网络之间运动。他强调，名词性的意义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表意行为(semiosis)更为恰当。[3]46我们可以发现，福柯的话语研究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以考古学为工具)与符号学派有诸多共性。即便是最严肃的、站在真理地位的(人文)科学话语，也被福柯抛回至广袤的人类历史空间中，它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对象，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在的外在对象与所谓的科学的意义绑定在一起，而是在动态的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过程中恢复其作为一个过程的自身。它总是在与其他话语类型的争夺、利用和压制的进程中登上科学的宝座。福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永不间断的斗争图景，它是对静态权威的颠覆，从而彻底抹去了意义的荣光。我们看到，福柯与符号学派的意义生成论相遇了，在符号学派那里，“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现实或经验的特点所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中相关所指之间的界限所决定的。因此，意义更多是由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而不是由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确定”。[3]44两者都消解了讯息意义的先验性，坚持把讯息置于动态的、意义生成的进程之中；但福柯又超越了符号学派，意义生成的结构不是福柯最关注的问题。
在《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中，我们看到，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把两者间最重要的分歧概括为“结构主义者研究可能性，而考古学者研究存在物”。[4]70换言之，结构主义符号学更关注结构本身，即孕育诸多可能性意义的结构性关系；而福柯则把焦点对准结构关系的生成与实践过程。结合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来看，诸如我们所熟悉的使用符号学方法对广告和电视等媒介文本的研究，罗兰·巴尔特对“迷思”(myth)之社会实践功能所做的意识形态解构，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对媒介文本之社会性使用的分析等等，我们看到，在这些研究中，焦点聚集在意义得以生成的结构性空间中，即：无论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的整个社会结构(对整个社会体系中权力与资源之分配的关注)，还是从微观上进行对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都试图在意义所赖以形成并活动于其中的“符号—符号”或“文本—受众”的结构性空间中找出隐藏的规则。深层的二元对立关系扩散在文本的符号元素之间或宏观的社会实践中，诸如符号文本利用“男性—女性”“女孩—女人”“丈夫—妻子”等二元关系来构建有关社会性别的共识，这正是意识形态实践的进程。总而言之，探究某种形式的先验条件，即“跨文化的、与历史无关的、确定无意义元素可能性置换的全部空间的抽象规律”[4]69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目标所在。而福柯对此则兴趣寥寥，考古学阶段所讨论的话语构型在其后期的谱系学研究中也被搁置了下来，他的目光转向了结构性运动本身，也即真理意义的实践过程，以及包括传播扩散进程的整个实践运动的内在权力运作机制。这就是福柯的问题：话语如何在与权力的纠缠和联姻中获得其作为意义的真理身份?而对于生成真理的抽象的、共时性的先验形式，福柯却并不追问。确切地说，福柯也并不认为存在某种先验形式，福柯只承认话语所依托的先验条件。[5]他对此的关注也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在考古学时期)，后期的福柯已从话语的样态表层潜入话语实践的内部，他要追问的是建构真理的策略性机制是什么?人如何被主体化，即成为作为真理的知识的对象与主体?我们可以说，福柯以更为激进的态度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视野范围，他认识到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使用比语言本身的结构更为重要。
福柯与传播符号学派在对待“讯息”与“社会互动”的考察方式上发生重要交汇，同时，福柯又超越了符号学派对先验结构的强调，诉诸对生产讯息之意义的知识话语实践过程的考察，而对这个变动不居的过程的考察自然离不开“监控”“规训”等具体的权力策略。福柯对“监控”“规训”和“权力”的表述，可能是传播学研究中引用最多的内容了。在论文数据库中，我们可以搜索到运用福柯理论的大量论文，福柯对权力和规则的思考被广泛运用于传播学领域，比如把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之题名转换为“大众媒介：权力的眼睛”之类的做法屡见不鲜。此外，随着新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大数据使用所带来的权力监视社会的讨论也比比皆是。这些观点本身固然有其价值，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都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碎片化、有选择性的理论抓取和理论切割成为常态。也即是说，对福柯理论的运用往往脱离了其思想的整体语境，这种舍弃面而仅抓取点的做法自然会带来诸多问题，不恰当、不充分的运用和误读在所难免。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 二、规训理论：媒介技术、讯息意义与对象
如果说，我们把福柯与传播符号学的相遇地域称作“社会互动中的讯息”，那么，对这个交集域的探索绝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在理论的交集中继续深入，并从传播学的角度尝试像福柯一样地提问：讯息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与媒介之间有怎样的勾连?只有抓住两者共通的理论抓手，并以此为着力点，做出深层次的理论探问，才可能走出碎片化的理论运用的误区。
在福柯那里，讯息所裹挟的意义总是在话语实践的具体进程中获得的，福柯要强调的是，话语实践的过程并非结构的自我运动，而是权力关系对意义的不断争夺、改写或变更。意义在复杂的实践运动中所指向的对象是现代个体，如此这般的运动的结果，在传播学和社会学那里被表述为“社会互动”，在福柯那里被表述为“权力关系对对象的捕捉”或“个体的主体化”。作为结果的讯息的意义，与作为过程的话语实践，在福柯理论中通过规训被内在地勾连起来：规训一方面是讯息撒播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是话语实践的内在机制。在这里，福柯与传播符号学的交集域变得更加清晰了，以讯息为纽带的交往关系与以规训为策略的权力关系相互交织。交往关系强调的是符号传播、相互性以及意义的生产，它“通过语言、记号系统或者其他的符号媒介来传递信息”。[6]289权力关系突出的则是人作用于人的行为，以及双方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在权力的运作下被维系、扩大或缩减。福柯明确讲述了权力关系复杂的运作机制——权力关系对符号交往关系的借力、渗透和合作，“它们实际上总是彼此重叠、相互支撑，为了让对方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相互利用”。[6]289由此，福柯的问题被照亮了：在讯息意义之网的捕捉下，人的自我构建何以可能?给出明确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把钥匙，让我们以此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思路。从福柯所关注的现代个体，也即“讯息意义之网的捕捉对象”出发，理解福柯的规训理论，才能找到传播学学科所关注的媒介问题与福柯理论之间的通途，真正走出断章取义式的误读。
说起福柯的规训思想，最为集中的论述自然离不开《规训与惩罚》这部经典之作。这与其说是一部监狱史，不如说是身体—权力的历史；与其说是关于过去的历史，不如说是关于当下的、现代人的历史。因为福柯根本无意于讲述过去的故事，而意在抽丝剥茧般地揭示出权力的内在机制，即规训技艺的来龙去脉。当残酷的肉体惩罚让位于有节制的现代刑罚，当文明取代了暴行，当司法走向了人道，福柯却予以犀利的批判：人文主义思潮的背后是权力技艺的变化，这是翻天覆地的、同时又是悄然无声的变化——古代的酷刑是一种仪式，罪犯肉体所遭遇的惩罚宣示了君主权力的无限存在……随着监狱的产生，权力把目光从肉体调转向了灵魂，权力的技艺从惩罚向规训变迁。[7]19福柯看到，刑事监禁的内核是对人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是通过对肉体的规训来完成的，权力在微观肉体的细枝末节悄无声息地流动着：犯人通过劳动，培养了守秩序和服从的习惯；极其有规律的监禁生活填满了犯人的时间，疲惫的肉体安抚着躁动的灵魂；犯人被打造成一件合乎需要的产品，而对肉体的诸多指令只是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
福柯点明了规训的两种意向：一端是规训—封锁，建立在社会边缘的封闭体系趋向于内向的消极功能；另一端是规训—机制，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有效从而可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这是权力巧妙的强制性设计，古典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训机制，权力的眼睛遍布整个社会机体。[7]235因此，现代监狱这种形式实际上早在刑法系统地使用它之前就存在了，规训社会在规训机制的扩散中逐渐形成。福柯甚至在家庭内部、学校、医院和工厂中发现了与监狱的权力运作相同的机制，整个社会不过是一个“监狱连续体”，由此福柯得出惊人的结论：当下的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的社会。[7]243
我们看到，在福柯这里，权力的内在机制规训，从来不是简单的压制，而是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和目标。福柯把它描述为权力的物理学或解剖学，它是一种技术学。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样的技术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社会实践中的个体将怎样被安放?“全景敞视监狱”的景象无疑是最形象和恰当的描绘，但对它的理解必须置于规训理论的框架之中：环形建筑的中央是一座安装了百叶窗的瞭望塔，四周独立的小囚室把被观看者的影像清晰地呈现给观看者，而逆光的效果却完美地遮蔽了监视者的存在。在这样的设置中，权力被感知却始终无法被确知，权力由此获得了自动化和非个性化的意义，它不再依赖于行使权力的某个个体，而是体现为对肉体、光线、目光的一种分配与安排。因此，虚拟的“监视者—被监视者”关系产生了真实的征服效果，外在的权力被内化，一个被驯服的、有力的、有生产性和价值的身体由此而产生。福柯由此指出：权力的规训机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产，它表征为学校中知识和技能的生产、医院中健康的生产以及军队对毁灭性能力的生产。个人并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制和改变，相反，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7]243
顺着福柯的指引，我们看到如此独特的规训技术与媒介技术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也是规训理论之所以能引起传播学人重视的原因，它带给我们全新的福柯式的提问：现代媒介在这样的规训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急于展开，把媒介技术与规训直接挂钩是对福柯理论的简单化处理，会导致不恰当的理论应用。在逻辑上，我们首先要能明确，福柯所谈论的规训权力运作机制的具体方式有哪些，然后才可能去讨论其与媒介的技术运用策略之间的内在关系。
福柯把规训的权力运作归结为三种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第一种手段是层级监视，规训机制必须有一种能观察却又不被发现的监视技术。在监狱、学校、工厂和医院的建筑围绕着对象进行精细的结构布局的同时，监视还渗入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在立体的监视结构中个体不断被对象化。第二种手段是规范化裁决，所有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套微观处罚机制，它负责处理大的惩罚制度所不那么在意的行为，即“人为的”规范性秩序，也依据所观察到的自然进程的经验，诸如对不同阶段学生能力的考核要求总是依据学习能力的总体性规律来设置的。因此，规训机制中的惩罚具有司法和自然的双重参照标准，它除了行使惩罚功能，还致力于缩小差距，在不断地训练中矫正对象。“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7]206由此福柯指出，惩罚的规范功能拉开了与司法刑法的距离。规范的力量是对一致性的强求，同时又可以度量并利用差距，发挥区分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把个体置于同质的、形式平等的系统中，让其差异显现出来。第三种手段是检查，它是监视与规范化的结合，它使得每个个体都意识到自身被暴露在目光下。这是一种权力的强制性介入，也是“认知—被认知”的强制性保障方式。比如，学校的考试不只是学生之间的较量，更是把个体置于群体中衡量、判断、分析，最终将其知识化的重要的机制，“考试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检查是这样的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7]210-211在这种客体化的进程中，个体被符号化了。由检查的登记表和报告汇总而成的粗糙的文件体系捕获了活生生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个案，差异和分类尽在其中。如此的档案绝非一部追忆史诗，它是一张细密的巨网，把肉体和个性都打上编码，权力的征服悄然无声却井井有条地进行着。
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是规训权力运作的三大手段，换句话说，通过这三种方式，规训的权力技艺才得以展开。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媒介技术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是否可能包含了这三种运作策略呢?当下传播学研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怎样的?
马克·波斯特对现代媒介的分析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入口。波斯特在其著作《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中提出数据库之规训权力的观点。由于该问题直接关涉传播学的研究兴趣，波斯特的文本遂成为传播学领域阐发福柯理论最为重要的二手文献之一。在波斯特看来，现代社会数据库式的超级全景监狱是边沁提出的“全景监狱”的重要衍生物，它比全景监狱更加易于监视、书写、记录，并更广泛地蔓延到社会空间的每个角落。他指出：“全景监狱并不仅仅是塔楼上的那个狱卒，而是施加于囚犯，把他或她构成一个罪犯的整个话语∕实践。全景监狱是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即把主体构建成一个罪犯并把他规范化到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程序中。我的论点是，随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你可以把社会场当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型了主体的建构。”[8]85庞大的数据库是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把社会个体信息化、符号化，“巨大的信息储量，几乎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构建成一个对象，并且原则上能够包括该个体的几乎所有信息”。[8]88相对于福柯所论述的“全景监狱”的权力形态，波斯特所描绘的现代监狱更为激进：福柯眼中的“全景监狱”的个体，对于自身暴露于注视之中还是有意识的，而“超级全景监狱”中的个人意识被彻底抽除，数据库所捕捉的个体是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分析、计算和整理的，这是彻底的“主体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的进程。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波斯特对媒介与规训技术做了简单化处理，把两者直接挂钩；相反，波斯特很清楚，规训权力是一种权力类型，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技术，可以被各种机构和体制使用，诸如监狱、医院、学校和家庭。数据库本身不足以单独支撑规训技艺，它只是一种新媒介技术，并非某个机构，而如此的数据技术与规训技术的结合，总是通过被诸多机构的占有来发挥作用的。因此，波斯特总是把数据库置于整个社会场域中进行分析，思考它对整个社会话语实践和作为对象的主体的自我构建所起到的作用。
数据库、媒介技术与其他传播机制一起，构建了一张现代社会讯息撒播的巨网，技术总是被机构或个体所“分有”，而个体对技术的使用与机构对技术的占用有着显著差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将照亮我们的问题：媒介(或传播机制)怎样参与权力的规训机制?是否参与以及在何种层面上的参与才是正确的提问方式?简单化的直接相关必然会带来理论的误读，不恰当地放大媒介技术的权能，而忽略动态的社会实践，将无法真正落实规训技术展开的具体方式，对媒介的分析因而变得空洞。
从规训技术所借助的三个环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来看，波斯特对数据库的分析主要论述的是监视的环节。数据库通过监视，获得、分析和使用讯息，并把主体符号化，“如今大众已认识到他们一直被数据库监督，因而明显感到不自在”。[8]86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波斯特点明了规训权力运作的核心技术，即对真理般知识话语的构建。他指出，讯息还被转化为关于人口、行为和欲望的知识，被强制性机构所使用。权力的治理技艺“依赖于人民大众的知识以维持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数据库……很可能就无法统治这些社会中的庞大人口……数据库撒播到我们的社会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影响就是……使每个层面上的强制机构都能获得关于所有的人口的知识”。[8]92这是波斯特在权力运作的治理③技术层面提出的重要观点，而它却被普遍忽略。我们看到，从监视切入分析数据库和媒介，几乎成为唯一的方式，并由此推理出“作为权力的眼睛的大众媒介”，这当然不够严谨。倘若仅依赖监视就能完成独特的生产性的权力运作，那么这与自上而下的、契约论层面的统治权(后者镇压模式的权力运作也同样将对象置于目光所及之处)又有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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