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岳石文化自20世纪70年代被确认以来,学界对其文化特征、地方类型、年代与分期、来源与流向、经济与社会、分布与族属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近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植物考古研究的开展,岳石文化农业及其相关问题也逐渐得到重视。农业作为传统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海岱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岳石文化的植物考古发现
学界目前对岳石文化的植物考古工作,遍及海岱地区的各文化小区。获取植物遗存的手段,主要包括系统浮选、考古调查与植物考古调查采样、考古发掘中偶然发现等,以系统浮选为主;所获植物遗存,则包括炭化类的植物种子、果实、基盘、木炭,以及微体类的植硅体等,以炭化遗存为主。
承认遗址出土的可食性植物遗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古代居民消费的植物性食物,是根据植物考古工作探讨古人植物性食物组成及当时农业发展状况的前提。国内既有的植物考古研究中,最常用的统计方法有数量百分比、出土概率、密度等,在探讨农作物与非农作物的比例关系、农作物构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有研究指出,千粒重/千粒体积等方法在探讨农作物构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大粒作物(稻、麦、豆等)、小粒作物(粟、黍等)即使出土数量相等,所代表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有鉴于此,在数量百分比、出土概率等方法的基础上,笔者拟增加重量百分比这一指标,对部分进行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岳石文化遗址所出植物遗存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当时农作物构成等问题深入研究。
(一)系统植物考古研究
宿州杨堡遗址的发掘中,揭露出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灰坑、墓葬等遗迹。6份岳石文化土样浮选出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狗尾草属、牛筋草、苋科、马齿苋等非农作物。该遗址发现岳石文化农作物共计141粒,占可鉴定植物遗存的94%,略高于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87%,可能意味着农业生产在聚落生活中地位的提升。与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相较,岳石文化时期新增了小麦、大豆两类作物。综合数量/重量比例、出土概率来看,此时先民经营的是稻旱兼作的多种作物种植制度,稻、麦在农业经济中所占份额大,可能是聚落生活中的重要粮食。
定陶十里铺北遗址以龙山、岳石、商代晚期遗存最为丰富。岳石、晚商时期该聚落还发展为城。就目前完成的约60份岳石文化浮选土样来看,出有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藜科等非农作物。农作物1400余粒,约占植物遗存的83%,与该遗址龙山文化相较,比例有较大提升,可能是聚落农业发展的体现。就各种作物的构成状况来看,十里铺北聚落岳石文化先民经营的是旱作为主的多种农作物种植型农业。
乐陵尹家遗址存在岳石、战国、汉等时期的遗存,以岳石文化晚期灰坑为主。19份土样浮选出粟、黍、稻、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马唐属、黍属、藜科、豆科、野大豆、十字花科、紫苏属等非农作物。农作物158粒,约占植物遗存的30%。植物遗存表明,先民经营的是以粟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制度。与其他遗址相较,该遗址农作物的数量比例偏低,或许与采样遗迹性质、采样数量有关,也有可能是该聚落农业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
济南彭家庄遗址龙山、岳石、商周、汉至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中,以岳石文化最为丰富。49份土样浮选出粟、黍、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藜科、莎草科、葫芦科、苋科、马齿苋属等非农作物遗存。农作物69893粒,约占植物遗存的82%。粟的数量/重量比例、出土概率在三者之中皆为最高,反映了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模式。
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在2014—2015年的发掘中揭露出龙山、岳石、东周等时期遗存。约30份岳石文化土样浮选出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藜科等非农作物。农作物5900余粒,约占植物遗存总数的86%左右。粟的各项量化数值都远高于其他四者,反映了粟作占主导地位的多种作物种植制度。
章丘榆林遗址以龙山、岳石、东周时期堆积最为丰富。20份左右岳石文化土样浮选出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藜科等非农作物。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一处灰坑采集浮选土样20余升,所获粟、黍两类粮食作物约40万粒,可能是一处粮食窖藏。
淄博桐林遗址以龙山、岳石等时期的遗存为多。37份岳石文化浮选土样中,出土了粟、黍、稻等农作物,黍亚科、马唐属、稗属、豆科、野大豆、藜科、蓼科等非农作物。农作物2246粒,约占植物遗存的62%,与该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相当。粟、黍、稻的农作物类型承袭了龙山时期传统,与后续的商周时期亦相若,反映了农作物结构的长期稳定性。岳石时期农作物的构成中,粟、黍的量化数值高于稻。与龙山时期相较,岳石时期稻的出土概率下降,粟、黍出土概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旱作农业重要性的提高。
烟台庙后遗址以龙山、岳石时期遗存为主。9份岳石文化土样浮选出粟、黍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等非农作物。农作物75粒,占植物遗存近50%,农作物有粟、黍,以粟为主。植硅体样品中提取到粟、黍、稻等农作物,芦苇、莎草科、阔叶树等非农作物。
烟台照格庄遗址以岳石文化遗存为最丰。2007年度浮选的93份土样,出土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6种农作物,黍亚科、豆科、莎草科、藜科、苋科、唇形科、菊科等非农作物,农作物7951粒,约占可鉴定植物遗存的55%。农作物以粟为主,黍次之,其他作物各项量化数值偏低,可能在聚落农业中所占份额有限。2008年度浮选的34份土样出土粟、黍、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豆科、唇形科、藜科、蓼科、马齿苋属、禾本科、苍耳属、葡萄属、果壳等非农作物。农作物394粒,约占可鉴定植物遗存的53%。农作物以粟为主,黍次之,大豆所占比重有限。
日照六甲庄遗址有龙山、岳石、周、汉等时期的遗迹。17份岳石文化土样仅有5份样品出土植物种子,农作物中粟、稻、小麦各1粒,非农作物中藜科、紫苏分别出土3、1粒。由于植物遗存太少,暂不进行深入讨论。
(二)考古调查、植物考古调查
章丘马安遗址出土有龙山、岳石、商周、战国、汉等时期的遗存。为配合发掘资料整理,陈雪香等在遗址剖面采集岳石文化浮选土样10份,出土有粟、黍、小麦、大豆等作物,黍亚科、豆科、藜科、苋科、茄科、唇形科、马鞭草科等非农作物遗存。农作物724粒,约占可鉴定植物遗存的61%。先民经营的是以粟为主的多种作物旱作模式。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08年在辽宁大连的植物考古调查中,发现了旅顺双坨子遗址岳石文化样品中的粟、黍、稻等农作物、黍亚科等非农作物植硅体。所获植硅体以农作物为主,农作物中又以水稻扇形为主。靳桂云对章丘城子崖、潍坊李家埠遗址剖面采样分析显示,这两个遗址岳石文化时期都存在粟黍颖壳和水稻植硅体,以及芦苇等非农作物植硅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对山东沭河上游的聚落考古调查中,采集了浮选、植硅体等样品。莒县上峪遗址的1份浮选土样出土有粟、黍等农作物;塘子遗址的1份浮选土样出土有粟、黍、稻等农作物,禾本科、豆科等非农作物。
(三)发掘中随机浮选或偶然发现
发掘者从日照六甲庄遗址较大的一个灰坑中采样浮选,发现了炭化稻米。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的发掘中,在岳石文化的H81随机采样浮选,发现了较多的炭化稻米。但由于该遗址岳石文化遗存远不及龙山文化遗存丰富,且发掘过程中没有进行系统采样,无法进行比较研究。此外,临沭东盘遗址发掘中曾采集岳石文化土样1份,但后续的浮选中未在该单位发现植物遗存。
综上,开展过植物考古研究的岳石文化遗址已近20处,出土农作物的达16处,囊括了海岱地区的各类等级聚落,涵盖了岳石文化的南城孜、安邱堌堆、王推官、郝家庄、照格庄、土城等地方类型。就此角度而言,这些既有工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藉以分析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基础。
三、岳石文化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区域差异
广义的农业生产种植制度包括某特定地区的农作物布局(作物品种、种植规模、种植比例等)、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等;狭义的农业生产种植制度则主要指农作物的布局,或称农作物种植制度。岳石文化农作物布局的复杂化趋势较海岱龙山文化尤甚,且农作物组合与构成反映的农作物种类、种植比例在不同聚落表现出不尽一致的态势。
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出土6种农作物(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的遗址仅照格庄(2007年)1处,位于胶东半岛的沿海丘陵地区,系环壕聚落。出土5种农作物(粟、黍、稻、小麦、大豆)的遗址有杨堡、十里铺北、榆林、城子崖等4处,分别位于皖北平原、鲁西南堌堆、鲁北山前平原地带;其中,城子崖、十里铺北为城,榆林也存在作为城的可能。出土4种农作物的遗址有尹家(粟、黍、稻、大豆)、马安(粟、黍、小麦、大豆)2处,分别位于鲁西北洪积平原、鲁北山前平原地带,聚落等级较低。出土粟、黍、稻3种农作物的遗址有桐林、李家埠、双坨子、庙后、塘子5处,分别位于鲁东与鲁北山前平原、胶辽半岛丘陵、鲁东南平原地带,除桐林外,聚落等级普遍较低。出土粟、黍、大豆3种农作物的遗址有彭家庄、照格庄(2008年)2处,分别位于鲁北山前平原和胶东半岛。出土粟、稻、小麦3种农作物的遗址仅六甲庄1处,位于鲁东南沿海平原。出土2种农作物(粟、黍)的遗址仅上峪1处,位于鲁东南平原,聚落等级较低。仅出土水稻1种作物的遗址有藤花落1处,位于苏东北沿海平原,系环壕聚落。整体上看,与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作物类型相较,岳石文化的作物布局虽呈现一定的继承性,但总体规律不是很明显。不同遗址出土农作物组合、构成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种植制度。
从大的格局上看,岳石文化的杂草有黍亚科、豆科、藜科、蓼科、苋科、茄科、菊科、唇形科、莎草科、马鞭草科,但不同地理位置的遗址所出杂草遗存也不尽一致。黍亚科中的狗尾草属、马唐属,豆科中的野大豆、胡枝子、草木樨,藜科中的藜属等遗存出土于多数聚落;其余诸科则占有遗址数量少,占所在遗址杂草比例低。这些伴人杂草多是农田杂草,它们可能是伴随着人类农耕活动进入遗址的。它们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聚落农耕的发展水平。
就自然环境方面而言,地理位置(经纬度、海拔等)不同,环境、气候、地貌、土壤、水文等也会呈现出不一致的特点。就山东省内而言,山前平原、山间盆地、河谷平原等地势低缓、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排灌条件好,是比较适宜耕作的土地类型,城子崖、榆林、十里铺北、桐林等遗址都位于这样的地貌部位,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和农业的丰收。马安、彭家庄等未出土稻遗存的遗址位于相对靠近鲁西北的位置。龙山—岳石时期,稻遗存在海岱地区内部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布形势,虽不能完全排除考古发现的或然率,但大体上是当时稻作农业格局的反映。胶东半岛农作物占植物遗存总数的比重小,出土概率低,可能意味着农业在岳石文化时期的胶东半岛虽是聚落生计的重要组成,但或许在某些区域并未居于主体地位,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在居民生活中可能占据重要地位。
就文化社会层面而言,聚落等级和人群组成的不同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岳石文化聚落等级高的遗址,大都出土多种农作物遗存,可能与高等级聚落在聚落群中的核心地位有关。既往的考古研究表明,岳石文化人群来源复杂,已不是单纯的东夷族人,不同来源的人群具有不尽一致的文化传统、饮食喜好甚至栽培技术,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种植制度。
此外,发掘区在聚落中的位置、发掘面积的大小、埋藏环境、保存状况、采样和浮选方法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对浮选所获的植物遗存种类、数量、出土概率造成影响。以照格庄遗址2007、2008年度的浮选结果为例,发掘区所在位置不同,采样数量不尽一致,所获的植物遗存存在相当的组成差异。
四、岳石文化的农业的再发展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岳石文化农业呈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农业在聚落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多种作物种植制度的推行、粮食作物的剩余、旱作农业的强化发展、稻作农业的继续存在、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等方面。既有对此前海岱龙山文化农业发展态势的继承,亦有此时新呈现出的时代特点。
(一)农业是聚落先民生计的主体
炭化植物遗存、植硅体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岳石文化多数聚落的植物遗存中,农作物占据绝对优势。非农作物中,有些植物如藜、地肤、猪毛菜、紫苏、野大豆、葫芦科等,可能是人类采集的植食资源,但所占比重远低于农作物。
(二)多种作物种植制度的推行
进行过植物考古工作的16处岳石文化遗址中,出土5种以上粮食作物的有5处,4种以上粮食作物的有6处,同时出土稻、旱粮食作物的遗址更是达到12处。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的推行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减轻自然灾害对聚落生活的影响,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三)粮食作物的盈余
彭家庄遗址H9所采的40升土样中浮选到粟67051、黍2701粒,农作物出土密度高达1744粒/升。榆林遗址也发现了一处疑似粮食窖藏坑,约20升的浮选土样中出土粟、黍粮食作物数量已近40万粒。剩余粮食的储存,与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四)旱作农业的强化发展
除藤花落外,其余15处遗址都发现了粟、黍等旱地作物。11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中,除地理位置偏南、浮选样品较少的杨堡及水文条件优越的桐林外,其余9处遗址的粟黍类旱地作物都居主导地位。与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相较,粟黍类作物在遗址中的比重有大幅提升。
(五)稻作的继续存在与局地发展
16处开展过植物考古工作的遗址中,有12处发现了稻遗存。系统浮选的11处遗址中,仅2处未发现稻遗存。稻遗存占有遗址的普遍性表明,稻作可能在岳石文化先民聚落农耕中继续存在。杨堡、桐林遗址所出稻遗存的量化分析表明,稻作在局地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稻作的发展可能与岳石文化时期气候的好转不无关联,孢粉分析表明,沭河上游地区龙山末期到岳石初期气候冷凉干旱,之后气候逐渐好转。相似的气候好转趋势在山东其他地区剖面研究中也有发现。
(六)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与海岱龙山文化相较,岳石文化农具中石、骨、蚌质的铲、镰、刀、锄等相对数量较海岱龙山文化更多,农业工具在全部工具中所占比例大大增加,而且出现了新的工具类型,尤以上窄下宽的方孔石铲、两侧带缺口的方孔石镢、半月形双孔石刀为特色。
(七)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岳石文化的动物考古工作还较少。就尹家城遗址而言,鹿的数量最多,占39.8%,猪、狗、牛分别占38%、14%、8.2%。照格庄遗址出土动物20种,家畜有猪、牛、羊、狗,以猪为最,狗次之,牛、羊较少。庙后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骨骼有猪、狗等。长清仙人台遗址则出土有家牛骨骼。临沭东盘遗址2个灰坑也出土有猪、狗等家养动物骨骼。对彭家庄遗址系统动物考古研究表明,其家养动物有猪、狗、牛、黄牛、羊、绵羊等。就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而言,以猪为主,狗次之;从肉食量来看,则是以猪为主,牛次之。该结果反映了该聚落以猪为主的多种家畜饲养制度。这些有限的动物骨骼鉴定工作表明,岳石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业与海岱龙山文化的动物组合与构成大致相似,外来的牛、羊普及程度提高,揭示了岳石文化家畜继续发展的态势。
综上,岳石文化时期农业并未衰落,而是迎来了新的发展。农业经济呈现出繁荣态势,以粮食种植业、家畜饲养业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伴随着粟作的普遍强化,稻作虽在局地仍作为主要的农业类型继续发展,但在多地已退居弱势地位。十里铺北、城子崖、桐林等有多个时期遗存遗址的浮选结果表明,稻遗存的数量、出土概率的下降趋势都较为明显。有学者认为,稻作的衰落使得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海岱地区(尤其是东南部)食物供应严重不足,人口大量减少,进而导致岳石文化的衰落。
五、结 语
要之,农业是岳石文化先民生计的最重要组成。就植物遗存而言,纵向来看,与海岱龙山文化相较,岳石文化的农业继续发展,并继承了此前的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横向地看,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相较,这几处农作物结构相若。农作物组合包括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6种,构成上除个别遗址外,皆是以粟类谷物为粮食主体。就遗址所在区域而言,旱作在多数区域得到了强化,稻作整体上呈现出弱化的态势,惟个别聚落继续发展,可能与遗址所在地理位置、水文条件相关。就聚落等级而言,作为区域政治实体的城、一级聚落的农作物种类和数量一般比同一区域及邻近地区二级、三级聚落丰富。岳石文化的农业并未衰落,强化型旱作农业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学界目前对岳石文化农业的认识还是阶段性的,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将来或可另文探讨。
作者简介：郭荣臻(1988—),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考古、农业考古。 靳桂云(1964—),女,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环境考古、生业考古。
(本文根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