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忠、恕？

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终之意。

　　中国儒家伦理范畴 ，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 原 则 。“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什么是忠？什么是恕？
　　　　曾子没有说，但孔子自己在别的地方有过解说。
　　　　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 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
　　　　忠是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 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 腾达。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
　　　　 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卫灵公》篇里回答子 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平？”的问题时所说的：“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总起来说，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己，推己及人。所 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想这样；自己 不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不想这样。我们今天在中小学生中开 展“心中有他人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推行的忠恕之 道。推而广之，所谓“让世界充满爱”，又何尝不是忠恕之道的体 现呢？
　　这段孔门师徒得回答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归纳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其意义深长，不仅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对于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乃至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忠恕”之道的意涵，《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观此可知，“恕”就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又有：“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人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然则仁之“方”也就是践行仁“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即是推已及人，亦即“推其（已）所欲以及于人”（朱熹《论语集注》），自己于有所成立、发达，亦使别人有所成立、发达。《论语 ·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句中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即是反省自己为别人打算是否做到了推已及人。然而“忠”即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朱熹《论语集注》释“忠恕”云：“尽已之谓忠，推已之谓恕。”其引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其实，“尽已”与“推已”并无实质的差别。“尽已之谓忠”，而“忠”实亦是“推其（已）所欲以及于人”；“推已之谓恕”，而“恕”之“推已”实亦是“尽已”之意。

　　“忠”与“恕”实只“一”道，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若把“忠”与“恕”割裂开来，则“吾道”成为两道矣。在孔子的“一”道中，包含着“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而深刻的意涵。因此，“忠”与“恕”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只有把“忠”与“恕”统一起来，既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又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仁道。

　　朱熹说：“推已之谓恕”。其实。“推已”并没有把“恕”的意涵完全表达出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着如何“推已”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恕”之推已及人，强调的是不要强加于人。《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即是侵加、强加之意。这段记载与《卫灵公》篇所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有直接的联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初始的意思当就是：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孔子认为，“恕”或“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又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这是说，若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容易。因此孔子与子贡的两段对话都说明了“恕”之重要。在孔子的“忠恕”之道中，“恕”更为基本。有了“恕”，能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欲立尔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真正的“忠”。若无“恕”，将己之所欲或不欲强加于人，则其“立人”“达人”就不是真正的使人有所“立”“达”，即已不是忠了。

　　《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乎施于人。”此可见，“忠恕”本是统一的，而“恕”亦可包含“忠”。也就是说，若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不仅可以谓之“恕”，而且亦可谓之“忠恕”。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颜渊》篇仲弓问仁、孔子回答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有当施于人。”

　　曾子每日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孔门所谓“忠”实也包含“恕”的意思，因为在儒家的“推其所欲以及于人”的思想中内在地包含着“推其所不欲而勿施于人”的思想。《论语·子路》篇载樊迟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此处的“与人忠”亦可理解为“与人忠恕”。也就是说，真正的“忠”是包含着“恕”为基础的。
　　孔子的仁学思想最基本、最核心的宗旨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曰：爱人。”《中庸》：“仁者，仁也。”《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此所谓“爱人”亦可谓之“爱类”，即爱全人类所有的人。《吕氏春秋》有《爱类》篇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人乎其类者也。”这符合孔子本人的思想，我们从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以及“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就可看到这一点。孔门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此即儒家的“人类一家”思想（在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均有“人类一家”的表述）。在儒家的普遍人类之爱中，最基本的就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忠恕”之道就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此所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一以贯之”之道。循此“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

　　《中庸》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后，有云“君子之道四”，即：“所求乎子，以事父”（吾欲子之孝我，吾亦以孝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包含了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此“君子之道四”都是从“忠恕”引申而来。

　　《大学》讲“君子有絜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显然，“絜矩之道”也就是“忠恕”之道。其所谓“所恶于”上、下、前、后等等，就是“己所不欲”；所谓“毋以使下”等等，就是“勿施于人”。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使尔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的“所欲”，不仅是民之所欲，而且是君与民之共欲，如“人情莫不欲寿”、“莫不欲富”、“莫不欲安”、“莫不欲逸”（朱熹《孟子集注》引晁错语）等等。因此，“所欲，与之聚之”，即是“推其所欲以及于人”，乃“忠”也；“所恶，勿施尔也”，即是“推其所不欲而勿施于人”，乃“恕”也。也就是说，君主对民知能实行“忠恕”之道，则能得民心；得民心，斯得民而得天下矣。职此之故，孟子又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韩诗外传》卷三云：“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之道也就是圣王治天下之道。所谓”以己之情量之也“，即是圣王以己之所欲与不欲来体谅下民：己所不欲饥寒、劳苦、衰乏，则知天下人们欲衣食、安逸、富足。由此，己所不欲，勿施于民（同时，推已所欲以及于民），使人民都能得到衣食、安逸、富足，于是圣王可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忠恕”符合现代精神
　　墨家宣传的“兼爱”，是要取消这些天然的等差，因此是一种无法落实的抽象原则，而对于人体差异的偏执，又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为我”。儒家认为，这两者都会造成人的非伦理状态。

　　既然每个人都有差异，在感受事物时自然会对这些差异有所偏执。这种偏执，儒家称为人心之“蔽”，偏执则不能沟通。比如现实生活中，不是有很多父母逼迫子女走家长选定的道路吗？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儿子想考大学，父亲却逼子从戎，真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虽然是好心，但表现的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执”，抹杀了人、我的差异，导致双方十多年无法正常沟通。儒家以忠恕行仁，既要保持住人伦物理的自然分位差异，又要排除对这差异私己性的偏执。这种爱，就是包涵着个体分位差异性的沟通，而它所成就的，是一种具体的德性。

　　儒家所说的“成己成人”、“诚”、“成己成物”、“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这里“成”和“尽”都是实现的意思。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方法，不是把“己性”强加于人和物，而是顺应人和物的本性来成就它。

　　“忠恕”之道体现平等精神因此，忠恕作为行仁之方，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达到物我平等实现的一种工夫。平等，是价值意义上的平等，它的前提是个体差异性的实现。“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实则是认为自己的价值高于他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用自己的价值选择来塑造人、塑造物，这就抹杀了人我、物我存在的个性差异。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解，实际表现了一种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价值加之于非西方社会，长此以往，便会产生东西、南北甚至种族之间的冲突。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由己出发，推己及人，其关键，全在于一个“己”字。儒家只要讲忠恕，都在强调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对人的要求，强调在实际接人处事待物行为中要有限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己的要求，就是“诚”或“忠”。“推”，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因此，这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消解对私己的偏执，从而保证人我、人物各在其自身的限度内有所成就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两大潮流。在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实现沟通，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忠恕精神强调的，正是个性差异实现或限制前提下的沟通，它体现出一种价值平等精神。这些才是忠恕之道真正的现代意义。而对于这个原则所做的“积极”表述———“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很容易导向其对差异和限制性规定的忽略。从而助长已经给现代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我们在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现代性表述时，特别应该注意理解其整体性的内涵，这样才能在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中，赋予我们的现代性诠释以文化精神生命的根据和创造性的意义。

《北溪字义》卷上·忠恕

　　忠信是以忠对信而论，忠恕又是以忠对恕而论。伊川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就心说，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字义中心为忠，是尽己之中心无不实，故为忠。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就一边论。其实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达，人亦欲达，必欲推己之欲立、欲达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达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门之内，应接无几，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则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广。茍中天下而立，则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养其亲，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冻饿，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长吾长、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离散，不得以安其处；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内困穷无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乐。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上蔡谓：忠恕犹形影。说得好。盖存诸中者既忠，则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圣人分上，则日用千条万绪，只是一个浑沦真实底流行去贯注他，更下不得一个推字。曾子谓“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学者工夫上二字来形容圣人一贯之旨，使人易晓而已。如木桹上一个生意是忠，则是这一个生意流行贯注于千枝万蕊底便是恕。若以忠恕并论，则只到那地头定处，枝成枝、蕊成蕊，便是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学者工夫事。程子谓“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岂能尽己推己，此只是广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纤高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圣人，也只是此心中一个浑沦大本流行泛应，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当止之所，此是圣人之忠恕也。圣人之忠便是诚，更不待尽。圣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无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是也。有圣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贯之是也。有学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何待于推？学者未免有私意锢于其中，视物未能无尔汝之间，须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这物上。既推得去，则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贡问：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盖学者须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单言恕，则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无忠，则从何物推去？无忠而恕。便流为姑息。而非所谓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学者之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说圣人之忠恕。圣人忠恕是天道，学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语子贡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中庸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异时子贡又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亦即是此意，似无异旨。而夫子乃以为“赐也，非尔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盖是亦理一而分殊。曰“无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自汉以来，恕字义甚不明，至有谓“善恕己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谓“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据他说，恕字只似个饶人底意，如此则是己有过且自恕己，人有过又并恕人，是相率为不肖之归，岂古人推己如心之义乎？故忠宣公谓“以责人之心责己”一句说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说得不是。其所谓恕，恰似今人说“且恕”、“不轻恕”之意。字义不明，为害非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