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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的转型》摘抄

与象征着威权统治最高点的“有序”时期相比，逐渐远离这个时期的行为会创造一个“失序”的印象。有些人会很怀旧地把这种印象与过去相比，却忘记了或甚至反对那些转型所要恢复的、过去被压抑的东西：创造性，期望，自我表达，团结，还有自由。p2

我们对自由化的理解是，对于个人与集体而言，不受国家或第三方随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在个人层面上，这些保障包含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经典元素：人身保护权，私有财产和通信的神圣性，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迁徙，还有请愿的自由以及其他。在集体层面上，这些权利涵盖着不因表达与政府不同的立场而受惩罚的自由，不接受言论审查的自由，还有在自愿基础上与其他公民成立组织的自由。p7

民主制度的指导原则是公民权原则。这包含了同时享有在集体选择时被同伴们平等对待的权利，以及对所有政体内成员平等地负责和开放那些执行这种选择的义务。反过来说，这些原则在统治者头上加上了必须尊重公民经过平等商仪后选择的正当性/法统的义务和以权威（并且在必要时使用强制力）提升集体的有效性、还有保护政体不受侵犯的权利。p7—8

这是他们的阿基里斯之踝，解释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他们在当下执行独裁统治与压迫却承诺未来将会带来民主与自由。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只能把自己塑造成转型期间的过渡势力，同时得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眼下而巨大的成就上——比如，“社会和谐”的成就成是经济发展。p17

强硬派的核心是那些发自内心拒绝民主“绝症”与“混乱”的和那些自认为有责任消灭所有政治病恋的人们。一旦转型开始，甚至是在政治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之后，这类顽固的威权主义者很可能是政变与阴谋的来源。p19

最适合开始自由化的时机就是威权主义最成功的时候，包括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功，因此温和派会希望该政体的有效性能够转化成人民在转型期对政体的支持。p19

没有任何一个转型的开始不是因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威权政体自身的分裂，特别是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决裂。p24

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在不为某些痛苦的过去定调的情形下为民主制度提供社会与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一个拒绝面对并承担痛苦回忆的社会，不只是在埋葬过去，同时更是在埋葬能够赋予生活意义的关键道德理念。因此，即使面对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最不糟”的策略仍然是，鼓起勇气果断处理那些在前朝践踏人权的人们。p40

让军队能够在一个“常态的”民主制度中维持地位的必要条件：必须修正对自己是救世主般的定位；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在追求（而非决定）国家利益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光荣的角色；而且他们也决不能被那些因为无法透过民主程序达到目标而转向军方求援的官僚政客诱惑。p42

威权主义政权通常都会留下一个很糟糕的经济遗产。它们就如同跨国企业的代理人，向外国贸易与投资开放市场，降低国内市场的外部冲击的抵抗力，而且还不断将未来的收入抵押给外国债权人。这些政权也很有可能透过中央计划、财政控制、或者国有化来加强技术官僚的干预。离谱的公共投资、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被压缩的工资、教条式地追随时行的经济理论、还有昂贵的海外投资都是这种政权可能留下的遗产。p64

复苏所面对的是威权主义体制下已经成功地被去政治化并且原子化的社会。通过肉体压迫、意识形态控制和选择性激励，政权成功地迫使大多数民众专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标。政权的成功上台通常也是得益于前一阶段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员。……公民的象征变成只有一本护照，遵守法律，为国家队加油，还有，偶尔在被操纵的选举或全民公决中投票。

通过将公民权边缘化和压迫政治认同，威权统治者成功地摧毁了自发组织而且自主定义的政治空间，并用国家控制的伪公共领域来代替它们，任何议题的讨论必须符合统治者定下的规矩——除了偶尔出现几个国家媒体刻意忽视的被宽容的异议分子还有独立特行的人。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敢面对在这个空间之外活动的风险。统治者把这种没有反对者的状况当作是从前冲突的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和谐”与对政策有“默许的共识”的依据。p68

转型的导火线来自少数优秀个人的动作，这些人开始挑战统治者划下的行为底线。在这过程中他们会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理念，而且因为是出现在长期的被禁止、剥夺与边缘化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会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不稳定的第一阶段转型中，这种公开的姿态非常能够激发或唤醒集体认同与行动；它们反过来塑造了一个重新政治化而且愤怒的社会所需要的认同感。p68

通常在转型开始之前，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就会带头表达对体制的不满。他们通过隐晦比喻来表达自我的能力和在国际文化圈中的地位无疑会保护他们较少地免于迫害。诗人、音乐家、剧作家、小说家，还有讽刺文学家们透过讽刺与灰色幽默不断动摇政权伪装的“国家利益与美德”。……转型开始之后，随着媒体审查制度放宽，这些批评会越来越大胆；而且，因为群众的热情支持，也会变得非常流行——而且还获利——此时对体制的反抗就好象高度商业化的“新兴产业”，因此也更加难以阻止。p69

即使是最微小的琐事，比如服装与手势，都有可能被当成是反抗的象征。就算挑战未能达到刺入真实权力运作的水平，他们也能腐蚀掉体制正当性/法统的规范和智识基础。国王似乎变得没穿衣服了。p69

让所有玩家都拥有一些重要的棋子（政治资源）也是很有用的。虽然看起来可能会非常混乱，但是让玩家们参与进来并尊重游戏规则，比让他们站在旁边威胁着要踢翻棋盘好得多。……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以及规则越来越明确，这一招会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过了某一点之后，踢翻或甚至只是拍打棋盘都反而会损及自身。……转型其实就是为这个多层次的、混乱的、急促的游戏建立规则。p94—95

政治上的民主，通常是从一个非线性，高度不确定，而且有可能逆转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对不同层面上特定空间与策划步骤的小心定义。大多数步骤的目的是占领政府机关所在的“中央”。它们不使用以政府中的关键职位为基础消灭其他对手或建立一个牢固据点这种手段，参赛者同意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占领这些空间，并且按照已经建立的规则分享，或甚至把地盘送给对手。这会剥夺掉玩家们追求利益与理念最大化的机会，但却拥有一种比较平凡的美德——得到一些重要的利益而避免最糟的情形。p98—99

只有当转型结束之后，当人民学会容忍有条件妥协的时候，我们才能期待民主制度会带来对于共同利益更深刻的体会，还有创造一个不怀疑彼此动机、想法和理念的态度。p101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著《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