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克略（575—641年），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610—641年在位）
希拉克略或许是一个英雄，但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拳脚之时，他却遭遇到另一位冲击力更大的英雄，眼睁睁地看着帝国的大片土地脱幅而去，不得不概叹与先知穆罕默德生活在统一时代实在是一个帝王最大的悲哀。尽管如此，他拯救拜占庭帝国于水火之中，他的军区制和军事屯田制，还是使他成为无数后来者凭吊的对象。
公元602年，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正在巴尔干半岛上向南进军，激烈地呼喊着反对皇帝的口号。原来这是拜占廷帝国一支叛变的军队，当他们奉命在多瑙河彼岸敌人境内过冬时，在百夫长福卡斯的煽动下，公然地“造反有理”，朝君士坦丁堡去收拾莫里斯皇帝。
在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拜占廷帝国开始走下坡路，602年的这次军队暴动正是拜占廷帝国内部矛盾的产物。在不满政府的君士坦丁堡群众的策应下，福卡斯军队迅速攻下首都，将皇帝莫里斯和他的子女还有政府中敌视军队的代表人物推上断头台。百夫长福卡斯一步登天成为帝国新皇帝，而他的野心带来的是国家8年的血腥。
名不正言不顺的福卡斯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帝国元老院、大贵族和行政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迅速在东方各省（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西里西亚、小亚细亚、埃及等）挑起内战。拜占廷帝国多年的老对手萨珊波斯帝国皇帝库思老二世乘机发动对拜占廷的战争。604年，库思老亲自率兵出征，随军还带有一名自称莫里斯皇帝之子狄奥多西的人，夺取了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大片地区。面对内外的夹击，福卡斯皇帝的政府采用残酷的杀戮来对付帝国的名门贵族，结果杀人越多，敌人也越多。当时帝国的时局已经可以说达到了不能再坏的境地。
这就是希拉克略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情形。这位阿非利加省督之子在最恰当时机地站了出来。609年在埃及揭起了反福卡的大旗，在国内各界已对福卡绝望的形势下，收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元老派和绿党更是带头投诚。610年顺利进军帝都，夺取王冠，将福卡斯推上断头台。同年秋，希拉克略登极称帝，建立了希拉克略王朝（610-717）。
初登帝位的希拉克略当务之急是抵御萨珊波斯的入侵。此时波斯人已经夺取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伊比里亚、两河流域等地，由小亚细亚攻入拜占庭帝国腹地。615年，波斯大将沙辛攻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尔西顿，直接威胁海峡对面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蛮族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从西北进攻拜占庭。拜占庭国内一片混乱，希拉克略处境维艰，遣使向库思老求和又被拒绝。
为应对危机，希拉克略开始对拜占庭军队实行改革已增强战斗力，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都加强了机动作战和防御力量。教会也捐输金银资助希拉克略。在生存危机面前，各派力量空前一致地支持希拉克略。622年，拜占庭海军击攻萨珊波斯军队，暂时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围。在此后与波斯人的相持中互有胜负。战局的真正转折发生在626年，希拉克略在突厥人的援助下转守为攻，由伊比里亚攻入伊朗。第二年，希拉克略占领波斯军事重镇甘扎克。破坏了祆教最主要的拜火祠、波斯王室专门敬拜祆神的神祠——阿图尔·居什那什普火祠。库思老急忙带着圣火令逃跑。拜占庭军队随后在亚述古城尼尼微再败萨珊波斯，洗劫了达斯特卡尔特王宫。库思老又慌忙逃到泰西封，拜占庭军队紧追不舍。
这一次轮到萨珊波斯内忧外患了。危急的形势引发了宫廷政变，库思老被投入监狱。王子卡瓦德(库思老与拜占庭公主马利亚所生)被拥立为王，并将老父杀于狱中。不久，两国签订和约，630年以前，萨珊波斯撤出了从埃德萨到亚历山大里亚的领土，两国交换俘虏，归还“真十字架”。至此，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在战争中，希拉克略已经尝到了军区制的甜头。战后，希拉克略仍然感受到来自帝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外族的压力，便决定在全国推行军区制。军区制原来已在北非和意大利实行，希拉克略将其移植到东方各省，先后建立了亚美尼亚、奥普西金、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五个军区，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完善并推广军区制的范围，使之终于成为拜占廷帝国一项基本制度。
军区制的实质就是地方军政合一，地方军事长官兼有行政管辖权，一身二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节度使制度。实际上使全国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由于拜占廷帝国容易受攻击的地理特点，战争已成为国家和政府的经常性职能，我认为，军区制对拜占廷帝国来说是合理而且需要的。
希拉克略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军役和封建义务合一的军事屯田制。为解决财政不足的危机，希拉克略将战乱时期没收的大贵族的土地和田产分封给服军役的官兵，作为军饷。份地可以世袭，也可以转让，但转让份地则必须将军役义务一起转让给继承人。他们战时作战，平时耕地，向政府交纳赋税，免除徭役。希拉克略的继承者们继续巩固军事屯田制。此举解决了当时面临的财政危机的同时，促进了小农经济，被认为是拜占廷帝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
希拉克略同教会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危机年代，希拉克略得到教会的资助。他采用了大批动用教产的措施，利用教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号召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但战后，教会的追债使双方矛盾顿起。另外，面对帝国东部地区的严峻形势，为笼络人心，满足埃及、叙利亚“基督一性论”派的异端教徒，希拉克略提出了他自己的“二性一意”论，认为基督具有二性但只有一个意志，但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尽管如此，希拉克略同教会的矛盾还是良性的，没有发展到像后来利奥三世那样通过“捣毁圣像运动”来摧毁教会的地步。
就当希拉克略忙于整顿内政之时，他听到了帝国东南部传来了阵阵战鼓声。
就在希拉克略夺得帝位的同一年，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城出了一位先知，他自称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向大众传播真理，从此穆斯林的熊熊之火在世界的咽喉部位迅速蔓延。早期在真主的精神感召下，穆斯林多次以弱胜强，几乎呈现不可战胜的趋势。
633年，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将战争矛头指向了拜占廷帝国。这一年，哈里发的军队四路并进，进攻耶路撒冷、布斯拉、大马士革、霍姆斯由于得到这些地区的“基督一性派”的“异端”的支持而进展迅速。634年，阿拉伯方面以悍将哈立德为帅，先后在外约旦的布拉斯和巴勒斯坦之艾支那丹大败拜占廷军队。635年攻克大马士革，巴勒斯坦、叙利亚相继落入敌手。希拉克略派遣王弟提奥多拉出战，一度收复大马士革等城，但在6月的约旦河之雅尔穆克河口一战中惨败，提奥多拉战死。此后阿拉伯人乘胜追击，到641年希拉克略去世之时，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乃至埃及等地区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从此，拜占廷帝国已经成为一个领土大为收缩，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挣扎的国家。
晚年的失败不能否定希拉克略一生的奋斗。希拉克略对历史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有存亡续绝之功。在西罗马帝国衰亡后，东罗马帝国在当时的欧洲已几乎是文明唯一的火种，若亡于蛮族之手，那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不知又要延长多久。其次，他所建立的军区制和军事屯田制不但成了拜占廷帝国的根本制度，对后来的中东影响巨大。
利奥三世（675—741年），拜占庭皇帝（717—741年在位），叙利亚人，伟大的军事家、改革家。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推翻狄奥多西三世，结束了自711年至717年拜占廷的无政府状态，登上皇帝宝座，开创伊苏里亚王朝。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
自从阿拉伯帝国横空出世之后，在这个具有无限扩张意识的政治宗教军事一体的政权攻击之下，曾经辉煌的拜占庭帝国就进入了噩梦的时代，亚洲领土几乎丧失贻尽，只剩下小亚细亚半岛上的一点残余。716年，伊斯兰领袖摩斯拉玛率领水陆两路八万大军再次进逼君士坦丁堡。皇帝迪奥多西束手无策，于是，小亚细亚督军利奥三世乘机夺权，登上了最高宝座。
利奥三世原是有着叙利亚血统的军人，家乡为马拉什，通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同诸多罗马东罗马的皇帝一样，他也是崛起于行伍之中，凭着军功晋升到高位，官至安纳托里卡军区司令，成为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新兴阶层。这一次阿拉伯人的大举进攻似乎是专为利奥三世的锦绣前程而准备的，717—718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困了一年，但凭着君士坦丁堡独特优越的防务条件，加上利奥三世的沉着应战，再加上一种秘密武器——希腊火的应用，终于抵住了阿拉伯人的攻势，而凛冽的冬天、阿拉伯舰队部分水兵的叛变和保加利亚人出其不意的进攻更使形势转向有利于基督徒一方。最后摩斯拉玛全线溃败，阿拉伯人据说损失了15万人（这个数字有夸张的成分）和几乎全部船舰。这一仗对东西方世界意义重大，它使利奥三世赢得了“拜占庭的救星”的殊荣，从而确立了伊苏里亚王朝的统治，同时使阿拉伯倭马亚王朝陷入恶性循环中。利奥三世后来还乘胜反攻，逐渐把阿拉伯人赶出小亚细亚西部，到他得意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时代（741—775年），更是配合阿拔斯王朝灭掉了倭马亚王朝，并夺回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部分地区。
基层出身的利奥三世对帝国体制的弊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而对于四面受敌的拜占庭帝国，加强军事力量显然是重中之重。利奥三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开始将他多年苦苦思索的改革付为实践。他竭力整顿税收的征收，改善帝国的参政状况，加强和完善军区制，给予新兴军事贵族以土地和财产，给予士兵以安定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同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教会发生了抵触，变得寸步难行。
在基督教获得正统地位之后4个世纪，教会的势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以至到了畸形发展的地步，到了7世纪，随着亚洲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的主教涌入帝国内陆，使畸形发展的状况更加严重。有一本教会的经书称：“人类分成两半，一半是僧侣，另一半是俗人。”僧侣人数的实际数字虽然达不到人口的一半，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几乎占了帝国的半壁江山。而且他们还拥有免税权和其他特权。与此同时，帝国无地少地的平民却越来越多。要增加帝国的税收和劳动力，要有大量富饶的土地分给新兴的军事贵族，就必须拿富得流油的教会开刀，无论利奥三世本人的宗教思想如何，这已成为他的必然选择。
另外，基督教会在宗教本身的硬伤也使它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早期的基督教强调精神信仰，禁止偶像崇拜。但基督教随着它的发展也像许多其他宗教一样，逐渐走上了偶像崇拜的道路，圣像和圣人遗骨被修道院供奉起来，愚昧的群众认为对圣像的顶礼膜拜可以使自己趋利避害，而带给了修道院滚滚财源。而且对各圣徒的偶像崇拜有把基督教引向多神论的危险，这严重违背了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的本质。基督教内部本身就有人对此十分不满，而利奥三世正利用了这些硬伤，发起了向教会夺权的轰轰烈烈的“捣毁圣像运动”。
公元726年，利奥三世发布了第一道反对圣像崇拜的诏令，将供奉圣像视同偶像崇拜。这是向全国教会的第一道宣战书。随后，在全国发起了破坏圣像的运动。接着，由于教会违抗诏令，修道院的大批土地被没收，余下的土地也必须课税，修道院的数量被大为减少，大批修道士被还俗成为社会劳动者。修道院在教育方面的特权也被取消。利奥三世开了个头，他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在位期间采取的行动更为激烈，使这场运动达到高峰。
利奥三世得到了大部分军事贵族和宫廷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从中分到了大量的土地财产，部分开明僧侣和保罗派信徒也站到了这一边。而多数教会高级领导者则是反对力量的代表。在地理分布上，小亚细亚的军区和多数民众都支持这场运动，而包括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欧洲各省，特别是希腊地区的多数民众则反对这场运动，甚至部分地区爆发了持续时间不长的武装反抗。但利奥三世推行改革的决心不会因为任何反抗而削弱，他果断镇压了武装反抗。730年，利奥三世废黜了君士坦丁总主教泽门的职务。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三世也坐不住了，731年，他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所有圣像破坏者的教籍，而利奥三世则以牙还牙，宣布剥夺教皇在意大利南部的征税权和对伊利里亚的管辖权。
这场圣像破坏运动持续了117年之久，最后以女皇狄奥多拉宣布恢复圣像崇拜为终结。“圣像破坏运动”表面看是失败了，但这场运动中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和财产已无法收回。帝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加强了。从拜占庭帝国近千年的历史来看，从公元6—7世纪的不断衰退到公元9—10世纪的重新雄起，“捣毁圣像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多数史学家对利奥三世的这场运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利奥三世和他前一王朝的创始人希拉克略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都出身于行伍之中，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解围战中成就了一生的地位，都建立了一个时间不长不短的王朝，都实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两人对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不相上下。
巴西尔二世（958—1025年），拜占庭马其顿王朝第十一位皇帝（963—1025年在位），在位时间长达62年。其在位期间，拜占庭帝国达到了第二次黄金时期（第一次为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于公元1018年灭亡了盛极一时的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同时，巴西尔二世还重申了罗曼努斯保护小农的法律，此举缓和了国内的矛盾。公元1025年，攻击西西里岛前夕，巴西尔二世因病逝世，终年67岁。由于巴西尔二世在对保加利亚战争中残忍的对待保加利亚人，所以也有“保加利亚屠夫”的称号。
巴西尔二世是拜占庭帝国中期的雄主。在拜占庭帝国漫长的千年历史中，被动挨打的时间远长于强盛的时间，而巴西尔二世时代是与查士丁尼时代并驾齐驱的两大全盛时期。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伟大时代到来之前的形势。8世纪的“捣毁圣像运动”及军区制的加强使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有所提升，9世纪之后，随着阿拉伯帝国带来的龙卷风的消退，拜占庭帝国在东部战场上逐渐占到了上风，但阿拉伯帝国仍是一大长期的威胁。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北方的诸“蛮族”，包括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南部斯拉夫人、罗斯人等发展迅速，正在进入国家的阶段，而且具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使拜占庭这个老大帝国吃尽了苦头。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在7世纪后期已经成立了国家，9世纪初克鲁姆大公时代开始成为拜占庭的劲敌，西蒙大帝时代更是迫使拜占庭俯首纳贡，甚至几乎夺取了拜占庭的皇座。面对诸“蛮族”的威胁，拜占庭帝国也有它的优势。基督教是它的武器之一，常常能起化敌为友的作用。而“借蛮打蛮”也是拜占庭帝国惯用的伎俩，利用金钱或其它诱饵，拉拢其它“蛮族”去打击威胁更大的“蛮族”，拜占庭帝国也因此获得了狡诈多变的名声。
867年，来自马其顿的巴西尔一世完成了由一个农民到皇帝的神话般的历程，建立了马其顿王朝，这个神话般的人物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取得了成功，为他的后继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到了他儿子利奥六世时代，碰上了保加利亚王国的全盛时代，在西蒙大帝的鞭下蒙受了不少耻辱，到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二世时代，帝国的大权逐渐落入军事贵族手中。
958年，巴西尔二世出生。在他5岁时，其父罗曼二世驾崩，他继位为皇帝，由母后菲芳娜摄政。但随后掌握了帝国军事大权的尼基福·佛卡同菲芳娜结婚，以继父的身份与年幼的巴西尔兄弟成为共治皇帝。尼基福·佛卡是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代表人物，颇有军事才能，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等地，并利用罗斯人给予宿敌保加利亚人以毁灭性打击。但这位杰出统帅在967年死于残酷的宫廷阴谋，凶手齐卡米接过了他的皇位，成为巴西尔的第二位“共治者”。
976年，齐卡米死，年已18岁的巴西尔二世决心自己独揽大权。但已推出过多位皇帝的小亚细亚军事贵族不甘寂寞，又推出了他们的新领袖斯克里尔，斯克里尔在齐卡米死后立即宣布自己为共治皇帝。于是，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巴西尔二世派遣与他同名的时任行政长的宦官巴西尔去平乱，但宦官巴西尔军事上的无能使斯克里尔气焰更加嚣张，巴西尔二世不得不起用另一位小亚细亚封建贵族瓦尔达·佛卡，终于敉平了斯克里尔的叛乱。这一场叛乱持续了三年（976—979年）。
但瓦尔达·佛卡也非善类，由于巴西尔二世采用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压制势力过大的小亚细亚贵族，又触怒了小亚细亚贵族，于是瓦尔达·佛卡利用这些不满，又拉起了自己的大旗。987年，他自称皇帝，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巴西尔二世一度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这是巴西尔一生中最危难的关头，但人的潜能也只有在这样的关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充分利用了占有首都和正统地位这两个优势，利用君士坦丁堡的资金资源，用罗斯瓦良格亲兵队作为他的主打军，经过两年奋战，平定了这场叛乱。
巴西尔5岁继位，18岁亲政，31岁才平定所有敌对势力，真正独揽大权。虽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经过数次宫廷夺权和平定叛乱的考验，已经熬成一个成熟老练的君主了。
经过两次叛乱，昔日严重威胁君权的小亚细亚军事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但巴西尔对于贵族势力仍然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当时大贵族都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更有利可图的土地经营事业上，土地兼并活动越演越烈，作为国家军队和税收基石的自耕农军士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劣，服徭役和交税赋的自由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巴西尔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执政后的政策一个重点就是遏制豪强。996年，他严令大封建主必须将侵占的村社农民土地悉数归还。1001年颁布“代缴法”，规定“富强者”必须在缴纳赋税方面为“贫弱者”负责，如果“贫弱者”无力缴付，则由“富强者”代缴。这意味着教俗大地主将不得不为他们的农奴的赋税负责，既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贪得无厌的大地主们。虽然此法令遭到大封建主们的强烈反对，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期仍将其坚持贯彻下去。
但总的来说，巴西尔二世的努力并未能阻止拜占庭帝国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趋势。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没有受到干预的情况下，会自发地发生贫富分化，通常只有王朝初期的强势帝王有能力扭转这种趋势，而王朝中期的帝王往往难以受到相应的效果。
976年，一度亡国的保加利亚在西部总督萨谬尔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在巴西尔二世早期的混战中，萨谬尔一步步地恢复了保加利亚王国旧有的版图。巴西尔二世站稳脚跟之后，便向这个眼中之盯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了22之久，耗费了巴西尔中年的大部分精力，最后在1014年巴尔西斯塔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018年完全吞并了保加利亚。曾经辉煌的保加利亚王国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近170年。这场战争也使拜占庭确立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巴西尔二世命令将15000名战俘双眼弄瞎，每100人中留下一人只弄瞎一眼，由独眼人带领瞎子返回保加利亚。巴西尔二世由此赢得了“保加利亚屠夫”的称号，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巴西尔二世趁着阿拉伯帝国的进一步四分五裂，向东发展地盘。他几次出征高加索附近的地区，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将亚美尼亚的一部分纳入帝国版图，另一部分作为拜占庭的附庸继续存在。到巴西尔二世去世之年，拜占庭帝国达到了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的最大版图。
巴西尔二世时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均处于低潮，只有东方的宋王朝在崛起之中。他在文明世界的西部建立了一个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秩序，对于正处在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东欧诸民族，巴西尔二世的国际秩序对它们有很大的影响。
西蒙一世（864—927年），保加利亚皇帝（893年—927年在位）。西蒙一世统治时期，国势鼎盛，四次攻抵君士坦丁堡，版图包括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西蒙自称“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西蒙以后，第一保加利亚帝国逐渐衰落。
保加尔人原为中亚突厥部落的一支，在4—5世纪的世界民族大迁徙中来到了东欧，最后在美丽的巴尔干半岛找到了他们的乐土。从公元7世纪开始，保加尔人开始了建立独立国家的奋斗过程，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拜占庭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保加尔人同周边的斯拉夫人建立了同盟，并逐渐融合成一体。保加尔人过上了定居生活，接受了斯拉夫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并采用了斯拉夫语，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斯拉夫化的民族。
公元681年，经过奋战，保加尔人终于迫使拜占庭帝国承认他们是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第一保加利亚王国。这个国家延续了300多年，到西蒙大帝时代达到了它的全盛阶段。作为东欧最早建国的民族，这个国家的长期延续对东欧地区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交流和对抗，保加利亚成为了影响世界的制衡力量之一。
说到西蒙大帝，还必须从他的父亲鲍里斯大公（852—888年在位）说起。鲍里斯时代，保加利亚已经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大强权，拜占庭帝国的劲敌，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地扩展自己的领土。但它在思想上信仰上仍是一片混乱。鲍里斯决心用代表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基督教分支希腊正教来统一自己国民的思想。他邀请了著名的西里耳、美多德兄弟的几大门徒到保加利亚避难并传教，但因此引起了国内部分顽固贵族的不满。鲍里斯推行希腊正教的决心从未动摇，他在位时期就镇压了几次打着恢复旧有信仰旗号的大贵族叛乱，甚至在他退位之后，他还从修道院中复出再次镇压了贵族的叛乱。
说起西里耳、美多德兄弟，还有另一大贡献。他们经过多年努力，为斯拉夫语言创立了一套字母，即“西里耳字母”，使斯拉夫民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并将许多重要典籍都翻译成斯拉夫文。但他们及其门徒在摩拉维亚遭到当局的迫 害，其门徒在鲍里斯的邀请下到保加利亚避难，在为保加利亚传播希腊正教的同时，也使保加利亚成为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传播中心。
鲍里斯时代是宗教文化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代。到西蒙大帝继位之后，继续执行其父厚待西里耳兄弟的门徒，推广希腊正教，推广斯拉夫文字文化的政策，并以自己空前的威望为此做后盾。这对保加利亚乃至整个斯拉夫地区的文化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西蒙一世，是鲍里斯的儿子，从小被送到拜占庭首都作人质。这个特殊的经历使他从小接受了当时最先进文化的熏陶，对拜占庭文化充满了认同感，而对拜占庭政治上的地位则充满了野心，这从他日后的作为可以看出。
893年，西蒙继承了保加利亚大公之位。第二年便挑起了与拜占庭的战争，并打赢了他王座上的第一仗。好大喜功的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不依不饶，同保加利亚北面的马扎尔人结盟，企图从南北夹攻保加利亚，但被西蒙击破，利奥六世不得不于897年求和，俯首向西蒙纳贡。
这是西蒙的“拜占庭攻势”的第一阶段，主要目的在于争夺贸易权和势力范围。912年，随着利奥六世驾崩，拜占庭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发生纷争，西蒙的“拜占庭攻势”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夺取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宝座。
912年，利奥六世去世。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夺了侄儿君士坦丁的继承权，但不到一年也随兄到上帝那里报告去了。年仅7岁的君士坦丁七世继位，由大主教尼古拉斯摄政。西蒙趁拜占庭主少国疑的良机，自称为罗马人皇帝（当时拜占庭的正式国号仍是东罗马帝国），并进军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内部慌乱之下，分成两派，以摄政王尼古拉斯为首的一派主张妥协，许诺由君士坦丁七世娶西蒙之女为皇后，两国联姻结盟以换取西蒙退兵。
但拜占庭内部的强硬派十分不满，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推出太后佐娅摄政，收回了对西蒙的许诺。西蒙大怒，再次对拜占庭宣战，处在颠峰时期的西蒙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进攻连连得手，夺取了马其顿、帖撒利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并在917年著名的阿黑洛河战役中重创了拜占庭军队，深入到拜占庭腹地，使君士坦丁堡一夕数惊。拜占庭又祭出了他们惯用的“以夷制夷”的绝招，策动佩彻涅格人从后方攻击保加利亚，使西蒙腹背受敌。这场战争演变成了持久战。
919年，拜占庭内部发生政变，海军司令罗曼将太后佐娅送进修道院，并进而将女儿嫁给小皇帝，自封为共治皇帝。罗曼是更坚决的抵抗者。西蒙在919—924年先后4次进逼君士坦丁堡，但君士坦丁堡这座中世纪最牢固的堡垒曾使得无数英雄功亏一篑，在西蒙的雄师之前继续保持了不破的金身。924年，西蒙和罗曼签订了和约。第二年，西蒙在自己的领土上自封为“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罗曼表面上提出抗议，实际上默许了这位皇帝的存在。924年，保加利亚还灭亡了与拜占庭结盟的塞尔维亚。
除了战争之外，西蒙耗费了毕生精力的另一件事是营建新都普雷斯拉夫，从西蒙即位的那一年始，耗费了28年的时间。这是一座集希腊风格和斯拉夫风格与一体的都会，时人形容说“当你抵达外城时，必膛目而不知所至，若入城门……必怀疑进入梦境。”
西蒙大帝文化上的成就，是使保加利亚成为当时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中心。他扶植了一个“普雷斯拉夫学派”，在他授意下，学者们编辑了三大卷读物，第一卷为拜占庭作家作品的翻译，第二卷为教义，第三卷为法典。西蒙在书中被描述为“上皇嗜书如命，为遍求天下新著勤劳如蜂，更广招天下才俊著书立说”的学者型帝王。
西蒙在与拜占庭30年战争的尘与土中，尽管没有完成到君士坦丁堡登极的梦想，但在军事上明显压倒了这个老大帝国，并称雄整个巴尔干半岛，已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而普雷斯拉夫城市的繁荣和学术的繁盛，也向世界宣告他已不再是一个蛮族的君主。遗憾的是，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在他死后不久就走向衰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