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针对当时报刋介绍的读书种种捷径说：“读书并无妙法，正是从第一篇慢慢读到最末篇，一遍读了读第二遍，二遍读了读三遍而已。”此乃至理名言。
自古以来，有学问的学者、文人大多否认做学问是有什么秘诀的，更无速成之法。然而，近年来，某些文人、学者创造了一种学问速成法。据说，某学者一年内出了五本学术著作，计二百余万字。他纵然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要写七八千字，除非是智能机器人，否则绝无可能。然“鸿著”在桌是抹煞不了的事实。为了向这位学者取经，笔者细细“拜读”了他的著作。原来他的五本学术著作得来全不费功夫，其中三本名为专著，实际上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还有两本系雇人所写，然后直接贴上自己大名。浏览当今社会上的报刊、书籍，就会发现由复制粘贴编辑而成的所谓的著作、学术论文还真不少。更有甚者，某些速成学术著作只是变换一下别人著作的题目、书名，洋文译成中文而已。这类情况不独理论界，文坛、影视界都有。
世上有些事是可以速成的，如采取特殊手段缩短某些家畜的生长期，如鸡、鸭、猪、鱼等。但唯独做学问是最难速成的，不论从事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欲穷其规律，明其真谛，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或专长技艺，这是来不得半点虚伪的，相反需要的是踏实、耐得寂寞、宁静和辛劳。唐朝马总说：“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仞，众流成也；渊智达洞，累学之功也！”相传有人问王羲之书法之秘诀，他指着家里的18只缸说：“你把18只缸的水写完就知道了。”王羲之《兰亭序》中二十个“之”字，个个可谓上品，但找不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奥秘就在于，这些“之”字乃由变化多端的鹅姿演化而成。在这过程中，他为了得到鹅而违心为人挥笔书写《道德经》作为交换条件，继而仔细琢磨鹅之动作，久之鹅姿转化为其书法之道，最终写出了神形各异的二十个“之”字。大凡鸿篇巨制、重大创造，无不源于当事者潜心发奋之力，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始成不朽名著《红楼梦》。
学问速成为某些文人、学者所崇尚，折射的是浮糜之风。究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此类方法，比较省力讨巧，无须耐治学之苦，即能快速出成果，凭着厚厚成果，要职称有职称，要工作量有工作量，要知名度有知名度，何樂而不为呢？虽说，这样做有“穿老棚（沪语方言戳穿之意）”的危险，但只要厚着脸皮，略施雕虫小技，还是可以避免的。其二是，利益驱动。当下，市场经济社会，身入心入埋头于学问，能赚几个钱？花一年半载写一篇论文，虽说一字一句都是用心抠出来的，但发表了也大多默默无闻，且充其量几千元钱。而搞学问速成则不然了，虽粗制滥造，但可骗些钱，尤其钻营国家科研项目，或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炒一些短平快的东西，诸如，教材、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等常常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一位学者，连哄带骗，每年立几个课题，弄来巨额经费，工作由下属和门人做，而大部分科研经费则流入其个人腰包，富得流油，俨然成了学界富商，上报科研成果时，他还是第一完成人。正是，名利双收，得来全不费功夫。怪不得，当今，不少学者都挖空心思地往这个方向钻。
夫文繁则质衰。那些速成学问制造的文字、成果糊弄社会，炫熿于道，势必淡化了真才实学者佳作精品的传播。唐人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真是颠倒了是非！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君子远其庖厨”，文人学者即便要求名利，也要靠真才实学；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的所谓学问应受到摒弃甚而惩处。其实，从来做学问是发不了财的。如要发财，还是主动退出学界，不当文人学者为好。这样，可还学界之洁净，又可免他人戳自己脊梁骨。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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