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青花存世数量少，清宫藏瓷不见元青花。发现烧制元青花的窑址，目前湖田、珠山、落马桥等几个烧制贡瓷的窑址烧制数量较多。元青花收藏价值大，以至于收藏元青花的民间力量迅速扩大。元青花研究很热、很杂、很闹，专业研究和民间研究观点很不统一。本文从元青花的“官烧”与“民烧”问题作简要阐述，略述烧制元青花的历史脉络。
元代景德镇有无官窑？假如有，元官窑是否烧制元青花？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谈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什么是官窑。
传统概念的官窑是指古代由官方营建、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厂，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其实，官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官窑是指朝廷垄断，专窑专烧；广义官窑是指由朝廷设定标准，用窑不限，即民窑也可烧造，烧成后由朝廷专设机构或派专人按标准验收，其使用或处置者均为皇室。有学者将狭义官窑称为“御窑”，将广义官窑称为“贡窑”。如果将广义上的贡窑器排除在官窑器之外，我们就很难对历史上贡器及明代嘉靖时开始采用的“官搭民烧”产品以准确的定位。所以应将皇室“处置”物品列入官窑器，这部分官窑器皇室并不使用，而是作为赏赐品赏给了贵族、地方官员及外国使节等。
那么，元代景德镇是否有官窑呢？基于上述对官窑的认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综合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则古文献被广泛援引：
《元史・百官四・将作院》：
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副使各一员。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记载：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上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口耳。
明万历二十五年《江西大志・陶书》：
宋以奉御督造，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
以上三则文献给我们传递了清晰的信息：元政府存在官窑，早期的浮梁磁局及后来的饶州路府直接参与了御用瓷器的烧制，需求所限（元上层社会使用的生活器皿主要以金银器为主，这是不争的事实）和成本过高，使元代官窑长期处于断断续续的“有命则供，否则止”的间断状态，窑烧罢即封；皇室御用瓷土不得烧制与御用无关的东西；御土明显的区别于“货者”用土，民间不得私自开采使用。那么，御窑烧制的主要器皿特征怎样？显然不得而知。以下几则文献似乎可以给我们了解元代御制器皿提供一点线索。
《元史-祭祀三-宗庙上》：
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囿《元史-祭祀―-郊礼上》：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玲。帝后亲之，宗戚助祀。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四：
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
明曹昭《格古要论-古窑器论》: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序）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
依据上引文献，我们可以推知，元代官窑尤其是中早期官窑烧制的主要品种应该是白釉器，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卵白釉，是在宋代青白釉瓷的基础上经过技术改进烧制而成的，用途和宗教祭祀有关，当为祭器。这与蒙古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传统民族风俗有直接的关系。至于白釉器的种类、特征，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笼统地称“体薄而润最好”。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收藏的元卵白釉印花龙纹盘和元卵白釉花口杯，当是此类制品的经典之作。不过，从元代景德镇窑出土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卵白釉瓷器的实际情况看，其胎体普遍厚重，而且不乏精美作品。例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元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当为神工鬼斧之作。所以，对待古文献，尤其是援引古文献研究一定要学会辨证地看问题。备受世人关注的元青花在元代文献中只字未提，仅从文献中，我们似乎绝然找不到元青花与元官窑之间的点滴关系。那么，元青花与元官窑的关系怎样呢？笔者拟从四个方面略加论述。
一、从钻料的使用情况看，元青花的烧制离不开元官窑
传统的观点，元青花所用钻料包括进口料、国产料及进口料和国产料混合使用三种情况。笔者曾经对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收藏的9件不同类型的元青花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推知所有元青花使用的钵料都应该是进口料，其呈色不一与钻料的纯度、釉层的厚薄和烧成温度有一定的关系。2006年“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承焕生等撰写《景德镇元青花的PIXE研究》一文：“本实验从景德镇不同窑址收集的青花样品共有97个，实验结果表明，所有测试的样品都使用低镒、高铁型的进口钻料，无一例外……其实青花发色不仅由钻料的化学组成决定，也与烧造过程的气氛相关，即使采用很纯的钻料，窑温1000℃以后如果不采用强的还原气氛，青花发色仍是灰暗的。'既然元青花烧制使用的是从遥远的地方进口而来的所谓“苏麻离青”钻料，试想，没有官方的组织采购，其引进和使用所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进口钻料的使用与元官窑的关系上，笔者赞同陆明华的观点：“苏麻离青“的使用可能是元官窑青花瓷烧造的一个标志，从实际情况看，元代首先或重点使用'苏麻离青’的应该是元官窑。
有学者对元青花使用进口钻料提出置疑，认为目前并无确凿的资料证实“苏麻离青”钻料来自国外，且至今未见有元代进口钻料的记载。其实，在元代相关文献中多处提到“回回青”，例如《元代画塑记·御容》载：
成宗皇帝大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将作院移文诸色总管府，绘画御容三轴，佛坛三轴。用物：……土粉二十三斤一十四两八钱，胡麻一十三斤，明胶九斤，西碌三斤，心红五斤，回回青三斤，回回胭脂一斤，藤黄一十二两九钱六分，西蕃粉九斤，西蕃碌九斤，叶子雄黄二斤，生石青一十九斤，松方二条。
书中明确记载“回回青”为进口的绘画和雕塑原料，是否与元青花所用“苏麻离青”钻料为同一原料，不得而知。不过，在不少明代文献中也有“回回青”的记载'这些记载有描绘医学药物的，也有专述瓷器青料的。
《明史》载：
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贡物有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
将元明两代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推知，元代官方文献中记述的“回回青”，很可能就是明人所说的“苏麻离青”或“回回青”。将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青料称为“回回青”，从文化传播的地域性文化角度分析是十分自然、合情合理的文化现象。同时，将“回回青”与宝石、水晶、玛瑙并列为贡物，可见“回回青”在当时也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民间应该不可能轻易得到。嘉靖万历时期，惊动朝廷的“回青”公案，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进口青料的珍贵，该公案称“回回青料贡自外夷，藏之内库，乃贵重之物，原非民间所有”。从进口钻料的稀有和珍贵的角度分析，也同样可以证实，元代首先或重点使用“苏麻离青”的应该是元官窑，民间获取进口钻料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在进口青料的名称上，我始终有这样一种直觉，“苏麻离青”是进口青料的译音，它或是伊斯兰世界盛产青料的一个地方名称，或是当地对青料的直接称呼，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发现青料的人的名称。总之，我国官方对这种从伊斯兰世界进口青料的称呼就是“回回青”或“回青”。从文献记载看，“苏麻离青”也多出现在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中。
二、从考古发掘成果看，元青花当为元官窑制品
根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调查和文物普查的资料看，景德镇元代瓷窑遗址有珠山、湖田、落马桥、戴家弄、观音阁、中渡口、曾家弄、塘下、银坑坞、瑶里、丽阳、历尧等处，其中以湖田、落马桥与珠山三地最为典型。这三处窑址也是集中烧制元青花之地。目前,学术界对湖田窑和珠山窑的官窑性质似乎没有太大的分歧，1985—2004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湖田进行过十六次比较大的发掘，有九次发现元代遗迹和遗物。上世纪80年代曾发现元代卵白釉瓷器以及青花大盘、罐、瓶等标本，纹饰有五爪龙纹等。9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玉”“枢府”“太禧”等五爪龙纹形器，具有明显的官窑风格。青花瓷器以大器为主，大盘的出土数量最多，约占青花残器的70%,这些器物的共同特点是：胎体厚重，纹饰繁绻、层次多，青花呈色蓝艳，即属于学术界所说的“至正型”元青花，与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也有小瓶、小罐、小杯与菲律宾一带出土之物完全相同。
元代珠山遗址位于景德镇市中心珠山明御厂故址一带，1988年发现一批元代官窑瓷器，品类有青花、蓝地白花、蓝釉金彩、孔雀绿、孔雀绿釉金彩及卵白釉等。纹饰多样，以双角五爪龙纹数量最大，约占总量的90%以上。2003—2004年，在明御厂北侧的发掘中，又陆续发现元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残片，标本均具有官窑特征。笔者认为，珠山遗址应该是烧制元青花的主要窑场，因为其烧制青花瓷器的总体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在出土器物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湖田窑，湖田窑出土器物则以卵白釉为主。
三、从烧成工艺的改进情况看，元青花当为官窑制品
烧制元青花对胎体的要求不仅要“白”，而且还要“硬”，也就是不变形。胎白很重要，青花瓷之所以没有形成“窑系”现象，除了官府垄断钻料的原因外，和别的窑场缺乏优质白土也有一定关系。烧制元青花瓷仅仅有优质白瓷土还不够，还要对胎泥、釉料的配制和窑炉烧成温度进行改进。为了达到青花发色的浓艳效果，需要提高烧成温度和改进釉料配制；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伊斯兰地区对大件青花器物的需求，在提高窑炉温度的同时减少器物变形，需要对胎泥原料的配制进行改进。
元青花作为一种官府垄断进口钻料的创新品种，制瓷工艺的改进离开元官窑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元以前坯胎是用单一的瓷石坯子制成，这种高硅质坯胎由于烧结温度较窄，器物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容易变形，于是，元代制瓷工匠出于烧制大件器物的需求，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原料配制新工艺，提高了坯体原料中氧化铝的含量，这样，在提高烧成温度的情况下减少了大件器物的变形。相关资料表明，元代从枢府器开始，就一改五代、宋代景德镇窑使用的石灰釉，采用氧化钙含量减少，而氧化钾、氧化钠含量增加的石灰碱釉，以提高釉面的白度。
从元青花和枢府釉瓷器釉面对比情况看，虽然都有白中闪青的特点，但枢府釉瓷器釉面明显比元青花瓷器厚，釉色也比元青花瓷器青，只有少量元青花瓷器的釉面和枢府釉一样，这说明元代景德镇工匠在烧制元青花瓷器时，在枢府釉瓷器的基础上对釉料配制进行了稍微的改进。元青花采用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制瓷原料，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二元配方”制瓷原料是否与枢府釉有关系，也就是说枢府釉瓷器是否在元青花创烧前就已经使用“二元配方”制瓷原料，笔者目前还没有看见相关的科学测试报告。如果胎料“二元配方”的改进始于元青花，那么就可以说，垄断进口钻料烧制元青花瓷器的元官窑无疑直接参与了“二元配方”胎料配制工艺的改进。
四、从烧制元青花瓷器的性质看，元青花当为官窑制品
有学者称：“元朝帝王使用着那种与所谓'至正型'青花瓶烧造水平相同的青花瓷器。应该说，皇室对这种瓷器的需求是首位的，而迎合西亚伊斯兰地区的需求则可能是第二位的。”如果此观点确立，那么元青花毫无疑问当为元官窑制品。
由于宫廷旧藏和元代贵官重臣墓中均不见元青花瓷，且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中又有“青花及五色花瓷且俗甚矣”的记载，加之元代朝廷多喜欢使用金、银、玉器的习俗，所以在陶瓷界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置疑。于是，部分学者将元青花瓷器的性质定位是外销贸易瓷或赏费品。
刘新园先生在《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中指出：
就现有相关文献和造物来看，中国官窑按外国人的需求而生产外销鸾似乎始于元代，现今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与土耳其托普卡普·沙奈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器形硕大、彩饰极有特色的青花大盘，便是蒙元统治者根据伊斯兰人的要求，命令景德镇的能工巧匠们烧制的举世公认的外销瓷。当时烧制这批瓷器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皇室营利。
笔者赞同此观点。既肯定元青花瓷器的出口贸易性质，也明确指出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元青花是由元政府组织烧制和出口营销的。
以上从进口钻料、考古发掘、制瓷工艺和元青花的用途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元青花与元官窑的密切关系，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元青花与民间窑场就没有任何关联呢？其实，元民间窑场也参与了元青花的烧制，受原材料的限制，可以肯定，参与烧制元青花的窑场不会太多，而且民间窑场烧制元青花的时间也晚于元官窑，考古发掘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景德镇发现的珠山、湖田、落马桥、戴家弄、观音阁、中渡口、曾家弄、塘下、银坑坞、瑶里、丽阳、历尧等众多窑场中，珠山、湖田、落马桥发现元青花瓷器标本较多，其他窑场少见或不见元青花出土。要理顺元青花官、民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搞清楚元青花烧制的历史脉络。
在元青花的烧制时间这一问题上，虽然还没有准确的定论，也不可能有，但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大致反映了元青花瓷器烧造历史的真实：汪庆正先生从纪年入手，认为典型元青花瓷器的制作年代当在1338—1361年。刘新园先生认为，至正型烧造时间上限为1325年，即饶州总管段廷珪督陶期间由浮梁破局烧造，下限为1352年，即红巾军攻克浮梁那一年。
从目前元青花瓷器出土及国内外收藏情况看，带有纪年的元青花瓷器的纪年时间多集中在14世纪30—50年代。列举如下：
浙江杭州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墓出土的青白釉观音坐像、江苏金坛元代窖藏出土的刻有阿拉伯回历纪年714年（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的元青花云龙纹罐、江西省博物馆藏“大元至元戊寅六月”铭文（至元四年，1338）青花釉里红塔式死神盖罐和楼阁式谷仓、近几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景德镇落马桥元代窑址出土“辛巳”青花题名的青白釉瓷片（“辛巳”元代有两个，一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另一个是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o“辛巳”瓷片1980年出土于景德镇落马桥元代窑址，根据同地层出土的青花松竹梅纹平底盘在北京元大都后英坊居住遗址中也有出土，故确定此“辛巳”应该是至正元年。此外还有景德镇湖田窑出土蒙文“壬午”（至正二年，1342）铭瓷片、景德镇私人收藏的“癸未年”（至正三年，1343）青花铭文青花瓷片、香港徐展堂艺术馆藏“至正四年”（1344）铭青花花鸟纹大盘、景德镇陶瓷学院研陶斋收藏的景德镇戴家弄元代窖藏出土的“丙戌上元”（至正六年，1346）青花题名的青白釉香炉瓷片、四川雅安元代窖藏出土“至正七年置”（1347）青花题名的青白釉罐、景德镇陶瓷馆收藏的“戊子年”（至正八年，1348）铭青花缠枝纹罐、景德镇陶瓷学院研陶斋收藏的景德镇十八桥元代窑址出土的“己丑至正九年”（1349）青花题名的青白釉瓷片、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至正十一年（1351）墓出土的青花菊纹双耳连座三足炉、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1351）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安徽省滩溪县至正十三年（1353）墓出土的青花花卉纹盘。笔者在依据出土元青花纪年瓷的基础上前推一点、后拉一点，把元青花的烧制时间大致定在14世纪20年代初期至60年代末期。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元青花瓷器的烧制时间也就40年左右，而且其间烧制维持一种“有命则供”的断断续续状态。笔者认为，现存伊朗、土耳其、印度等伊斯兰世界的元青花，不论是作为赏贲品，还是伊斯兰世界皇室贵族的定烧器物，都是我国烧制元青花的最初产品，时间当在元文宗时代，即公元1335年以前烧制。这些早期烧制的青花瓷体型大、纹饰密，有的纹样具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尤其是釉面普遍灰青、光泽感不强、青花呈色深蓝的现象，黑色结晶斑片不仅多，而且也普遍大，这可能和元青花烧制初期青料的拣选、淘洗工艺粗糙有关。总之，仔细辨别，它与后期的元青花总有那么一点细微的区别，用语言很难表述出来，视觉效果非常明显。
1335—1351年，元政府还在继续烧制元青花向西亚及其他国家出口瓷器，产品除典型的“至正型”青花外，也烧制主要销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的小件器物。受进口钻料数量的限制、异域需求及元代宫廷皇室好恶的影响，这段时间元青花烧制数量不会很多，产品除出口外，可能还要满足国内上层富裕阶层对元青花的需求。元代青花瓷器窖藏现象说明其所有者不可能是一般的贫民百姓，但元青花是否受皇室贵族青睐还值得研究。
元代末期，战争使统治者不可能过多地参与瓷器的烧制，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以后，浮梁瓷局不复存在，元官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停烧。在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原先效力于官方瓷业的工匠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官府无暇顾及的抛弃窑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窑业，烧制少量的青花瓷器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应该是人物纹青花瓷，这部分瓷器的纹样内容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上层贵族烧制，由于战乱也不可能出口，因而可能迎合了当时的反元势力。仔细分析研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的铭纹内容，不难发现，其内容可能与当时反抗元帝国统治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一白莲教有关。就元青花瓷器质量而言，很难区分元官窑和民窑产品，因为制瓷原料是一样的，元官窑的工匠后来很可能就是民窑烧制元青花的主力。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明确说明：本文所谓“官窑”是广义官窑，而非狭义的明清御窑性质的“官窑”。《元史》中有“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的记载。浮梁瓷局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管理机构，负责官用瓷器的设计、定购和运输等，粉本由将作院提供，下发到浮梁瓷局，然后交给浮梁瓷局掌控的一个或几个规模较大、烧制技术较高的民窑烧造，采用“有命则供，否则止”的制度。这种带有官窑性质的民窑在“无命”后，可自行安排自己的瓷业生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元青花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先官后民、先外后内的发展过程，即元官窑和民窑都参与了元青花的烧制。除了最初满足伊斯兰世界皇室贵族的需求外，后期也为国内富裕阶层所青睐。
元青花进口青料苏料微观痕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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