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曾说过：“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请简述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的主要表现。
答：“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提出的，鲁迅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但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大体表现在：
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义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人学、玄学、史学并立，这是重要的标志。同时，这一时期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他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是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并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而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且将诗和赋分开，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十二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的《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文心雕龙》和《文选》则对文体有着十分系统的区分和深入的讨论。
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表明人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对文学作品艺术特征的论述，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2．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对这一时期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答：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许多文人与佛教的关系相当密切。如谢安曾“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谢灵运则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而沈约本人也笃信佛教、精通内典，杨街之所撰《洛阳伽蓝记》则是记述北魏洛阳佛寺的散文作品。
具体看来，关于这一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带来了三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它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人的想象世界也随之扩大了。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笔记小说。此外，维摩与观音的形象也在这时建立起来，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故事性的加强。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其中记载的许多故事传人中叫，甚至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些直接来自于佛经的故事，在这时的小说里被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而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在梵语的拼音法的启发下，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进而注意到汉字的声调并应用于诗歌创作。而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四声的发现则与佛经的转读有一定关系。
四、词汇的扩大。人们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许多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随之大量进入汉语，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如“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如佛教中关于“真与空”、“心性”、“境界”、“象与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都丰富了文学观念。
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在这一时期孕育发展，请简略谈一下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答：作为一个从“大一统”到分崩离析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文学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追求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一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思想上却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种活泼开拓、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诸多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这种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总的看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就三曹而言，诗歌创作即各具特色，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以魏晋玄学为理论形态，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佛教的传人则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氛围和文化土壤，如文学中想象世界的丰富，故事性的加强，词汇的扩大等。
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尤其是两晋诗坛，讲究语言的形式美，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此外，就文体的发展来看：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更凸显了诗人的个性，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达到鼎盛；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文体，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而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像一阵清凉之风吹入文坛，刺激着涛人进行新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绝句的繁荣，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
以近四百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正是这些酝酿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简答曹丕诗歌的内容及诗风创新之处。
答：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据史书说，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现存诗约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宴游诗。多写游赏之乐，文词富丽，多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代表作有《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主要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的决心，代表作有《黎阳作诗》三首。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这一类诗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同时．《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诗风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而日暖花开，谷水潺潺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的忧虑。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可以说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多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如《大墙上蒿行》，长达七十五句，三百六十余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三是曹丕诗代表了民歌的文人化与文人诗的民歌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曹丕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努力摆脱民歌的束缚，又学习民歌的优长；既向文人诗迈进，又保留有民歌的某些特征，清丽自然，代表作品有《上留田行》等。
5．简析曹植诗的风格特征与艺术成就。
答：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被称为“建安之杰”。钟嵘在《诗品》中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具体来说，他一生热衷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的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他的诗歌虽脱胎于汉乐府，但吸收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讲究艺术表现，已完全文人化了，其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形成了“辞采华茂”的一面；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凝聚在其诗歌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的诗歌成就也主要表现在五言诗方面，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诗歌从“言志”到“缘情”，从尚质朴到重藻饰，建安诗歌是一个转折点，而曹植的诗歌正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诗歌不仅进一步开辟了文学抒情化的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诗歌艺术，主要表现在：一、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曹植诗歌既有豪气纵横如《白马篇》者，也有哀怨缠绵如《七哀诗》者，总体风格是刚健和柔美的统一。悲凉慷慨、风格刚健，是建安诗人的共性，而曹植诗歌精工富丽、骨气奇高，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二、注重对偶、炼字和生色。如《公宴》诗中“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接连三联对偶，十分工整。其中，“被”、“冒”将静态景物赋予动感，足见诗人炼字功夫。曹植这类诗已暗合律诗的平仄，富有音乐性，孕育了新体诗的因索。三、工于起调，善于警句。如《七哀诗》中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等，这些警句或在篇首或在篇中，为全诗增色，四、发展了《诗经》比兴手法，并融合了《离骚》象征手法，如以转莲比喻流徙生活，以女无所归比喻怀才不遇等。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
6．试论述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诗风差异。
答：“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以相王之尊，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其次，曹操开学习乐府的风气。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富于创新精神。曹操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再次，他多以四言诗写汉末动乱，抒发理想和壮志，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使四言诗重放光辉，开创“建安风骨”新诗风。此外，曹操还开创了清峻、通脱的散文新风气。
曹丕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与倡导者，他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其次，他的《典论·论文》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自觉的先声，是在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再次，他对古代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首先，他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推动了建安风骨的形成。其次，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诗人。他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再次，他注意诗的词彩美和气韵美。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他的诗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此外，曹植也是建安文学的积极推动者。
在诗风上，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的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占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总体说来，三曹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
7．试分析建安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
答：一、政治理想的高扬。东汉末年的动乱，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着很大的影响。曹丕、曹植也有着“救民涂炭”之志，而“七子”更是都有卓尔不凡的气质。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叹。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徐干《室思诗》中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强烈的个性表现。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在诗体的运用上，建安诗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四、浓郁的悲剧色彩。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中说他们“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他们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8．简述嵇康、阮籍在诗歌创作风貌上的不同及原因。
答：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成就最突出的代表。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牛的感慨上。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人军》其十四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之大成：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他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和隐约曲折的风格，钟嵘《诗品》评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此外，在体裁上，阮籍以五言诗的创作成果最为卓越，而嵇康则以四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
嵇康、阮籍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与他们的人格性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问，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旧，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十分明确，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于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嵇康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他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如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七不堪”与“二不可”，对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有讥刺，又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而他临刑前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的情景也为历代文人所传颂。因而他的诗作也是随性之所至，有鄙弃世俗、高蹈隐逸之志，也有回归自然、灵动洒脱之情。因而可以说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世事态度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诗歌面貌的不同。
9．试分析左思对咏史诗的创新之处。
答：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此后文人也都有咏史之作，曹魏时王粲、阮璃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但班固以来的咏史诗，大抵是“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一诗咏一事，在史事的客观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影响，又有一定创新。
具体说来，左思的咏史诗多自抒胸臆，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抒怀的新的创作道路，成为后人效仿的范例，这是左思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陈祚明曾评价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抒发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如“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又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最能表现左思气概。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日：“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日“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日“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日“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日“得讽谕之致”。总之，左思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被称之为“左思风力”，有再现建安风骨的意思。
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可以说“隐括本传”者为正体，“自抒胸臆”者为“变体”，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则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
10．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诗人们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逞才便成为他们的创作目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潘岳、陆机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了繁缛的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陆机的拟作《猛虎行》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且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涛作。陆机、潘岳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陆机、潘岳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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