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代诗歌基本上延续齐梁文风，缺乏创新，呈现出过渡状态。为改革南朝浮靡文风，隋文帝曾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高祖本纪》），将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诏示天下。虽收效甚微，但诗风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边塞诗成为令人瞩目的题材，同时初步显现出南北文风融合的倾向。
隋代主要作家有薛道衡、卢思道、杨素等，都是北齐、北周入隋的老臣，代表作有卢思道《从军行》、杨素《出塞》等边塞诗。与前代相比，作品中有更多的写实成分和真情实感。薛道衡被视为隋代成就最高的诗人，其诗以刻画人物心理和情感见长，代表作《昔昔盐》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对偶工整，描写细腻，借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心情。《人日思归》清新朴素，感情真挚，全从眼前景物生发，委婉含蓄。
隋代在诗体演进方面也可见端倪，已有七言歌行、七绝和接近七律的诗出现。如无名氏《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已是成型的七言绝句。
第二节
上官仪与沈佺期、宋之问
初唐，从高宗武德时期到睿宗景云年间，约一百年，是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过渡阶段，也是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唐太宗鉴于南朝历代统治者败亡的教训，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重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提倡中和雅正的文学主张。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奉命而作的应制诗和君臣之间的唱和之作，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表现宫廷生活和写景咏物。虽文辞典雅、内容空洞，毕竟摆脱了齐梁诗歌轻靡浮艳的弊病，并且逐渐显示出开阔壮大的气势、生龙活虎般的节奏和庄严的宇宙意识，在诗风转变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初唐时期，先后出现了一些宫廷诗人，前有上官仪，后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
上官仪（608？—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为太宗、高宗时显贵之臣。其诗多奉和、应制、咏物之作，内容空泛，华丽精工，却名重一时。《旧唐书》本传载：“（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上官仪将六朝以来诗歌中的对仗方法加以程式化，总结出“六对”（字词对）、“八对”（句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文章四友”主要活动于武后时期，位显名高，他们在诗的合律方面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又以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最有诗才。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及由此引起的浓厚的思乡之情，写得极为真切。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宋之问、沈佺期并称“沈、宋”，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他们工致细密、格律精严的创作，使这些规范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沈、宋前期多点缀升平的应制诗，后期贬谪远荒之地，生活经历给创作带来了变化，写作了一些抒发真情实感的好诗。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渡汉江》等。
第三节
王绩与“四杰”
王绩是隋唐之交独立于宫廷以外的诗人，在隋唐两朝都曾出仕，终因仕途失意而归隐。其诗多写其乡居生活和隐逸情趣，风格淡远，在沿袭齐梁遗风的初唐诗坛独拔于流俗之外，使人耳目一新。《野望》作于晚年归隐东皋之时，写薄暮观望山野秋色，抒发了无所依归的苦闷心情，平淡自然，是踵武陶渊明的代表作，也是一首大体合律的五言诗。
稍后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天下，号为“四杰”。卢、骆生年较早，约比王、杨长十馀岁。他们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心中充满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和现实人生，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诗歌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不仅推动了诗歌的健康发展，并对唐代文风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四杰中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尤擅七言歌行，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王勃的诗以五言和绝句居多，抒写情志境界开阔，刚健清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借临别劝慰表达了作者惜别的真挚情意和旷达开朗的襟怀，为初唐诗坛所少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尤精练概括，格调高朗，为千古名句。他另有《滕王阁诗》等名作，
杨炯在“四杰”中作品数量最少，成就也相对较低。但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渴望，值得一读。如《从军行》抒发了投笔从戎、慷慨报国的壮烈情怀和雄心壮志。对偶工整，音韵铿锵，风格刚健雄浑，既是一首以乐府旧题写现实生活的古体诗，也可看作是一首臻于成熟的五言律诗。
卢照邻一生只做过一些小官,后染风疾，终因不堪病痛，自投颖水而卒。他的诗歌题材比较广泛，反映都市社会的诗歌尤引人注目。代表作《长安古意》描写帝王公侯、将相以及豪门子弟、任侠少年、倡家乐伎等各类人物的生活，展现了长安繁华兴盛的社会风貌，描写并批判了豪贵们的骄奢淫逸。此诗以赋为诗，破奇为偶，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思想情调却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六朝宫体诗的告终，在七古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骆宾王也有与卢照邻《长安古意》内容相近的《帝京篇》，被当时誉为“绝唱”。其《在狱咏蝉》借蝉自况，将蝉的艰窘与自己的身世遭遇融而为一，寄托遥深。使得此前作为文人墨客使才逞博工具的咏物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
第四节
张若虚、刘希夷
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著名的七言歌行，被闻一多赞美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他本人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采用的是乐府旧题，诗中表现的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主题，但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将相思离愁置于春江花月之夜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境界之中，充满了诗意的美。同时表现了对年华、青春的珍惜，以及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对生命的热爱。全篇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韵律和谐婉转，富有音乐美。
刘希夷的诗，颇多赏春、惜春之作，代表作是《代悲白头翁》。诗以落花起兴，借对自然周而复始而青春年华转瞬即逝的感悟，以及红颜少年和白头老翁的鲜明对比，表达了对人生短促、青春易逝的悼惜。在伤感之中，又透露出对大自然永恒生命力的向往。全诗兴象鲜明而韵味无穷。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包含了广泛深刻的人生哲理，千古传诵。
张若虚、刘希夷的诗中如梦如幻般澄澈优美的境界，略带凄凉感伤而绝不消沉颓废的音调，对青春年华和生命宇宙的理性思考，展示出清新健康的审美风貌，标志着诗歌发展距离盛唐高峰已经不远。自此以后，这些富有青春旋律的诗篇就如潮水般涌来，成为唐诗的鲜明特色之一。
第五节
陈子昂
陈子昂是初唐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继“四杰”之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歌内容的革新。反对“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高倡恢复建安文人的慷慨意气和人生理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架起了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桥梁。他的功绩主要在理论上，著名的《修竹篇序》表达了他的诗歌革新主张。
《感遇诗》三十八首是陈子昂诗歌主张的具体实践，三十八首诗非一时一地所作，大体可分两类，或感慨时事，或感伤身世。如其十九“圣人不利己”批评武后不恤民力建造佛寺佛像，指出这既不合贤君尚俭忧民的美德，也不合佛家清净为本的宗旨。其二“兰若生春夏”用春兰、杜若比喻自己的高洁情怀和出众才华，寄托了政治失意的感慨。所谓“感遇”，即感于所遇，即事抒怀，与阮籍《咏怀》一脉相承．对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均有影响。
《登幽州台歌》也是陈子昂的代表作，抒写了作者纵观古今的慷慨悲凉之情，以及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遭受压抑的悲愤孤寂之情。意境苍凉雄浑，感情深沉悲壮，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高度的概括性。虽只寥寥四句却成为千古绝唱。与振聋发聩的《修竹篇序》一样，不仅震撼了初唐诗坛，而且以它要求突破现实的豪迈气概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呼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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