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先祖杜预人称“杜武库”，祖父杜审言乃“文章四友”之一。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壮游时期（712—745）
杜甫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政治理想。二十岁南游吴越、二十三岁到洛阳应举落第，后北游齐赵，与李白相遇。这是他创作的准备时期，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风浪漫豪放，与盛唐气象合拍。
二、困守长安时期（746一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入长安求仕，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者”到京城应试，结果李林甫搞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使应试者全部落选。这是杜甫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也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的屈辱生活，使他开始透过社会表面的繁荣认识到朝廷的黑暗腐朽。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便始于此时。在屡遭挫折之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他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这一时期杜甫既周旋于上层，又接触下层，开始用诗歌反映现实，富有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与百姓一道流亡。寄家鄜州，只身投奔朝廷，中途被叛军掳入长安，写下《月夜》、《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留下了反映“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最珍贵的资料，进入他一生中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及时反映重大事件。次年冒险逃出长安，到陕西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任左拾遗（从八品上），为营救房琯，触怒肃宗，后终因房琯事件牵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作品，标志着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四、漂泊西南时期（759——770）
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去秦州，从此远离朝廷，走上与人民接近的路。是年末，入蜀，于成都市郊筑草堂定居，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其间因军阀混战避难至梓州、阆州等地。大历三年（768）携家出蜀，沿途飘泊转徙，最后病死在长沙到岳阳的舟中。这一时期，他寄身田园而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思想更加深邃，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忧国忧民。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天宝末到大历年间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在揭露封建当权势力的腐败、贫富的对立、表现民生疾苦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被誉为“诗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广泛而深刻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如《兵车行》反映了天宝年间统治者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丽人行》揭露并嘲讽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骄纵跋扈的丑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更运用强烈对比，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的罪恶，高度概括了贫富对立的严酷现实。
二、真实反映了广大人民深受战乱和各种不合理制度剥削压榨的痛苦。作于乾元二年（759）春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便真切反映了由于唐王朝大肆抽丁抓夫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既有已过兵役年龄的老汉，也有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甚至连根本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也被捉去。在《又呈吴郎》中，通过“无食无儿一妇人”扑枣，说明百姓“征求贫到骨”的悲惨处境。而所有这类诗，无不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刻同情。
三、抒发关心国家命运、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如作于陷贼时期的《春望》，通过眺望沦陷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抒发了作者感时恨别、忧国思家的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用工稳的对仗、拟人的手法生动表达了对祖国危难的深刻忧虑，是千古传诵的名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现了作者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大乱将平消息后的欣喜若狂，表达出渴望祖国复兴统一的强烈爱国感情及对和平生活的渴望，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沉郁顿挫是杜诗的基本风格。所谓“沉郁顿挫”，指的是深沉郁积的感情通过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出来。如《登高》一诗通过重九登高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大江边深远空旷的秋景，抒发了诗人潦倒一生、年老多病、流离他乡的身世之感。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事事感慨，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尤其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写久客思乡的感慨和迟暮之悲，十四字中含有多重意思，更鲜明体现了杜诗的特色。
杜甫善于通过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炼的语言，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人民的遭遇和愿望。如《兵车行》中借“行人”之口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石壕吏》通过老妪一家的惨状，概括了安史之乱后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两句诗高度概括了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杜诗语言苍劲凝炼，往往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如《石壕吏》中差吏与老妇的对话，采用藏问于答、以实带虚的写法，省略不少笔墨。杜诗用典如盐着水，不露痕迹，同时又善于吸收口语和方言入诗．如《兵车行》中“耶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都极通俗生动。
在诗体运用上，杜甫众体兼长，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尤以古体和律体为佳，七律在他手中日臻于纯熟，并使题材大为开扩，如《秋兴八首》便表现了深沉博大的历史和现实内容。
时代和独特而丰富的生活经历成全了杜甫，加之具有深厚而广泛的艺术修养，“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精益求精的锤炼技巧，这一切使杜甫成为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此做了高度评价，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如果说李白是将诗歌的浪漫主义推进到一个高峰，杜甫则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使诗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并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诗的创作。在艺术上，杜甫掌握运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充分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同时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为后人开了无数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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