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纵览中国书法史，深深感受到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粲与辉煌。其书法这样精深博大，影响深远的独特艺术，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流派。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它的成熟标志着书法艺术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曾被称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不仅是他的书法被誉为“端庄典丽，外柔内刚”的虞体著称于世，同时他的才学也同书法并驰妙称。尤其他的品德志操，足使后学为之推崇敬仰。他“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诗句，可谓千古绝唱，其言行诗书正如他所替行的夫子之道，对后世影响极大。虞世南故乡余姚，是东南文化名邦之一，虞氏大族历来是余姚望族，从三国吴虞翻到初唐虞世南，尤两晋南北朝约三百年间，硕儒辈出，影响久远。唐代余姚学术因五代战乱等原故，史料大多散失，这样一位卓杰的艺术大家，对此应深入研究，从已拥有的资料上不断加以整理，细致考证。可见独特的历史环境与其个人的经历，在艺术上定会产生不可抵估的作用，今试就其生平书作一概要论述，求正于海内外方家。
虞世南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其先世皆居余姚，多有建树。曾祖虞权，梁迁尉卿，永嘉太守。祖父虞检，曾任梁始兴王谘议参军。父虞荔，在梁武帝为士林学士，累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舍人，后因兵乱曾归乡里，甚有美誉。陈朝天嘉二年（561），父虞荔去世，世南尚幼，因叔父虞寄无嗣，入继虞寄为子，故世南有伯施为字。虞世南出身于南朝梁、陈世家大族，自幼熏陶渐濡，其志高远。初与兄世基为吴郡顾野王门下，笃志勤学，受业十余年，学业精进，长而博学善文辞。双从同郡沙门智永学书，智永乃王羲之七世孙，为“王书”衣钵传人，世南妙得其体，由是声名藉甚。初仕南朝陈，为建安王法曹参军。隋炀帝大业初年（605），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隋末，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参军。入唐后转记室参军，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掌文翰，后迁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进“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贞观八年（634），进封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据《旧唐书》载：“世南虽容貌懦懊，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今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唐太宗称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太宗好王羲之书，论书则与虞世南有师承关系，论政则耿耿直谏，有君臣之议。所虞世南去世，太宗有“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的浩叹。世南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陪葬昭陵，又绘像于凌烟阁。虞世南一生中编有《北堂书钞》160卷，为国内现存第一部类书。著有文集30卷，已佚，今仅存张寿镛所辑《虞秘监集》4卷，收入《四明丛书》中。
虞世南书法，初师智永。《宣和书谱》载，“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先后。”虞世南与智永乃同郡，他从智永禅师那里继承了王羲之的笔法，同时又受王献之书体的影响，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遂形成了与自己个性完全一致的书风，具有外柔内刚，圆融遒丽的风格。唐张怀瑾《书断》云“其书得大令（献之）之宏观，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又“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的评述，不亦确乎。黄庭坚也有“虞永兴常被中画腹书，末年尤妙，贞观间亦已耄矣，而是书之工，唐人未有逮者”的论述，后世对虞书的推崇，足以说明虞世南在书法艺术上的卓杰成就和影响。
唐代书法崇尚“法度”，尤其是在楷书的鼎盛时期，此当首推欧虞，虞世南用笔有别于欧字的险劲，他用笔方中含圆，刚柔并济，显得虚和安详，而实则用笔非常坚挺，锋藏而不露，法度尤严谨。因此，初学虞书是比较困难，还需要有书外之功，更重要的是具有内在的学养与精神气质。如果用“书如其人”、“人书俱老”来形容虞世南书法的话，应该说是最确切的评述。世南自幼“沉静寡懿，笃志勤学。”又陈亡入隋，生性耿介，不善奉迎。入唐之后，倍受太宗尊敬。唐太宗书多受虞氏影响，学“王体”不成，而学“虞体”成家，传世唐太宗书迹，多有虞体面目，足见君臣关系之密切。此外世南每论古今帝王为政得失，直谏太宗，多所补益。而世南书法纯粹典丽，风骨遒劲，用笔舒展含蓄，神韵俱生，仿佛如君子之风。“虞体”被后世为上溯“二王”的津梁，世南入唐已是暮年，传世如《去月帖》、《汝南公主墓铭》等，是他晚年书法的代表作。其书平和安祥，气韵超逸，堪称神妙。
虞世南有传世书论《笔髓论》、《书旨述》两篇，这是他一生学书的经验之谈。其中《笔髓论》是反映虞世南书学见解的专论，全文分“叙体、辨应、指意、释真、释行、释草、契妙”七部分。详述书法的功能，笔法的精微和要领，特别强调“心气正和”，有“心为君”、“手为铺”、“力为任使”、“管为将帅”、“毫为士卒”、“字为城池”的比喻，这些精辟的阐述，影响唐一代的书论。虞书对后世有着较大的贡献，如唐李世民、褚遂良、陆柬之，宋蔡襄，明祝允明、王宠等都继承和发展了虞体的书法艺术，可惜的是这样一位盛名的书法大家，留传下来的作品极为罕见。难怪元代赵孟※※※※在给鲜于枢的信中说：“张冶中有虞永兴《枕卧帖》，笔意清峭，绍兴内府故物，是为希代之宝。吾兄伯机（鲜于枢），不可不知也……平生仅见此一种虞书耳！”可见传至宋元时代也已经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千余年后的今天。因此，入手整理有关虞世南的书法及其书迹留传、碑帖版本等考证工作尤为必要，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有关虞世南的部分书迹。
《孔子庙堂碑》 （又称《孔子庙碑》、《夫子庙碑》、《夫子庙堂碑》），正书，虞世南撰并书，是虞书传世的杰出代表作。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据传，此碑刻成后，每日观赏捶拓者不绝，不久碑即损。后又多次重刻。宋黄庭坚对《孔子庙堂碑》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不易得”。直接有确切记载的是唐武则天长安三年曾重刻，继后至宋初王彦超重刻，今西安碑林所藏者为宋时重刻碑，称“长安（陕本）本”，又称《西庙堂》；还有“城武本”，元时翻刻，碑今存山东成武县，故称《东庙堂》。现存最早的拓本是清代李宗瀚的藏本，原拓本已流入日本，今为三井聪冰阁秘藏，国内有影印本流传。
《孔子庙堂碑》用笔精湛，笔势圆融遵劲，结构内蕴宽博，笔意俊秀中渗入北方书体的方正高古，深具万般蕴藉之风韵，从书风面目继承并形成了以“二王”、智永为体系的新书风，开创了初唐楷书的先河，成为流传千古的“虞体”的典范。据说，《庙堂碑》书成后进呈唐太宗，很是称誉，认为是书可以与二王媲美。太宗特赐王羲之黄银印一枚，足见虞书贵重如此。
《汝南公主墓铭》，墨迹本，行书，系虞世南在贞观十年为唐太宗早年去世的第三女汝南公主所作的墓志文稿。此书钤有唐弘文馆印，宋《宣和书谱》、宋米芾《书史》等都有记载。元代归郭天赐藏，明代为王世贞所得，现藏上海博物馆。历代将此文稿书迹刻入不同的法书丛帖中，亦为传世虞书名迹。
自明代始疑为米芾所临，此乃据米芾《书史》秘载，“《汝南公主墓志》先在洛阳见过摹本，真迹在洛阳好事家，十年后在张直清处见到真迹。”并云“予临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为真。”故而文徵明等有认为传世墨迹本为米芾所临之说。
此书迹用笔沉稳含蓄，轻柔俊秀，笔法纵而有敛，立意沉粹，正如明代王世贞所云“晚得永兴《汝南公主墓志铭草》一阅，见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高可与并《兰亭诗序》、《治头眩方》、卑亦在《枯树》上游。”因作铭草稿，率意之间，比《孔子庙堂碑》写得自由飘逸，更多的则是清宛虚和，遵劲风流之神。
《去月帖》帖又名《左脚帖》、《朝会帖》等，文为“世南以去月廿七八，牵一两日行，左脚更痛，遂不朝会。至今未好，亦得时向本省，尤不入内，冀少日望可自力，脱降访问，愿为奉答，虞世南谘。”此帖曾刻入宋《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等。《淳化阁帖》始刻于北宋淳化三年，乃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摹，后世有谓王氏未能精审，以致收法书真伪参半，其所选虞书此帖外，尚有《郑长官》、《潘六帖》等，都比较可靠，其中《贤兄帖》即是伪迹。而《大运帖》乃按虞书《孔子庙堂碑》字集摹。而《去月帖》确为虞世南真迹之佳品，此帖笔势温静，当虞氏晚年手笔，正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帖中“少”字一撇，稍作颤抖，想象年迈体弱时腕力不足，直接影响到他的运笔作书。这一点，整幅书迹可以感受到。《去月帖》为虞世南尺牍之一，行笔随意，结体萧散，也为传世行书之妙作。
《破邪论序》小楷书，全文收入《虞秘监集》及历代书法论著中，传世刻本有款署“太子中书舍人虞世南撰并书”“太子中书舍人吴郡虞世南撰并书”二种。但此帖有人疑伪迹，如清代学者姚鼎认为虞世南父名荔，而文中有“饵松茶干溪涧，披薜荔于山阿”之句，未将其中“荔”字缺笔避讳。然此小楷之清逸，明王世贞《※※※※※※州山人续稿》中曾这样论述，“世南书迹本自稀，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 《孔子庙堂碑》而已，《破邪》积能之极，几夺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犹似不能忘情于蹊迳耳。”此帖历来转辗翻刻者不少，如《玉烟堂帖》、《停云帖》、《清鉴堂》等诸法帖，尤以《越州石氏本》为最佳。
《积时帖》行草，宋米芾《宝章待访录》记载为“唐秘书少监虞世南《积时帖》，右古双钩摹本，在承议郎洛阳李熙处，翰林学士维之孙，亦缝有褚氏印，某借抚石。”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十月冬至日，董其昌观到虞世南《积时帖》及东晋王珣《伯远帖》，曾跋文品评云：“此卷或疑米临，然其所发笔处特有瘦劲。米书以态胜，不辨此也。王元美家有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客亦有谓米帖者，元美自题曰：‘果尔，则买王得羊，于愿足矣！’此帖则当出其右，具眼者自能识取。”《积时帖》曾刻入金坛王肯堂之“郁冈斋”，歙县吴廷之“余清斋”。原帖为素笺本，纵八寸四分，横一尺六寸。清乾隆时《积时帖》入编《石渠宝笈编》第二十七册《虞世南积时帖》一卷。清季宣统溥仪从故宫取走大批法书名画，通过日本特派员运往长春伪宫，放置在四面空旷的小白楼里，其中虞世南《积时帖》亦在其中。后被值勤人员大肆抢夺，今墨迹存世与否也不得而知。以书法论，此墨迹本当为米临本，前人之评诚不无道理。
《虞临洛神赋十三行》小楷，刻入明冯铨《快雪堂帖》，原为墨迹本，有“宣和”“绍兴”小印，为宋御府收藏，附周越题记，后归吴门韩世能家藏，董其昌观跋，崇祯十四年冯氏由墨迹本上石刻入法帖。冯氏跋云“唐人书首推虞，虞书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余醋嗜永兴《夫子庙堂碑》，谓晋代风流，犹存遗韵，今观此卷有‘世南”二字印，朱色宛然，足见其生平得力处。“当时冯氏见墨迹上有，“世南”半印，认为是永兴所学之大令墨迹，今细审点画笔势，风姿神韵，似永兴所临大令书迹也。首字“嬉”与传世诸本载然异同，点画结体皆近虞书，识者自当明了，今墨迹下落不详，涿拓亦为稀珍。
《疏会帖》（又名《设斋疏》、《千人斋疏》）行书七十字，刻入《秘阁续帖》、《汝帖》、《玉烟堂帖》等。文为“弟子早年，忽遇重患，当时运心差逾之日，奉设千人斋，今谨于道场供百僧疏会，以斯愿力，希生生世世常无疾恼，七世久远，六道怨亲，并同今愿。”宋《宣和书谱》载“世南虽以正书见称，而行书出奇处亦不在名流下，此所得唯多行字耳。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三。”其中有《疏会帖》帖目，可见当时是墨迹，今仅见各帖所摹刻之拓本耳，虽离原迹已远，风貌大体应该如此。此帖不少字全出军笔意，尤其如“时”“当”“斯”等字，仿佛如《兰亭》现世，深具右军真目。
《兰草帖》，最初见于明吴廷《余清斋帖》，其后陈无端《玉烟堂》亦刻有此帖，定为王献之《兰亭帖》，《余清斋》为墨迹上石，有“世南”“宣和”“绍兴”等印，王连起认为从刻本看“宣和”“绍兴”印非真。又“世南”印不多见，冯氏刻入《快雪堂》时保留此印，乾隆时，刘墉定为虞世南临大令书迹。
有关虞世南其书作，散见于各类刻帖及书论记载中，尚有存疑之作，或确定是伪迹，或收录单是帖目，或未见书迹者，此文均不再一一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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