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哲学与科学

陈嘉映

首先说说常识，常识是我们处理那些最切近，接触频度最高的经验时所用的“道理”，尽管它们不以命题推理的形式明确表现出来，但并不妨碍我们以及其直观的方式“运用”：例如我当然分得清鸟雀与昆虫，但未必就能罗列出区分它们的标准来；常识无需证明，也并不因此减损其对日常经验的有效性，常识概念不像科学概念般精确——正如维特根斯坦那里的“家族相似”，它们彼此间没有明确的分野，但与其说常识概念是“模糊”的，不如认为它们的清晰程度足以应付日常状况了。而且由于常识是个别经验的无系统的归纳，因而它不以追求一致和融贯为目的，不同类型经验的“道理”往往都是可接受的，《列子》中的两小儿，用各自的常识论辩日的远近的时候，虽然他们的主张相反，但看来都是有道理的。常识对世界的理解，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归类里，而在语词的使用中，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对常识而言，只有在疑惑之际，才有解释的必要。

尽管常识不会“无疑而问”，但我们真遇上了“反常”的、无法在原先的常识框架中解释的现象（例如日食月食、磁石吸引铁屑等等）的时候，人们开始生发出理论的探求，也就是说，人们试图构造融贯一致的体系，用以解释尽可能多的经验现象，无论其合乎常理与否。哲学和科学，就是这种理论冲动的两个侧面。（这里的“哲学”主要指科学哲学未分之时的理论形态，典型的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哲学理论的“道理“从常识（或常情）而来，并对它们加以组织，成为连贯的道理系统，哲学家们在用自然语言构筑理论体系，相信他们能以此解释所有的现象。科学家就有所不同了，他们先是把日常经验归约为“实验”，并用精确严密的定义塑造一门新的逻辑—数学语言，这门语言超出了纷繁多样的生活世界，也正因如此，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普适的理论体系才真正成为可能。

反观哲学，几千年来所有寻求普适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这也许恰恰是因为哲学是如此仰赖常识（常情）的缘故，哲学体系是在常情与自然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意味着它，与科学不同，必定被囿于多种多样的生活世界中，无法给出统一的形式。哲学家不应再对“普适的哲学”心存幸念了。

人类的知识累积始于“常识”，而且也正是常识，为知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即科学与哲学）提供了背景框架，然而，一方面，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与常识经验日益疏远，科学理论的解释力也无须倚赖常识和直观的理解；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组织和重构常识以达成普遍解释的努力又是徒劳无功的。因而我们面临的两个世界的分野：一边是疏松零散的常识世界，一边是体系严密的科学世界。问题在于，这两个世界何以彼此通达？这也许正是哲学要力图给出回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