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旧京最美地名，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肯定是有力竞争者。其实，这条小街本无竹，是听岔了造就的美丽误会。元代“老赶”入京抄出条近道，到清民两代成了书局云集、名流聚居的文化街区。八大楼之一的泰丰楼、四大商场之首的青云阁，亦曾在此生意兴隆。而在建设文化北京的今天，“杨梅竹”也正在找回昔日的风逸媚雅。文 娄家欢 摄影 赵金冬
秘史 抄近道踩出斜街 听岔了错成美名
在北京，无论街道还是胡同，总是横平竖直，规规矩矩的南北、东西向，斜街非常少见，可在琉璃厂大栅栏地区，就集中了四条——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原铁拐李斜街）和棕树斜街（原王寡妇斜街）。
说起这四条斜街的出身，还颇有些贵气。当初蒙古人定都北京，营建新都，老北京的downtown换了位置，外省人再入京，就要从卢沟桥过广安门到菜市口，再斜插到前门，久而久之便踩出了这四条斜街。怪不得古建筑学家王世仁老先生说，这四条街，是连接新旧两座皇城的“龙脉”。虽然都是贵族出身，但比起“瘸子”和“寡妇”，这“杨梅”一路接着“樱桃”，透着水灵，所以在大栅栏一带，几百年来杨梅竹斜街的人气要盖过其他街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果说杨梅竹斜街成了旧京文人、书局聚集之地，是得益于一个风雅的好名字，而这份好运要感恩一个美丽的误会。翻遍旧京各种典籍，并无这里繁花次第盛开的记载。最靠谱的来历是：杨梅竹斜街最初叫作“杨媒斜街”，因为街上住了一位姓杨的媒婆。到了清代，进京赶考的举子，多住在斜街的会馆里，文人的耳朵，错听错成，这“杨媒住”才成了“杨梅竹”。
杨梅竹斜街，宽度仅四五步可丈，说它是街，大抵不错，但说它是条胡同，也不过分。特别是解放后，这里的名人故居成了大杂院，二层小楼的书局也改做民居，一条文化、商业气息浓郁的老街巷，就此湮没于市井之中。如今再到这条斜街上逛逛，昔日的风雅味道又陆续被找了回来。街口是日本设计师制作的VI系统，多数书局古建已腾退，像咖啡馆、艺术区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斜街内悄然兴起。老北京的文艺复兴，来杨梅竹斜街找找感觉，才算对路。
这座西洋风格的复式小楼就是当年的中华书局。
穷书生挤满会馆 大学士御赐官邸
在近代书局进驻杨梅竹斜街之前，这里本是一条旅馆街，专为进京赶考的举子住宿之用。但凡大比之年，斜街的旅店里总是住满了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家，是在街北侧61号的湖南酉西会馆。
沈从文就曾在酉西会馆小住过一段时间。沈进京求学时，还只是一介穷酸书生，囊中羞涩，而酉西会馆的金姓管事是他的远房表亲。罢黜科举之后，酉西会馆常年有一多半的空房间，沈从文便免租住在那里。住在杨梅竹斜街的那段时间里，沈从文见识了一个声色犬马的北京城，也读懂了一本市井人情的大书。如今的酉西会馆已变成大杂院，不见莘莘学子之心，最多见还是街坊间柴米油盐的琐事。门口玄关处，挂着一只布偶鸡，似乎昭示着这里就是著名的“酉”西会馆旧址所在。
同在一条杨梅竹斜街上，不仅有想当官而不可得的穷酸书生，还有将功名利禄尽收囊中的大学士梁诗正。梁是雍正八年的探花，官至吏部尚书。南城的御赐宅邸不多见，斜街上乾隆御赐的梁府，可谓精品中的精品——两进式的大院落，内设清勤堂和味初斋。清勤堂是乾隆皇帝御赐的封号，而味初斋则是因为后院青葡萄满架，梁诗正自己取的名字。当年清勤堂前有紫藤花繁盛一时，是这条小街巷里最美的景致。
如今再探门牌为25号的梁府，和周围的寒门会馆几无二致，都沦为民居大杂院。门庭经修复，依然稍显破败；院子里更是私搭乱改，挤着十几户人家，早就不见青葡萄与紫藤花；只有几根粗壮的红漆大柱，朱颜未改，还显示着些许贵气。
老北京的泰丰楼如今变成了小旅馆。
地标 书局对峙，看文人斗手腕
新文化运动引来了德、赛二位先生，开进步之风气，那个时代的青年对书籍的依赖程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我们对互联网的病态痴迷。时代背景之下，书局便成了大生意，近代风云一时的书局，其总部大都设在上海，但出版物要铺遍大江南北，北京自然是北方最重要的根据地。当时不少书局的驻京办，便群聚在杨梅竹斜街上。
如今走在杨梅竹斜街上，最惹眼的建筑莫过于两座西洋风的复式小楼，显得卓然不群，与斜街的生活氛围不太搭调。这两座楼原本也是民居，如今已腾退干净，静待新主人。老街坊都不一定清楚知晓，这两座小楼便是近代两大书局——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的旧址所在。为什么这两幢楼都要盖得高人一等？这还和当初的一段商业竞争的往事有关。
近代中国的图书市场，原本被商务书局和中华书局两大巨鳄把控，世界书局作为后起之秀，瞅准市场空缺，进军蓝海，在休闲杂志上大做文章，一时间《红玫瑰》、《侦探世界》、《快活》、《家庭杂志》等世界书局出版物，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紧俏刊物。
世界书局和中华书局的正面冲突，发生于1925年。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有一项“国语运动”，中华书局的掌门人陆费逵一早看出推广国语势在必行，赶制国语教科书不遗余力，不曾想世界书局意外杀进场。于是中华联合商务打压世界书局，不惜折本百万，免费送书。而世界书局的CEO沈知方避敌锋芒，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竟然突出重围，反败为胜，从此确立了中华大地三大书局鼎立的局面。中华和世界两书局，当年正在明里暗里较劲的时候，两家的楼自然也都希望盖得高人一等。
除去这两座高楼，还有一些有格调的小书局，也隐匿在杨梅竹斜街里，比如开明书局。开明书局当家人章锡琛原是商务书局的元老，曾在其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新性道德专说》一文，提倡妇女解放，批驳旧式两性道德观，之后竟然被迂腐守旧的上级辞退。章一怒之下创办了开明书局，出版《新女性》杂志。同期，开明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和《开明少年》都是一时无二的优质青少读本，发行外省。
吃喝玩一站式消费，民国就有
民国年间，书局入驻之外，杨梅竹斜街的商业氛围也很浓厚，正门开在煤市街上的泰丰楼、开在大栅栏西街上的青云阁，都要在这条斜街上建一个旁门，为的是沾各位鸿儒的仙气儿。还有主体就坐落在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传说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接洽情报的地方。讲到这里，请诸君自行脑补：两位革命先辈赤身裸体，相互眉来眼去，唱着“鸳鸯茶，鸳鸯茶，我爱你，你爱我”的场景。
青云阁、东升平和老北京“八大楼”之一的泰丰楼，这三家老店的旧址如今都还屹立在杨梅竹斜街上，全都集中在靠近煤市街的东口。这三家旧京商圈中的黄金坐标，不约而同地改为旅店，恢复了清代旅馆街的传统，但是如今来这里住店的，已不再是赶考的儒生，多一半是来京旅游的国际友人。
当时，青云阁为四大商场之首，其经营理念自然是最前卫的，商场二层建有跑马廊，还率先一步引进了西洋的台球案。青云阁内还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茶室，名曰“玉壶春”，将茶水与简餐融为一体，与现在的茶餐厅颇为相像，但在当时却是京门独一份儿的买卖家。
据传，蔡锷和小凤仙便是在玉壶春邂逅，是否确有其事，先不妨打个问号。但鲁迅是玉壶春常客这事儿却是有据可考的——《鲁迅日记》中有载：“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齿磨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蝦仁面合。”又记：“午同二弟往观音寺街买饵食，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料想老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是社交网络的重度用户，随时发布位置动态，附赠美食图片，引来不少文人同好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