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不听话”的年轻人给家庭带来的“污点”面前，血缘感情可以变得无足轻重。一些家庭不惜以谋杀的方式，“捍卫”自身在社群中的“纯洁”和地位。于是，就有了所谓“荣誉谋杀”。
德国影片《陌生人》（2010）中，女主角乌玛雅被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荣誉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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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荣誉谋杀”而被判极刑
先说一个印度法律史上的著名案件。
十多年以前，在印度西北部哈里亚纳邦，小伙子马诺伊和姑娘巴布莉，在情窦初开的年纪相互萌生好感，并发展成恋人关系。
不过，受制于严厉的种姓制度，二人的交往遭到了双方家长、特别是女方父母的反对。2007年4月，走投无路的两个年轻人选择了私奔，并随后在远离家乡的昌迪加尔结婚。
二人低调行婚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回了家乡，女方的家人岂肯善罢甘休？一方面，他们把男方告上法庭，宣称他绑架了自家的女儿。
同时女方家人要求“种姓理事会”介入。而“理事会”头目给出的建议则是以“荣誉谋杀”的方式，结束两人的婚姻状态。
巴布莉回到了家乡。在随后于二人家乡举行的秘密庭审上，巴布莉出庭表示自己未受到任何形式的武力胁迫，其家人的诉讼请求因此破产。
但也正是因为这次庭审，二人的行踪被暴露。
就在二人再次离开家乡不久，包括巴布莉长兄在内的家人追上了他们乘坐的长途大巴，把他们绑架到一片荒地，逼迫女孩喝下事先准备好的农药，并在她的面前，残忍地用绳索勒死了马诺伊。
随后，二人的尸体被绑住手脚，装入麻袋，扔进了附近的排水渠。直到9天之后，警方才在水渠出口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随后，印度警方逮捕了执行谋杀的巴布莉的长兄、两名堂兄、叔父和舅舅，负责出谋划策的“种姓理事会”头目以及负责开车的司机也被起诉。
经过长达33个月的50次庭审，2010年当地法院最终判处5名凶手死刑，“理事会”头目则被判终身监禁。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例因“荣誉谋杀”被判极刑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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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种姓制度而起
在印度历史上，这起发生于2007年的马诺伊-巴布莉谋杀案，因其严厉的判决，被视作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而此案由于具有太多典型特征，也成为研究“荣誉谋杀”案件的范本之一。
“荣誉谋杀”的根源在于种姓制度，这一制度在南亚地区普遍存在，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而种姓制度最大的特点，正是内婚。
严格的种姓制度不允许不同层级种姓之间的通婚，年轻人的婚姻大事也通常由父母或者族人指定包办。违抗婚姻安排的行为会被视作对所在种姓、社群和家庭的侮辱。
在这些“不听话”的年轻人给家庭带来的“污点”面前，血缘感情可以变得无足轻重。一些家庭不惜以谋杀的方式，“捍卫”自身在社群中的“纯洁”和地位。于是，就有了所谓“荣誉谋杀”。
相较其他国家只针对女性的做法，印度的“荣誉谋杀”，更多的是由种姓制度催生。而类似于私设法庭的“种姓理事会”，凭借所谓“集体”赋予的权力犯罪。因而在印度，无论男女，都可能是“荣誉谋杀”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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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突击队”
在印度，有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它由5位貌不惊人的普通大叔发起，吸引了数十万人先后加入。
这个组织在全国设立了200多个庇护所，给那些为爱私奔的年轻情侣提供遮头片瓦，帮助他们逃脱传统恶习和家人族群的迫害，甚至追杀。
这个组织名叫“爱情突击队”（Love Commando）。看似“中二”的名字背后，是几位大叔和志愿者们，为了保护这些年轻人付出的大量时间和金钱。
这一组织存在的背景，则是延续至今的种姓制度对自由恋爱的漠视，对两性婚配的限制，以及对“抗命者”的无情迫害。
“突击队”的创始人哈什·马洛特拉本人，就是种姓制度下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在登门拜访女友时，不肯接受马洛特拉的女方家人将其打伤，以此逼迫二人结束恋人关系。
幸运的是，最终马洛特拉与心上人成功私奔，逃过了更为可怕的命运。这段经历，最终促使马洛特拉创立“爱情突击队”，为那些有着相同遭遇而无枝可依的年轻情侣提供食物、住处和法律援助。
在“突击队”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专门用于接听求助的热线电话。他们会远程指导甚至派出专人，帮助年轻情侣逃离威胁到自身安全的环境，为他们在庇护所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帮他们出谋划策，成全他们的爱情。
在印度影星阿米尔·汗制作的谈话节目《真相访谈》中，“突击队”队员把爱描述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正是这样的理所应当，却成为众多印度年轻情侣难以跨过的障碍，而他们付出的代价，甚至可能是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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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阻且长
尽管有“爱情突击队”这样的公益组织，尽管有严厉的判决在先，但在眼下的印度，“荣誉谋杀”的罪行远未停止。
2015年，印度全境共报告此类案件192起，仅北方邦就报告了131起。由于很多案件最终被凶手掩盖成事故或是自杀，真实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直至今日，马诺伊-巴布莉谋杀案中被判死刑的5人仍处于关押状态，其中4人甚至已经获得了减刑，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当初震惊全国的判决，至今却得不到执行，也难免让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印度社会对法律的有效性产生质疑。
事实上，早在马诺伊-巴布莉谋杀案判决下达后不久，就有数百个“种姓理事会”的头目或是成员联合起来，对案件的判决提出了不满。而凭借着所辖人口的数目和强大的号召力，他们的控诉在社会上还引发强烈的讨论。
现在，如果打开当地媒体对“荣誉谋杀”案件的报道，评论区仍有很多发言者对“荣誉谋杀”持支持态度。
在这些人看来，正是年轻人不顾后果的“盲目和冲动”，导致双方家庭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作为父母“私物”的他们，理应获得“应有的惩罚”。
显然，在当前的印度，“荣誉谋杀”的思想还有土壤。与吃人罪恶的抗争，仍然道阻且长。
来源：《环球》杂志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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