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家谱是宗族意识的文本形式，祠堂就是宗族意识 的建筑形式。家谱的纂修、告成、查验无不以祠堂为其活动 的舞台。可以说，修谱是祠堂最大的庆典，家谱是祠堂收藏 的最重要的文本，家谱所蕴含的宗族意识也无不以祠堂为其 实践的场所。正因为祠堂与家谱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每一 种家谱中，都包含着大量与祠堂相关的内容，如祠堂图、祠 堂的历史与现状、规制、神位、祠联、祠匾、祠产等，如江 西《田下郭氏重修族谱》中不仅上录有祠堂图三幅，还载有 《田下郭氏重修大祠记》、《祠堂原记》、《重修祠堂记》、《南轩 公祠堂记》、《绿阴公祠堂记》等多篇建祠记，此外还载有祠 联200余副。从某种意义上讲，祠堂就如同一册物化的家谱， 而家谱则是文字化的祠堂。
祠堂，又称祠庙、祠室、家庙、宗祠，是宗族成员祭祀祖先的场所，祠的本义正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的名称。祠堂 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 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种等级差异也体现 在对祖先的祭祀上。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天子七庙， 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 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庶人祭于寝。”也就是说，天子可以设立享堂，祭祀始祖、父、 祖、曾祖、高祖等七位祖先;诸侯可以设立享堂，祭祀始封 祖、父、祖、曾祖、高祖五位祖先;大夫可设享堂，祭祀始 封祖、父、祖三位祖先;而庶人也就是老百姓是不能设庙的， 只能在寝堂里祭祖，换句话说，老百姓没有作为独立祭祀祖 先场所的祠堂。根据这一规定，在祖先祭祀上，不同等级的 人，在祭祀的对象、地点等方面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祠堂 这一发展历程与家谱也有相似之处。
民间的祠堂是从西汉开始出现的。汉惠帝时，为汉高祖 在陵墓区设立原庙，以便举行祭奠，结果引起官民的模仿，许
多官员与豪民也幵始在墓地建造祠堂。汉代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祀场所，古代墓上建筑称“堂”，而祭祀祖先的春祭称
“祠”，这种祠堂也可称为墓祠，与后世的祠堂其实并不一样， 墓祠是为特定的个人建造的，子孙祭扫也只是对特定个人的 礼敬。汉代的祠堂因多为石质，又称石室。Ml东长清县孝堂 山郭氏墓祠是目前保存完整的最早的民间祠堂。这座石祠大 约建于公元1世纪前后，宽3.8米，进深2.08米，正中的八角 形石柱将石祠分为两间，内壁刻有各种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 生活场景的画面。这也是汉代祠堂较为常见的形制。祠堂后 来受到了非议，人们认为祠堂的建造违反了庶人在寝堂祭祖 的规定，到了晋朝，政府正式下令禁止祠堂的建造，此后，祭 于墓所的祠堂基本上就绝迹了。除了少数有资格建家庙的贵 族高官，人们只能重新回到寝堂祭祖。
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为魏公，便以“魏 公”的身份，比拟诸侯礼而建五庙，此举开创了魏晋以后官 员按照官品等级建立家庙的先河。北齐武帝河清三年(564) 颁布的“河清令”规定，一、二品官可拟诸侯例建家庙，三、 四、五品可拟卿大夫例建家庙，六、七品可拟士例建家庙，而 八、九品官与庶人则只能在寝堂祭祖。到了隋唐时期，则规 定五品以上才可以建家庙，而六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只能“祭 祖祢于寝”。与后世祠堂建于族居地不同，唐代的家庙大多建 在京城长安，往往官员在外地当官，家庙却建在长安，这可 能与当时认为立家庙于长安是一种荣显标志有关。然而，大 量家庙集中建在长安，甚至建在皇城附近，使唐武宗大为不 满，为此他曾在会昌年间三次下令禁止在长安城建立家庙。
经过五代时期的战乱，唐代的家庙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虽然宋朝政府多次试图恢复家庙制度，但社会反应冷淡， 南宋王朝仅有秦桧、贾似道等13人建立家庙。与此同时，随 着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传统的祭祀制度不断提出新的 见解和建议。与宋代家谱以尊祖敬宗收族为主要目标相适应， 理学家们也希望祭祖能承担同样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纷纷 提出改变原来等级森严的祭法。著名理学家程颐认为，不准官民祭祀五代祖先是不合宗法和情理的，不利于孝道伦常的
实行，应该允许平民祭高祖、曾祖。根据当时的朝廷定制，程 颐的宗族是不能祭五世祖的，程颐却不管不顾，私自祭祀五 世祖。对于程颐的主张，朱熹也积极坚持，提出民间祭五世 祖不能算僭越违礼。当时民间还有祭始祖的现象，按照常礼 的规定，祭祀始祖是天子的特权，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祭祀。对 于民间出现的祭始祖现象，朱熹则提出，确实不是家家都可 以祭始祖的，但这种事情还是顺从民俗比较好，实际上是提 倡允许民间祭祀始祖。在这些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下，民间祭 祀五世祖甚至始祖的习俗，逐渐流行起来。当然，民间私祭 与贵族建家庙祭祀不同，没有恢宏的家庙，当时，一般家庭 大多在正厅置祖先牌位祭祖，而士大夫与富家则在悬挂有祖 先图像的影堂祭祀祖先。影堂是在民间私祭中出现的一种独 立的祭祀场所，是庙祭与寝祭之间的过渡形态，又被称为家 祠堂，成为明清时代祠堂的前身。
到南宋末年，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宗族祠堂，称 为族祠。与影堂的不同之处在于，影堂是家人祭祀近祖的地 方，而族祠则是族人祭祖的场所。除了这种零星的实践者外，在正寝之东建立祭祖的祠堂，并认为设置祠堂非常重要，可
以满足人们的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朱熹的主张对 后来祠堂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初期，尽管政府公布了新的家庙制度，但民间建置 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例事例却层出不穷。嘉靖十五年 (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称：
“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 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 祖……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很快，嘉靖皇帝下诏允许士民 祭祀四世祖，同时允许官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嘉靖皇帝的 诏令将天子独享的祭祀始祖的特权推恩至天下百姓，这在祭 祀制度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虽然嘉靖皇帝的推恩还是有所 保留，如规定民间祭祀始祖用的牌位必须使用纸牌位，冬至 祭祀完毕后就要烧毁等，但毕竟使庶人的祭远祖、祭始祖成 为合法，因此嘉靖皇帝的诏令实际上已经基本扫除了民间祭 祖的限制。
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礼乐 名物不可僭越则是历代坚守的行为准则，而祭祀之礼又居传 统五礼之首，嘉靖皇帝能够下诏变更祭祀制度应该说是不容 易的，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皇帝的前任是明武宗。明武宗是明代历史上最著名 的荒唐皇帝，其贪玩的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也是首 屈一指的。明武宗似乎生来就有贪玩好武的天性，从小就对 各种各样的游戏和运动十分人迷，幼年时就常到宫中的蹴园 亭玩蹴鞠。岁数稍大后又醉心于骑马射箭，每日不得消停。14 岁时武宗即位，大权在握的他下令建立豹房，在里面安置了 许多的乐户和美女，自己住在里面终日淫乐。长年纵情荒淫 的生活使武宗的身体日益虚亏，虽经太医们尽心调治，可还 是没有挽回武宗的生命，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病死于豹 房，年仅30岁。武宗去世时并没留下一个儿子，大臣们只好 从皇族中选了一名皇室成员继任皇帝，也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即位后，便想追尊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皇 后，并迎入太庙祭祀，结果与群臣发生了一场大冲突，他甚 至十多年拒绝上朝，好不容易才达到目的。史载嘉靖十五年， 献皇帝庙成，献皇帝正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嘉靖皇帝即 位十五年后才终于能将父亲迎入太庙，可见这场斗争的艰难。 也许是有切身体会，嘉靖皇帝对于民间祭祖问题才会表示同 情，正是在这一年，嘉靖皇帝下令推恩，允许民间祭祀始祖。
嘉靖十五年以后，随着“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的诏令 在全国各地的广泛推行开来，大江南北的家庙、祠堂便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建立在联宗基础上的宗族祠堂是这一时 期新兴祠堂的主要特征。考察现存宗族祠堂的历史，我们可 以发现，绝大多数祠堂正是起源于嘉靖皇帝下达允许民间 “联宗立庙”的诏令之后，从中也可以看出嘉靖皇帝放宽庶人 祭祖的限制对民间祠堂兴起的重要影响。随着祠堂的发展与 普及，明清以后，祠堂已经不仅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祠堂 与家谱一起成为宗族最重要的象征，几乎成为宗族的代名词， 成为了宗族集体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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