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总是与痛苦相伴而生。在那些鼓舞人心的苦难传奇中,艺术大师们在经历了身体残疾、丧失亲友等难以忍受的折磨后爆发出了惊人的突破力和创造性。仿佛只有洞察了苦难这一主题,他们才可能进入伟大艺术家的行列。但痛苦真的与创造力成正比吗?难道只有苦难才能滋养艺术?
▲「 越忧郁越出色?」
弗里达·卡洛《献给利昂·托洛茨基的自画像》,板面油画,76.2×61cm,1937年艺术家的人生似乎总是荆棘遍地,不是历尽世事变迁,就是饱受病痛折磨;不是终生穷困潦倒,就是始终郁郁寡欢。但他们总是有能力突破局限,将常人难以逾越的苦难转化成耀眼的艺术佳作。
弗里达·卡洛《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板面油画,100×78.7cm,1931年痛苦让人成长,绝地让人开悟,生活中的悲情与压抑使艺术家们更具创造力,弗里达·卡洛、草间弥生、贝多芬这些家喻户晓的艺术家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历经苦难、最终绽放异彩。那些催人泪下的传记也一遍遍地激励着人们:艺术家都是罗曼·罗兰笔下勇于克服逆境的英雄,用不幸发展了个人的伟大禀性。
草间弥生《无题》,布面丙烯,18.1×14.3cm,1997年草间弥生《花(草间309)》,石版画,51.6×36.2cm,2002年但并非所有艺术家都能历经坎坷而不沉沦,苦难也并非总是能滋养艺术。美国布兰德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凯瑟琳·格拉迪(Kathryn Graddy)近年来发布的一项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巴勃罗·毕加索《昂杰·费南德迪·索多的肖像》,板面油画,70.3×55.3cm,1903年2016年12月,格拉迪在《管理科学》上发表了名为《死亡、丧亲和创造力》的论文,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艺术家的负面情绪,特别是在丧失亲友后所产生的悲痛情绪,实际上会大大降低艺术家的作品价值。
巴勃罗·毕加索《老吉他手》,板面油画,122.9×82.6cm,1903-1904年这项研究一开始就针对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入手:一方面,在艺术史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丧失亲友所带来的痛苦经历能推动杰出艺术的产生。例如在1901年,挚友卡洛斯·卡萨奇马斯的自杀使毕加索深受打击,艺术家也因此常使用苦涩的蓝色来表达对死亡的认知,从而进入了长达三年的蓝色时期。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剑桥大学商学院教授阮邦当等人的研究已证实,亲属去世严重影响了管理人员的创造力,公司绩效明显下降。
巴勃罗·毕加索《汤》,布面油画,38.5×46cm,1902-1903年因此,为了探究丧亲之痛对艺术创造力的确切影响,格拉迪搜集了夏加尔、马蒂斯、马克·罗斯科、德·库宁等48位现代艺术家的传记和报道,发现这些艺术家都曾在创作生涯中经历过至爱亲朋的离世。她将这些艺术家的1.2万幅作品的创作日期与艺术家亲友的去世时间相对照,并通过比对销售数据和博物馆收藏历史来衡量其价值。
马克·夏加尔《Le Printemps》,布面油画,46×54.9cm,1975年研究者发现,艺术家们在丧失亲友一年后的创作效率大大降低,他们在这一年内创作作品的市场表现也不尽人意,其拍卖市场成交价降低了50%以上,而且也较少被收藏到大型博物馆中
譬如莫奈,他在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无法创作。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在其生前也因为风格过于阴郁而难以出售,诞生于1901年的作品《浮华》(La Gommeuse)就是如此。它是毕加索在听闻好友卡萨奇马斯自杀后在极端悲痛下创作的,在2015年的苏富比纽约以675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但就在同一年的佳士得纽约,毕加索的另一幅作品《阿尔及尔女人(O版)》却创下了1.8亿美元的成交记录,是前者的1.65倍。
因此面对人生中的逆境,艺术家们不一定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创造力比起生命中其它时期还来得更低,这并不难理解。格拉迪解释,心情不好时,即便是普通人都很难完全投入工作,更不要说亲友离世给艺术家带来的致命打击了。
而艺术家创作的最高境界——“心流”(Flow state)的实现则需要他们百分百投入创作,达到精神集中、高度敏感的神驰状态后,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迸发。但当艺术家的至爱死亡时,悲痛情绪很自然地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很难进入这种神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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