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画的教育大师，潘天寿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独立教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他提出中国画分科教学、首创书法篆刻专业、设置传统诗词等课程，他的教学思想和主张，深刻影响到中国画现代教育的发展进程。
自觉的文化担当
潘天寿将振兴民族艺术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当民族传统艺术遭到无知的偏见、不公平际遇和衰落之时，他从来不“躲进小楼成一统”，安于象牙塔的创作，而是披荆斩棘，想尽办法进行纠正、恢复和发展。他是一个真正的具有自觉的文化担当的知识分子。
解放后，潘天寿等老先生受到冷落，一度失去授课权。1953年，还被安排到民族美术研究室整理资料。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们仍然不忘专业的建设。在研究室，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三等一起，搜集购买散落在社会上的历代书画珍品，以供教学之用。其中有倪云林、王蒙、董其昌、八大等珍品。这批艺术财富如今不仅构成了学院艺术收藏的最重要精华，也成为老先生们保存和振兴民族文化的象征；为了建设书法篆刻专业，潘天寿还无私地捐赠了自己收藏的历代书法名家珍品，像米芾、董其昌、傅山等人的作品。在“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中，这些作品第一次集中向世人展示，也充分体现了潘天寿的人格精神。
在“一师”时期，校长经亨颐的“人格教育”对潘天寿影响很大。所以他后来经常提到人格先于画格，身教重于言教的观点。他的很多学生到现在回忆起潘天寿的风范，都还禁不住哽咽。上世纪80年代，潘天寿画展在台湾举办，陈立夫专程参观展览并评价他“为人正直、正派”。
重视教学研究
从1923年开始中国画教育生涯，潘天寿一直十分重视教学内容的建设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这次展览也展出了一些他的教材、教案和讲义。1926年他出版《中国绘画史》后，1928年又发表了《中国绘画史略》， 1936年修订完成《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对绘画史不断加以修改、增补，这一过程中，他也进一步梳理了自己的绘画史观，提出了对民族绘画发展的看法。他总是通过这样的史论研究，对中国画历史和理论进行深入的探析、总结，并教授给学生。
又比如：20世纪30年代，他撰写了《艺术与艺术范围内之国画题款之研究》。1944至1945年为国立艺专中国画系讲授治印而编了《治印谈丛》，对印学源流及篆刻具体操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编撰了《书法教学材料》。50年代进行阎立本、顾恺之等画家个案研究，为学生讲授“中国画基础训练”、“用笔法”、“传统绘画的风格问题” 、“中国历代绘画流派” 、“中国画论阅读”、“关于构图问题”等等。他对中国画的研究非常全面，所以能担任山水、花鸟、画论、书法等多门课程。
人才培育，影响深远
正是潘天寿一直以来坚持民族绘画和其教学体系的独立性，并以明确清晰的教学措施建构起完备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使得中国画在中国美术学院得到了完整和正统的传承。中国美术学院所培养和涌现出的一代代杰出的中国画学子，正能说明潘天寿所主持构建的教学体系的成功所在。
从大的范围说，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书画教学，都得益于潘天寿等一代中国画教育家的建设。如果没有人、山、花分科教学，就没有现在代代相传的专精创作人才；如果没有书法篆刻专业的设置，就没有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沉淀50年的历史；如果没有对传统学养的重视，就没有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书画专业被全国所公认的最为正统的传统学脉。人才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潘天寿就是看到了人才培养的艰巨性、长期性，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呼吁、创设和推动。比如1962年6月12日，他出席文化部“全国美术教学会议”时指出：“目前老书法家寥寥无几，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了。后继无人，前途堪虑，我建议在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继承。”此建议受到文化部的重视，随即批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增设并试办书法篆刻专业。这是中国书法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中国现代书法教育事业奠基。
回望历史，如果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潘天寿等一代中国画教育家们对民族艺术的执守，中国画教育会何去何从的时候，已经能够说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及实践的意义了。
潘天寿（1897—1971），浙江宁海人，现代画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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