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益民（西北大学艺术学教授）：二十世纪上半叶，吸收西方写实绘画的元素与中国人物画“融合”，是当时“不可抵御”的潮流，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写实水墨人物画造型方式的产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为典型、最具时代特征的美术现象，并非某个画家个人的奇思妙想和一时冲动所能为之。它不是也不可能以某个画家的意愿为依据。徐悲鸿、蒋兆和的“融合主义”和引入西方科学的绘画观念和方法，改良中国画的主张，也只是顺应了那个时期的现实诉求，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变革的代表者和开拓者。但是，徐悲鸿身为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蒋兆和作为继徐悲鸿之后写实水墨人物画最为重要的开拓者和探索者，其贡献是无可争辩的。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在写实水墨人物画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他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人物画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的贡献不止于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写实水墨人物画中，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康有为、陈独秀有关中国画改良的思想，大力提倡“写实主义”，反对因袭古人，“直接师法造化”，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并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把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法融入到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开创了写实水墨人物画造型探索的先河。
徐悲鸿关于中国画改良的主张和艺术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画发展指引了一条富有建设性的“中西融合”的道路。在中国画变革与探索方向和路线上，徐悲鸿的选择民主、科学、客观、实际，冷静、理性，且具有学术深度。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和一个画家的学养。“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26年他在大同大学的讲演中指出：“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败，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吾中国他日新派之成立，必赖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如画则尚意境、精勾勒等技” 。以上态度表明，他既不否定传统，也不全盘西化，其观点体现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在对待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画传统的关系时，是辩证地，并不抹杀和忽视中国画的传统价值和作用。以徐悲鸿为先导，融合中西绘画之长的主张与实践，为写实水墨人物画造型方式的基本形成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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