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李邕，字泰和，广陵江都人，因晚年出任北海太守，因此也被叫作“李北海”。李邕不仅是文坛圣手，更是有唐以来屈指可数的书法家。在初唐到盛唐行、楷书审美发生转变的大潮中，李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说他的个人书法风格根植于二王，但是细看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可谓面目各殊。
传统与创新，一直都是画家最为重视的，因而齐白石的那句：“学我者生，似我者亡”。成了很多人的标榜。
与齐白石同一时期的吴昌硕也曾说过相似的话语，他说：“学我，不能全像我。化我者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
其实，早他们几百年，也有一位大家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并且还影响了苏轼、米芾等人。
甚至元代的赵子昂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并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
他就是李邕。
众所周知，李邕书法当属王羲之体系，但李邕书风并不死守右军法度。被贬遵化后因立功出任澧州司马时，他的书风开始发生转变。
当书法家遭遇重大变故后，心境的改变自然会影响到个人的书风。李邕便是如此，从早期的顺风顺水，到突逢大变被贬遵化，书风也因此嬗变。
如果以作品作为分水岭的话，便是他的《端州石室记》了。在此之前李邕恪守右军风规几乎不事加减，之后他不断融合北碑的意趣，晚年作品更是掺进了王献之的笔调。
李邕严守二王法这段时期正值他人生中较为得意的阶段。
早期的李邕，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众多初唐书法家一般，以研习继承王羲之书法为宗，结字也似《怀仁集王圣教序》，但他在学习王羲之的时候特别注重取舍。如，在字形正斜的处理上，李邕是把王羲之欹侧的特点扩大化，似乎向世人展示他对王字过人的洞察力和敏感性。
李隆基为太子时已经和李邕很要好，李峤、张庭珪等当朝大员对李邕也是特别关照。虽然朝政险恶，李邕一度被贬于朝野，但是李邕又多次得到宋璟帮助，因而屡次迁升。
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李思训碑》亦表现出一种凌厉刚毅而翩翩自肆的气息。
此碑用行书写成，虽与二王书风接近，但妍丽之中而又富有强劲豪放的气势。用笔多有侧锋起笔，中侧并用。并且落笔处尽显锋芒，行笔果断而刚劲有力。
如“亢”字、“彭”字，许多横画在起笔处重压，因而在左下方形成一角，然后翻笔而行， 或俯或仰。尤其是“彭”字最后一笔横画，凌厉迅疾，往下弯曲而形成一种张力，显得极有弹性。
《叶有道碑》，用笔纤丽，运笔内撅，中宫紧收而且结字往往上紧下松，使得重心上提。北宋最忠于二王法的蔡襄亦评价：“邕之所书此为最佳也。” 斜画紧接的结构、内撅的运笔都是李邕长期学习王羲之所形成的习惯。
改变他书风的便是李邕任海州到徙官澧州司马这段时期了。
此阶段是李邕书法形成个人面目的重要时期。正所谓“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此时的李邕从右军用笔纤丽、结体欹侧的旧习中走了出来，转而取法北碑。
如《娑罗树碑》，在风格上明显异于以往的碑版，气韵尤近欧书。用笔与欧阳询行书一样，同是吸收了二王一脉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撅的笔势，但是结字则与欧体不同，其字形偏方扁且宽博，字脚趋于齐平一改以往左低右高的范式。
李邕变欹侧跌宕为方扁宽博，杂有古朴的隶式，如此迹象似乎透露出李邕向北碑取法的端倪。
之后，李邕便遭遇了人生最大的转折，他被指控在陈州任上贪赃枉法，幸好许昌孔璋上书玄宗代死得免，遂贬为遵化县尉。
是年邕州发生叛乱，李邕以遵化县尉身份受命杨思勖指挥，作战立下功劳，升澧州司马。第二年，李邕赴任澧州途经端州，游历石室岩留下了《端州石室记》。
《端州石室记》是李邕传世唯一的楷书作品，也是李邕书风发生明显转变的分水岭，自此后他开始向北碑取法。
此碑以楷书创作，取北碑之厚重，融隶法之扁平，笔法上除内擫外，外拓之法频现，结字上兼具隶楷的平正、宽扁特征，与早期作品相比较，重心从上提逐渐压为下沉，用笔力沉道重，追求稳重之美。
既然书风改变了，那自然就要有成熟期了，这段时间就是李邕自澧州司马起任括州刺史至移官海州被杖责而死。
这一时期，李邕完成了《晴热帖》《奉别帖》《法华寺碑》《李秀碑》《灵岩寺碑》《卢正道碑》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些作品除保留了李邕从北碑中吸取的外拓型的结构以外，还掺进了小王的笔调，间或出现侧锋用笔，因而使得运笔亦是趋于外拓型。
如《法华寺碑》，用笔丰腴温秀，结体近《李思训碑》，缺少了欹侧险绝之态，通篇自然流畅，婉丽可爱。如果说此碑还不能说明这种嬗变的端倪，那么把李邕在开元二十二年创作的《晴热帖》拿来比较，就明显感觉到仿佛出自王献之之手。
然而，李邕对小王的学习并不是亦步亦趋，他理智地摒弃了王献之纤媚柔弱的一面，取法大令用笔外拓而雄强的优点。
这一时期李邕用笔多用重按，结字的重心由上提渐变为下压。如果说“重心上提”可追求飘逸之美的话，那么，“重心下压”追求的则是稳重之美。
与上一阶段的作品相比，结字的斜向取势继续消减，结体平整而紧密。到了《李秀碑》时，已在沉着痛快中有含蓄浑融之妙了。
《李秀碑》是李邕晚年最突出的佳作之一。此碑碑起收转折相对内敛含蓄，用笔方圆结合， 骨丰而肉润。行笔以中锋为主，线条显得浑厚凝重。用笔虽与《麓山寺碑》同属厚重一路，但相对更加圆润含蓄。体势虽类 《李思训碑》，但用笔大不相同，加之很多字的外形呈外拓状，更显雄浑深厚。
从《法华寺碑》到《李秀碑》，李邕的审美取向发生了与《李思训碑》有所不同的转变，不再是“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相反呈现出一种变荒率为沉厚、变欹侧为端凝的状态。
结语：
总的来说，李邕在书法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他将二王行书与北碑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南北书风能够在他的书法艺术中合成一家之法。
使其书法不仅具有南朝灵秀多变的一面，同样具有北朝书风中浑厚朴拙的一面。这种独特的行书风貌不仅得到了时人的认可，此后更是赢得了历代众多书家的一致称赞。
如董其昌评“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予言者”，何绍基评“北海书于唐初诸家外， 自树一帜， 与鲁公同时并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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