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王多雅好翰墨，《续书史会要》称太祖“神明天纵，默契书法，御书'第一山’三大字于风阳龙兴寺，端严道劲，妙入神品。”仁宗“无他嗜好，万几之暇，留意翰墨。”
他们不但自己舞文弄墨，还于朝中设立专门机构，以蓄能书之人。文士也因善书而成为御用书家。
其中备受宠遇、荣耀天下者莫过于永乐时期的沈度、沈粲兄弟。他们的书法，与当时文坛上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台阁体文风相呼应，形成了一股雍荣华贵、姿媚匀整的书风，书法史上称为“台阁体”。
解缙便是台阁体书风的推波助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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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出生在吉水鉴湖边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聪慧颖敏，有神童之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早慧故事，虽多神化成分，但亦可见民间对他的喜爱与认可。
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生于世宦之家，自幼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未及弱冠的解缙，竞中江西乡试第一，已是少年得志。但真正得以崭露头角的，还是登第后的仕宦生涯。然而其仕途的开始，也为他的悲剧人生拉开了序幕。
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与解纶及黄金华共同参加了礼部会试，三人同登迸士第，解纶被授为福建道监察御史，解缙与黄金华应奉翰林，为庶吉士，并令解缙就读于文渊阁之“中秘书”。解氏二子一婿同登甲第的消息在京城传为佳话。
在朝中，解缙深得太祖朱元璋宠爱，眷注之隆前此未有。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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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风光的日子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就被朱元璋以“才之生甚难，而大器者晚成……后十年来朝，朕大用尔”的借口和永远无法兑现的允诺，责其“侍父还乡”去了。这一去就是八年。期间，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
闻太祖崩讯，解开命解缙兄弟二人赴京临丧。解缙回京后，有司弹劾解缙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贬河州的解缙不堪其苦，他给友人、在朝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的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求援书。董伦接信后，深为解缙的一片忠心所动，遂向建文帝朱允炆举荐了他，解缙才得以回京，被授为翰林待诏。
建文四年，朱棣以“靖难”名夺得侄朱允炆皇帝位，解缙与一批文臣归附，并以“用笔精妙、 出人意表”的一手好字和出色的文才博得了朱棣的亲睐，成为永乐初期重要的宠臣，从此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五年阁臣生涯。
期间，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解缙任总裁。不过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永乐二年，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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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发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之后，朱棣还采纳解缙建议，命礼部尚书郑赐购求遗书，丰富了文渊阁的藏书。著述修书确实发挥了解缙的专长，虽学术观点或有分歧，尚无致命大碍，倘若卷入政治漩涡，尤其是皇室储位之争，处理不好将会祸及于身，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永乐五年，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十一月回到京师，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次年，解缙的仕宦生涯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半的狱囚生活。
解缙虽被拘幽圄，却也有些自由的空间，曾有归乡探亲及与友人相聚之机，更因皇上曾“密召便殿时，面命楷书《观音经》、《金刚经》等。”所以他虽系狱，还能“怡然自适”。但永乐十三年，解缙却被害于狱中，酒醉后的解缙被埋到积雪中，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仅47岁。解缙卒后，妻子宗族徙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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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在明初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尤擅长温婉端雅的小楷和纵情恣肆的草书。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曰：“解才名噪一时，而书法亦称之，能使赵吴兴失价，百年后寥寥乃而。”
解缙曾经说：“书莫难于楷法，而小楷尤难。”他少时对于小楷就极为用功，可以说，小楷与狂草是其一生最为用功的两种书体。他幼承家学，父解开善于笔札，叔祖父解泰“尤善楷书”，他的母高妙莹也“善小楷，严正森密”，在这样的环境下，解缙必然受到祖父、父母辈的教育影响。
他十余岁时，又得父亲授以羲献家法及隋唐字学。可见解缙于晋唐小楷必有工夫。李应祯曾见其所写赤壁二赋，以为“笔法精丽，深有晋人风致。”解缙的小楷作品，据相关史料记载，有《黄庭经》、《金刚经》、《观音经》等，但今天皆无缘得见。
《重修明觉寺碑》
解缙的行书作品， 传世也不多， 目前所及， 尚不足十件。其中，《重修明觉寺碑》与王羲之《圣教序》相近，然用笔尚不周全老到，神韵稍逊，显得稚嫩，这或许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时”的缘故。这也是他忙于经世治国的无奈选择。但此作毕竟是其27岁时所书，未能代表他中年后的行书水平。
《论书册》为系狱期间所作。此册用笔爽利，入笔多露锋，神采外耀，笔画扎实，字形与《重修明觉寺碑》相比略扁，字势多呈左低右高，骨肉丰满，得兰亭笔意，堪称解缙行书之代表。然而与其楷书一样，解缙的行书并未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而是明显受到时风的影响。倒是其草书，个性极其强烈，也是后人对其书法争论不休之处。
历来对解缙书法的评价，无一不论他的草书。究其原因，应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解缙存世有限的书法作品中，以草书居多，为人们所常见；二是人们往往把“才子”与“浪漫”相提并论，而各书体中又以草书最能“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三是解缙的小楷、行书水平虽然不凡，但无多创见，草书却极具个性特色；四是解缙任情恣肆的狂草，出现在明初沉闷的政治、艺术氛围下，可称石破天惊之举，引人注目。
也正是这种大胆的创举才招来后世的聚讼，褒者谓其“翰墨奔放，意向谨严”，贬者嗤之“如镇宅符”、“纵荡无法”。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也大体道出了解缙草书的不同风格。
《自书诗卷》
用笔精到，起笔侧锋后转入中锋行笔，中侧并用，得“侧锋取妍，正锋取劲”之秘。行笔迅疾，圆滑纯熟，大胆果断，曲折多变。虽有细若游丝亦不怯弱，显得劲健爽利。竖画多作纵向拉长，并作悬针出锋，毫不迟疑。正如其自解之语“中间复笔、覆笔、返笔之妙，付有识者自辨之。”可见此卷乃为解缙得意之作。
《游七星岩诗》
时解缙40岁。其书艺臻至成熟自化，笔墨奔放，傲让相缀而意向谨严。此作与《自书诗卷》用笔风格相近，但字距行距较密，略显局促，不如《自书诗卷》挥洒自如，然而用笔精熟，通篇较为自然协调，少了些《自书诗卷》的造作。
《草书文语立轴》
下笔如狂风暴雨，左右盘旋，上下连属，满纸缠绕，不可卒读。这种“挥洒如风雨”的狂草，我们已无法对其笔法、字法、章法等作具体的分析，一纸秋蛇春蚓，正是其“豪来酒倾八百斛，醉后颠狂随所欲”的情感宣泄。无论比之张旭的《古诗四帖》，还是怀素的《自叙帖》，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解缙这类“纵荡无法”的草书，有时是“追于事”的产物。世评解缙多称其“为文口占，操笔皆立就”、“落笔数千百言，倚马可待。”一方面说明其才思敏捷，另一方面也说明运笔速度之快，这种快速书写当然与其个性有关，但与其作为内阁近臣的工作性质也不无关系。朝廷奏书、记录圣谕，有时必须快书，这种快写相当于速记，写出来的字，无暇顾及点画之清晰。
结语：
解缙的书法在洪武、永乐间影响极大，“当时有得其片纸只字，皆珍藏什袭，不啻重宝。”杨士奇日：“一时翰林善书如解大绅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杨文遇之行，皆知名当世。而胡、解及公之书独为上所爱。”
解缙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伴随政治度过的，书法为其“余事”，又乐善好施，时、地、纸、笔不能随心所欲，“迫于事” 的应酬作品，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影响了其书法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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