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美苏两国政府宣布在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两国都向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应坚持统一战线。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甚至明白地告诉蒋：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美国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国共谈判中断一年半后，于1942年7月和8月间两次约见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愿在西安与毛泽东会晤，进行国共谈判，并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突然建议，周恩来认为“其目的未可测”，于是提出两个办法供党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二是由他陪蒋到西安，然后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党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前一建议。
但是，两天后，毛泽东本人来电表示：“依目前形势，我们应见蒋。”
随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去两电，表示了自己见蒋的意愿。
这给周恩来出了一大难题。
因为毛蒋见面会谈，是一个重大举动，对国内形势将发生巨大影响，时机是否成熟，谈判是否有结果，毛到国统区后的安全有无保障，等等，都要在考虑之列。经过反复考虑后，周恩来于9月5日致电党中央，阐述了他对谈判前景的看法，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因为：
“1.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
2．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3．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
周恩来还指出：从大的方面看，亦“并非对我有利：1、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2．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3．毛出力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周恩来分析蒋毛会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
“1．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2．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最后，他提议，林彪见蒋后，视蒋的态度如何，再决定毛是否见蒋。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于是，林彪来到重庆，先见蒋介石，再约见张治中和刘斐。他们对林彪提出的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要求，都不感兴趣，也不愿深谈。
根据这个情况，周恩来认为目前谈判期望解决两党具体问题不太可能，电告毛泽东：
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两党问题，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
第二，他们所说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于他们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
第三，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并以八路军、新四军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
第四，他们避而不谈，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何种让步。
周恩来预测谈判的前景说：“林(彪)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的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八路、新四)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毛泽东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决定：“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随后，周、林与国民党进行了几次会谈，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差太远，没办法谈拢。蒋介石只得说；“好吧，再说吧！”于是，周恩来、林彪便回了延安。
就这样，1942年蒋介石倡导的与毛泽东的西安谈判之事由此告终。
三年后，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谈到这次谈判中蒋介石的态度说：“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以后的历史证明：
这完全是蒋介石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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