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润格
对近代艺术家的影响
■亓立敏
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研究生
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义利观，传统书画在近代工商业社会的熏染与经世致用的理念影响下，由指向内在的精神转变为面对社会，服务大众，动摇了传统文人画非功利的价值追求，成为谋取资财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人书画家完成了由志向化向职业化的过渡与改造，近代书画市场发展蓬勃，书画市场交易的运作机制愈加完善，书画家悬榜挂单成为平常之事，订润成为书画市场流通的最基本方式。润格成为近代书画市场流通的杠杆，还是书画家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而且为解读近代书画市场和书画家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也让我们能从中窥探近代受书画市场欢迎的艺术风格，以及艺术家的创作因此受到了哪些影响。
润格又称润笔、笔单、润金、润单等，是书画家为自己的出售作品所列的价目标准，是艺术作品商品价值的直接体现形式，其产生与书画家对自己作品物质价值的认同是分不开的。“润笔”一词早在隋代就已经产生了，盛于唐代，宋代多见，明清两代“润笔”之风更盛，并且出现了以货币计算的“润例”“润格”。书画家制定“润格”不仅仅是谋取利益，更是阻止“画虫”（炒卖书画牟利者）的有效办法。
陆俨少晚年写的书画润格
润格的制订、公布方式等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古代润笔方式大多为买家随意付酬，画者一般不主动索价，而到了近代，画家主动明码标价，书画创作使用的材料、技法形式等成为艺术家润笔的制订条件，并且润格必清楚标明尺幅大小、形式、题材、画法的价格，以及折扣等，有按质论价、按难易程度取酬的方式，润格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画的形式与内容。古人常用的是以物易物的方式，表面看没有买卖关系，实质上在感情交往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交易，而到了近代以物易物直接被现钱交易所取代。近代的书画润格一般由书画家自己制订，有时也请人代订，代订润格的多为老一辈的名人或社会名流，以表现作者艺术水平已趋近成熟，得到认可。请名人代订既有捧场又有抬高身价的意思，为的是通过公认的方式，以符合社会艺术品价值的公共度量标准，推销各自的作品，例如吴昌硕为陈半丁订润，蔡元培为陶冷月订润例。公布润格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南纸店、画店或画会为书画家做销售代理，一种是利用报纸、与美术有关的出版物等近代的传播媒介。利用近代传媒作为润例公布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大大拓宽了书画商品的接受群体，另一方面使广大市民直接参与到了艺术品交易中，促使传统书画艺术日益趋向平民化和大众化。
齐白石写予友人的信
近来多有短减润金。代人求画者，即不敬衰老，请莫再见。丙子（1936）九月，本主人坚白。
精神劳动无法用一般的物质劳动衡量方式来进行测算，所以，艺术作品的价值往往与其价格有严重的背离现象，决定近代书画润格的因素是多元与复杂的，但还是有一些可供参考的。
第一，是书画家因名声大小而润格有高下。像北京南纸店、画店收购画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文人墨客集团，如齐白石、陈半丁、张大千等；中等是中级画家，像清代如意馆、高手画匠；下等是平民画家、画工等。第二，是同一画家在不同时期，因画名不同而使润格有高低之分。像著名画家齐白石，北京人最初并不喜欢他的画风，因此他的润格，一幅扇面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便宜一半，也少人问津，后经过友人陈师曾的点拨，齐白石意识到自己必须“破格”，遂自出新意，变通画法，从此作品有了新的生机。1922年陈师曾带齐白石几幅山水画赴日本参展，全部售出并卖价丰厚，此消息传入国内后，齐白石名声大噪，书画润格倍增。第三，是绘画内容、题材、技法、画种等影响润格高下。例如，在江兆申的回忆中，他代人向吴湖帆求扇面，“湖帆定例也是十六元一面，因为我是代求关系，湖帆一高兴给了青绿。等我拿了十六块钱去取件时，却说：'青绿加倍，要三十二块。’我只好净贴腰包”。齐白石对不同画题或技法的作品收取不同的润笔，“画红较多的花卉，以及山水人物、工笔草虫等，特别增收一成”。不同的画种，润格也不同。第四，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时局也严重制约着润格的制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混乱和通货膨胀对书画市场冲击很大，风云万变的经济形势使书画家多次修订润格，物价飞涨时，书画家甚至以米计润。
1915年吴昌硕润例
影响书画价格的因素是多元的，有时与真实的艺术水平及其评价吻合，有时又有很大的出入，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从时代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中发现他们的艺术价值。
需求者对作品的偏好程度决定了书画的有效供求关系，从而对市价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时局动荡，艺术家们大多以此谋生，润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因此艺术家们在创作时难免受到市场的影响。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当时的物价，可以发现当时书画价格甚是低迷，普通画家的普通扇册只能抵得上衙门里的中等员役一至三天的伙食费，只能买两三支笔、两三只鸡毛掸或者一斤肉，因此靠卖画为生是很辛苦的事情，书画家必须“生产”大量的“产品”，才能生存下去。“海派四杰”之一的蒲华当时作品的市价不高，生活境况甚是困苦，吴昌硕描述他：“有人自杭来，述蒲老狂态，天寒购得棉袄长过膝，小衫而长过袄，插入裤内，外着长衫，两袖折而穿之，左右臂如蟹钳，而身体则如大瓮矣。跳笑作画，如京班武戏中所着之飘风然。可叹可笑，俟其回沪，必速告之。”于是吴昌硕为蒲华谋求书画订户：“公周石兄惠鉴前曾寄上蒲作英茂才水仙一张（并拙诗数首），此君光景甚寒，而落拓如故，其胸襟可取也。兹又奉去一画又一联，是蒲君书赠者，俱乞检收。蒲君书画皆走气，诗题画尚可。伊欲至虞山一趟，先生能为之招呼否？”书画家在市场中处于被动，很大程度上是被市场推着走的，因此无法成为一个专心追求艺术的书画家。这些因素都间接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书画家由志业向职业转型过程中的痛苦历程。
1924年钱瘦铁润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居民不管是消费还是收入都居全国之首，所以众多艺术家来到上海讨生活。这时期书画家的生活水平比19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好很多，书画已经脱离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水平而上升到艺术品的高价位。书画家由此可以有一定的财力、精力从事纯粹的艺术创作，而不是完全为市场所左右。而且民国时期，依靠薪酬生活的城市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形成，很多书画家进入新式学校，或委身于报馆、杂志等文化机构，或在法院、银行、机关等处工作，润笔收入成为薪酬之外的有益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画家的生活水平。
因为书画家们由志业向职业的转型，购画的收藏者对作品的选择和评价对这些从事商业性创作的书画家们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书画家在创作时难免在脑海中出现购画人的身影及其声音，从而影响书画家们的自由创作。在商业性绘画中，书画家即使能自觉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但也不能回避流行趣味或购藏者趣味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书画家和其作品购藏者共同完成了书画创作并决定着基本发展趋势。
2020年陈茗屋润例
购藏者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商贾和官吏居多。商人购书画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在近代，人们价值观受到西方的冲击，商人的地位升高，在当时的众多购藏者中，商人出于各种目的，纷纷购藏书画，即使是假画有时候也会被商人高价买去，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观念改变的结果。在近代商品经济发达的上海，士和商两种文化在上海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在文人的影响下，商贾有着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尚文崇雅的趋向，尤其是在繁华的都市氛围中，富商、官吏们趋文附雅的生活观念与行为方式进一步被强化了。而官员因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往往能得到很多观赏古今书画的机会，他们是书画市场上强有力的购藏人。无论真正的艺术家还是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只要他们参与到书画的购藏活动中，他们就成为书画商品的消费者，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书画家的创作状态，从而影响书画艺术的风格走向。
近代润格是书画家自我评价和市场定位的载体，连通了艺术品与商品、艺术家与市场的关系，反映了近代书画家商品意识的觉醒。近代书画润格也为我们保存了众多生动鲜活的艺术经济的数据、细节甚至艺术家情感的真实流露。从近代书画家们高低不等的润格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层次的艺术家对各自深浅不一的艺术造诣有着相对准确的定位。这说明即使是在商品经济的洗礼下，书画家们仍然遵从于中国书画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当然，我们也要警惕由于市场炒作所造成的书画价格与市场认可程度错位的现象。润格就像一扇窗口真实地展示了近代书画市场蓬勃兴旺又良莠不齐的局面，也让我们了解到不同个体的书画家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这对于研究书画家个案和不同时期艺术的审美趣味，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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