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让人看了心中满是酸楚的照片，1927年4月李大钊就义后，他的子女们悲伤而茫然地站在家中，记者拍下了照片。
清贫的李家围满了来采访的中外记者，从他们走进李家的大门开始，震惊、悲叹、愤怒一股涌上心头。
李大钊这样知名的教授，家中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他最后留给妻儿的只有一元钱!
很多记者，都是一边采访着一边在哭泣。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卧床不起。儿女们在母亲身边不停哭泣，李大钊最小的儿子还不会喊爸爸。
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也和其他的报媒一同报道了李大钊牺牲后的家庭情况：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其实，并非李大钊存不住钱，他每个月的收入高达300银元，但工资的大半部分他都用来救济贫困的学生、工人，他还要资助党内的活动。
李大钊在世时，一家人过得就非常简朴，李大钊一顿饭通常就是一个大饼一根葱，他的女儿穿着土布制作的棉衣，根本不像是北大教授的女儿。
蔡元培说李大钊“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了防止李大钊一拿到工资就全部送出去，于是发薪水的时候，会留50元直接送到赵纫兰的手上。
李大钊去世之后，家中完全没有了收入，附近还有特务盯着孤儿寡母的一举一动。
可怜的孩子们一出门就会遭到流氓和打手的骚扰，北京对赵纫兰是一个悲伤而危险的地方，即便此时的她已经因为疾病脱了形，还是坚持着要带着孩子们搬到了李大钊的老家。
李大钊的棺木原本停在长椿寺，李大钊生前的好友和赵纫兰商量之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且开始筹办后事。
因当时报媒对李大钊的报道，德昌杠房的掌柜了解了他的事迹，敬佩李大钊的高尚人格，以140块银元低价出售了一副价值260元的柏木棺材。140块银元则是章士钊捐赠的。
这副棺材由16名工人抬到了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的遗体后，就送到了妙光阁街渐寺，没想到这一停就是6年。
赵纫兰呕心沥血抚养着孩子，而她一个女人能够保证儿女们的温饱已经十分不容易，但李大钊的后代肯定是要念书的，赵纫兰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知道儿女们将来要去完成父亲未竟的革命事业。
她请自己的弟弟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希望周作人能帮助解决李星华和李炎华的读书问题。
周作人马上和北大同事商量，但他们亦忌惮反动军阀的势力，无能为力。一直到4年后，时局有所缓和，他们才赶紧将两个孩子接到北京复学。
1933年，赵纫兰病重，她知晓自己时日无多，但李大钊依旧没有入土为安。
她拖着病体，从老家赶到北京，带着两个孩子来北大恳求周作人、蒋梦麟和胡适等教授。
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号召13名北大教授一同向社会发起捐款，要为李大钊举办葬礼。
公墓经营者怕事儿，蒋梦麟就亲自出面购置墓地，墓地管理人还不放心，让蒋梦麟写下字条，署名是蒋梦麟代办。
语言学家刘半农为李大钊写碑文，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墓碑根本不敢竖起来，只能遵循六朝墓志的方式将它同棺椁一同埋入了地下。
中共党组织也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安全，他们不能以公开身份祭奠，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参与。
即便一切流程都进行得非常低调，在1933年4月22日的公祭之上。还是有700多名爱国青年、工人、农民和军人来参加。
送葬路上更是有人喊着口号，号召众人团结抗日。送葬的人群越来越多，跟随队伍的军警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最前面有一副巨大的挽联，写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根；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惧。
当日，因为有几位同志拿出了党旗覆盖在李大钊的灵柩之上，军警开枪抓捕，40多名青年被捕。
因为这场激烈的对抗，送葬队伍一再停滞不前，李大钊的棺木在傍晚才送到了墓地。
这一天赵纫兰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又因常年劳累，回去后一病不起。
葬礼一个月后，赵纫兰病逝于协和医院，北大的教授们将她安葬在李大钊身侧。
没人知道，在赵纫兰生命的最后，是用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克服着身体的痛苦，明明活着让她身心俱疲，但她不忍心小童无父无母，不能接受丈夫依旧没有入土为安，她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她的正直、朴实和坚韧又何尝不令人感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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