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手术大出血，留下了青梅竹马的妻子许鹿希和两个孩子离开，终年62年。
其实从1958年夫妻两地分离后，许鹿希就一直生活在对丈夫的深深思念中，但她不曾后悔怨恨当初的决定。她说：“我不仅见过洋人，还见过洋鬼子；不仅见过飞机，还见过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自己的家园；不仅挨过饿，还被敌人的炮火逼着躲进防空洞忍饥挨冻。”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才使她能够理解邓稼先，理解他因为要造原子弹不得不分离28年之久。
许鹿希和邓稼先的童年，充满了抗日战争的压抑痛苦。在抱头鼠窜的逃难中，疾病和饥饿让无数难民死在异乡。他们目睹了侵略者的暴行，看着那些无辜的百姓在日军轰炸机的层层炮弹中倒下。
山河破碎、同胞流离失所的画面成为他们心中耿耿于怀的伤疤。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所以邓稼先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就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前连年不休的战火，使得许鹿希心无所依。后来，她不仅事业蒸蒸日上，感情也一帆风顺，婚后的短暂相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刻苦钻研，时常晕倒在工作现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次事故他都第一个冲去拯救仪器，还总是对下属嘱咐道：“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后来他决定从一线退出，并非是他累了，而是因为他患上了肠癌。长期的核研究使他的体质变得特殊，化疗时白血球和血小板会降到很低，甚至出现全身性大出血的症状。
夫妻二人结婚33年，真正朝夕相伴的却只有短短6年。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终于卸下工作的邓稼先真正属于妻子许鹿希的最后时光，可这一年带给许鹿希的不是幸福，而是折磨。
没有人比许鹿希更了解邓稼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她行医半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忍受病痛的折磨，鲜血经常从他的鼻腔中、耳朵里涌出，被止痛针扎得遍体鳞伤的他，每分钟都在和疼痛顽强抗争。
在人生关头最后的363天，经历了2次大手术、3次小手术的邓稼先，手中仍未停下修改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的工作，即使重病还在不断强调：“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当时医院背着许鹿希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报告，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前一定要对他解密。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光荣事迹解密。
一夜之间，这个人间蒸发了28年的伟大科学家被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许鹿希当天接了无数的电话，大家纷纷询问她邓稼先是否还活着，深知丈夫时日无多的许鹿希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邓稼先辞世后，许鹿希一直在追随着丈夫的脚步。
邓稼先曾在弥留之际见过杨振宁，老友见面时，强忍着病痛折磨的他露出了“夙愿已了”的微笑。杨振宁望着眼前昔日的玩伴，如今为祖国的事业奉献生命，一番交谈过后他们拥抱着合影。之后，许鹿希继续不停地为邓稼先擦去身上的血渍。
许鹿希联系上了杨振宁，他寄来两本最基础的原子能英文文献。她开始学习，她的邻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遇到不懂的地方她便向他们虚心请教。随着深入的研究，她越来越能体会丈夫生前所做的一切。
后来时常有记者前来拜访故居，看到后都惊讶于这位“两弹元勋”简陋的生活环境。他们向许鹿希讨要邓稼先的生活照片，并提议将照片合成在豪华的房子里，佯装成条件优越、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些请求都遭到了许鹿希的严词拒绝，她坚定地说：“他们怎么弄别人我不管，但我绝对不能答应他们对稼先这样做！稼先生前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一生事实就是，如果我那样做，那是我对稼先的侮辱。”
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了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当年参与核研究工作的青年才俊们已然变成了一位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此时的中国早已摆脱当年腹背受敌的窘境，她再也不会惧怕美国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也不会因为前苏联屯兵百万而风声鹤唳。
这些为创造“国之利器”而隐姓埋名的英雄们，高声阔谈着那时的艰难险阻和光辉岁月，语气中难掩着骄傲与自豪，大会一片喜气洋洋。而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有一位苍老的女士，独自伏在前排的椅背之上默默哭泣。
许鹿希说过：“他们那代人做了他们那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那代人应该完成的使命。接下来的每一代人，都应该做好每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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