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2日清晨，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正在家中更衣，准备前往重庆国民政府大楼。
此行是为了参加，加拿大新任驻华公使欧德伦递交国书的仪式。
双河桥的林园官邸到市区的国民政府，有30多公里的距离。
车行至小龙坑的三岔路口时正准备转弯，却不料迎面来了一辆高速行驶的大卡车。
虽然司机避让及时，但车还是撞到了一棵树上，坐在后排的林森也被震得从座位上跌了下来。
林森
正是这一撞，使得不久后，林森因为脑溢血病逝。
得知消息后的蒋介石，赶紧叫来了戴笠，厉声喝问：“是你干的？”
这使得这件事扑朔迷离，林森到底是死于意外，还是戴笠的刺杀呢？
林森可以说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的议长；1924年广州政府时代，他是孙中山指定的五人主席团之一。
比起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这些人，他可以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老将。
可林森为人清正，淡泊名利，自有一身文人风骨。既不摆弄官威，也不醉心权欲，更不会结党营私，玩弄权术。
孙中山
因此，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激化，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
而从不钻营权力的林森，自然就做到了独善其身，并未受太多的牵连。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后起之秀蒋介石异军突起，派系势力日渐强大，掌握了兵权，压制住了胡汉民、汪精卫的势力。
可其他人也并非等闲之辈。1927年，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势力，勾结何应钦、冯玉祥的军阀势力，讨伐蒋介石，使其被迫下野。
蒋介石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却忙着围剿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导致了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沦陷。
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人员的不满，在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的逼迫下，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两次被迫下野的经历，让蒋介石早就有所准备。
他不仅成立了多个特务机构，以便在党内斗争中帮助自己排除异己，还在各个部门中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亲信。
国民党内部几经商议，决定效仿德国总统制，选出一人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只为虚君，并不掌握实权。
党内的几方势力虽各怀心思，却也对主席的人选心照不宣。
此人既要德高望重为人所信服，又不能有太大的野心与政治能力，让他们难以制衡。
而身处权力斗争之外的林森，自然能算得上是最佳人选。
于是，1932年1月1日，林森正式出任中华民国主席。
1932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可到了年底，就对其中关于“政府主席”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规定了“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
自此，坐上虚位的林森就开启了他“傀儡主席”与“监印人”的生涯。
在当时的《就职通电》中，林森也表达了自己态度：“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
他当然明白这主席之位因何而来，也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之尴尬，如履薄冰。
虽是如此，他却也能够安然处之。
胡适曾有评价：林主席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
此说并非空穴来风。
当时林森虽不掌握实权，可行政院或军委议定的大事、制定的法令，都要由主席同意盖印才可颁布。但若说得直白些，不过就是走个过场。
所以也有不少人讥讽林森，说他是蒋的符宝郎，是国府看印章的。
林森对此却并不在意，索性直接将主席的印章交给了文官长魏怀来处理。
为官处世，他向来自律，始终保持着低调谨慎的态度。
时任第一军军长，兼河南洛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官的陈继承，到南京公干时，想来拜访林森。
可这第一军源于黄埔军校的教导团，是中央军的嫡系主力部队。
首任军长正是蒋介石本人，而黄埔系的将领几乎都曾在该军任职。
这是北伐初期唯一对蒋介石惟命是从的部队，也是他赖以起家的部队。
至于陈继承，更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是他的爱将。林森明白，自己绝不能凌驾于蒋介石之上。
陈继承
于是林森拒绝了陈继承的拜访，并对他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
作为国府主席，林森始终遵循“三不”原则，即“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
他不仅这样约束自己，也以此来要求自己的手下。
他给自己的手下定了几条规矩：不发表意见、不参加宴会、不写条子。
熟人找林森讨职务，林森断然拒绝：“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
有个秘书想借着主席秘书头衔，去参加政府要员的宴会。
林森得知后训斥他：“当好你的秘书就行了，认识那些要人作甚？”
不仅是在工作上，生活中林森也是如此。
他生活简朴，不讲派头。青年丧偶，终身未娶，膝下无子女，便坦然独居。
林森故居
1932年上海战争结束后不久，一群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了南京。
他们被孙中山陵墓附近，一个花园大小的房子吸引了。
一个胡须飘逸的老人正在花园里闲逛，他们便请求进入参观。
参观结束后，一名记者将一张美元钞票塞进了老人的口袋。
"不，谢谢了，先生。"林森对他们说，"非常欢迎你们来参观我的家。"
同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群也曾回忆称："林森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迨抵重庆以后，初住李子灞，后住歌乐山林园，均只普通房屋。"
在南京时因他的住宅太过破旧，不得不重新翻修。却因一时疏忽，忘记提前办理施工执照。
林森故居
办事人员直接发出通知告知他不许施工，信函上写着：林森收。
当时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官员认为，直呼林森先生大名，是对主席的不敬，当即将情况通报。
公务局主管去林森家道歉时，林森亲自迎接，并主动为没有及时办理执照表示歉意。
林森道：“余本为南京市民之一，应与一般市民受同等看待。”
这样一位清正廉洁，温和谦逊的主席，尽管并无实权，却仍然被多方认可尊敬。
面对林森，各派系都敬重有加，蒋介石看起来也颇为恭敬客气，经常发电报问候。
可实际上，两人的关系却十分微妙。
蒋介石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内容涉及到蒋介石与胡汉民的争执。
而会议当天，理应到场的国府主席林森却请了病假。
蒋介石生性多疑，他怀疑林森是不愿在会上得罪胡汉民，所以装病请假。
于是当天深夜，蒋介石突然以探病为由，不经通报就闯进了林森的卧室。
这把当晚正在林森官邸的国府文官长魏怀，都吓了一跳。
而蒋介石看到高烧卧床的林森，却是松了口气。
深夜探病，林森当然明白，这是蒋介石对自己心存芥蒂，有所猜忌。因此，他行事更为低调，甚至有意架空自己。
蒋介石
尽管林森极力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却也并非完全听之任之不管不问。
林森对蒋介石的态度，称得上是不卑不亢。
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试图逼蒋抗日，扣押了蒋介石。
国民党内部暗潮汹涌，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出兵西安，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支持。
可林森却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伐令不可下，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归来时，林森也亲自到机场迎接。可他绝不会低三下四地刻意逢迎讨好。
何应钦等人纷纷上前问候，表现得很是热情。
林森却岿然不动，淡然自若。蒋介石只得主动过来问候：“有累主席受惊了。”
虽然林森深知自己的处境，不能让蒋介石对自己有所忌惮。却也从未谄媚卑怯，对蒋介石的不当行为弹劾过多次。
尤其抗战爆发后，林森宁折不弯的文人风骨与气节，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是坚定的主战派。平日里看似文弱，带着些“无为而治”色彩的林森，在国难当头时，却处变不惊，秉持大节。
因此在抗日的态度上，他与亲日、亲美的蒋介石，也有着不少分歧。
早在“一二八”事变后，林森就对蒋介石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表达过不满。
他召开国难会议，痛斥蒋介石的软弱与不抵抗政策，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
七七事变后，林森又坚决主张联共抗战，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 ，绝不向日寇妥协。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的告别宴会上，林森老泪纵横：“我已是古稀之人，也许再不可能回到南京，但你们一定要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941年，蒋介石对北上的新四军发动袭击，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林森对此深感痛心和愤怒，却由于自己的身份，无法公开责难蒋介石，只得三缄其口。
但事发后不久，作为书法大家的林森，亲自写了一副《诗经·小雅·常棣》送给蒋介石。
而诗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正是表达了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不满与讽刺。
或许也是因为这些分歧，更让人怀疑林森的死亡真相，与蒋介石或戴笠的军统有关。
况且自民初以来，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政治上的暗杀案件层出不穷。
蒋介石掌权后，暗杀风气仍然盛行。他的复兴社，也就是后来的军统，更是培养了专业的暗杀力量。
因此，此次事件中的既得利益者蒋介石，既有组织暗杀的能力，又有看似充足的动机。
可是说到底，林森只是一个坐在虚君位子上的古稀老人，他并无任何实权，也没有能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
在蒋介石看来，他不过是个只能指点江山的酸儒罢了。
至于戴笠，就更没有理由自作主张，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暗害一个对蒋介石不构成任何威胁的虚君了。
所以在林森遭遇车祸后，蒋介石质问是不是戴笠干的，戴笠予以否认。
戴笠
林森遭遇车祸后，中央医院先后有八位医生赶到国府来会诊。
经诊断，林森出现了脑溢血的症状。
各方对他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毛主席也对林森的病情表示慰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王乔治等，也纷纷发来慰问的电报。
而国民党文官处，几乎每天都会在《中央日报》上对外公布林森的病况。
1943年5月26日，林森由国民政府迁回了林园官邸继续休养。
虽然在治疗后，他的病情有所缓和，却始终未见好转。
直至7月31日，病情开始恶化。
8月1日下午7时零4分，林森在双河桥官邸病逝，终年76岁。
林森去世后，国民党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全国取消娱乐活动一个月，机关商店均下半旗致哀，各国驻华使馆也下半旗以表崇敬。
国民政府发布褒崇令曰：
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以高龄钜德，任职十有二年，恭己临民，睿谟默运，育成民德，邦本用宁。故能临大事，决大疑，处变而不惊，慎谋而能断。洵足光耀史乘，表率群伦。
中共中央也专门发来唁电，称："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
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为林森的逝世专门发表了《为元首逝世致哀》的长篇社论，评价林森 “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
作为辛亥革命的先驱，国家元首，在黑暗的年代也燃尽了自己最后一丝火焰的子超公，能得到各界如此高的评价与敬重，亦可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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