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五期，云南省博物馆第一件闪亮登场的馆藏文物就是古滇国的存钱罐——“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贮贝器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它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仅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石寨山等地是滇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所有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它们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利。可以说，贮贝器是滇文化的独特代表，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有些类似。贮贝器出现后，逐渐取代铜鼓成为滇国重器。
西汉 杀人祭柱场面青铜贮贝器
贮贝器的出现，是以大量海贝的出现为前提的，而大量海贝的出现，是滇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历史必然。贮贝器至迟在战国时期的云南地区已经出现，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是贮贝器发展的高峰，汉武帝开滇之后，贮贝器在云南逐步没落，西汉晚期迅速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贮贝器的盛衰与滇王的政治命运相联系，随着汉文化的深入，滇王失去了统治滇国的权力，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也未能逃过“大一统”的命运。
叠鼓形猎场面铜贮贝器
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其最重要的艺术舞台，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表现题材十分广泛，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鹿、猴、兔、狗、飞鸟等。人物形象常与墓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等场景。主角一般形象高大，表面夔金，标志出其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骑士、有狩猎的贵族、还有肩舆上的妇女等，它们是滇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生动再现，承载着滇青铜文化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贮备器用真观、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以具体入微的写实手法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大事件，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西汉 诅盟场面贮贝器
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出现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消亡于东汉时期的贮贝器是古代滇池地区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其制作工艺集青铜文化之大成，显示了极高的水平，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为后人研究青铜文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青铜贮贝器除了为当时的古滇国贵族储存用作货币的海贝外，还是权贵地位、祭祀祖先、歌功颂德的重要器物。在诸多的贮贝器中，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一件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尤为珍贵。
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高50厘米，盖径25厘米，经考古鉴定为西汉时期物品。该器器身为典型的束腰圆筒形，平底、下有足。器腰两侧各装饰一个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无论是虎的总体外形，还是细节刻画都极其逼真，虎呈向上攀爬状，张口咆哮，虎尾下垂，宛如两只真老虎附着在器身两侧。器物盖上有四只体格健硕的牛逆时针围绕中心作奔跑状，而中心有一个圆柱柄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人物形象。四头牛排列错落有致，在器盖平面上呈逆时针方向行进，每头牛双角卷曲，孔武有力。滇人蓄养各类家畜，尤其重视牛的地位，在现今考古发掘的资料中表现牛形象的文物颇为常见，可见滇人对牛的喜爱。
鎏金骑士位于整个器物最显眼的位置，为当时滇国贵族武士形象，结发于顶，上身穿短袖长袍，下穿窄裤，腰上束带，左侧佩戴一柄带鞘短剑，赤脚骑于马上。骑士所骑的战马不算高大，但很敦厚，战马昂首挺立，马尾挥洒上扬，口微张，目光锐利且炯视前方。整个造型中只有马背上的骑士为通体鎏金，威武的骑士腰部还有一柄佩剑，身着华丽服饰显得格外光彩夺目。鎏金骑士坐骑和器身其他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得骑士金光灿灿，好像一位“金甲神人”，威武不可侵犯。华丽的服饰和佩剑，表示墓主人手握非常大的权利，而象征财富的牛体格健硕且围绕一个地位显赫的人，说明墓主人生前地位非一般人所能相比的，很有可能是一位古滇国皇族成员。
滇国崛起于战国时期，据《史记》、《汉书》等汉代文献记载，战国末期，楚人庄硚率军到达滇池地区开疆拓土，由于秦军出兵而与楚地阻隔，就留在当地，改变服饰并遵循当地习俗，被推为“滇王”。史书记载庄硚及其部众在滇中“变法，从其俗”，他们此后大概就与器盖上这位骑士形象相似了。
青铜贮贝器功能和造型独特，为滇中地区青铜文化的珍贵遗产，颇受学界关注。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青铜贮贝器按形制可分为铜鼓、铜鼓形、叠鼓形、桶形和洗形五类，其年代在滇文化中产生于春秋晚期，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早期和中期最为盛行，到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结束，铸造方法使用合范和失蜡法。
东汉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贮贝器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器上所饰人物场面和图案表现的内容包括祭祀、农事、牧畜、纺织、赶集、行船、舞蹈、战争、狩猎、虎牛搏斗和动物造型等。人们到云南省博物馆参观，都会在这些青铜贮贝器前驻足欣赏，为之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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