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中，机器人“小度”在图像识别等方面完胜人类选手；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就在《中国诗词大会》热播的时候，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此外，“机器人写小说”“电脑作曲”的报道也开始见诸报端。
运行程序来写作和程序本身一样古老。世界上第一台可运行程序的计算机运行的第一个程序，就是由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编写的情诗程序。该程序会抓取一些甜蜜的词汇，连缀成浪漫的爱情诗。比如“亲爱的，你是我深深的爱恋”之类。
对于科技入侵文学的忧虑一再浮现
不像围棋是有胜负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量化，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能够识别出哪些词是高频的，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
在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笔者觉得真正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笔者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
毕竟，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工具”，人工智能和现代社会有高度的同构性，本质上都是高度理性化的产物。以理性为核心逻辑的现代社会，将人性想象为“经济人”或“理性人”，趋利避害，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人工智能所设定的“人”，可以看成是一个理性发达、情感淡漠的人，二者的人性想象有相似之处。
这种“理性人”与资本高速运转的时代相匹配，服务于利润的最大化。我们知道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资本的逻辑，比如机器人产业蔚然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降低人力资本，富士康公司在2016年已经利用机器人将昆山工厂的工人人数从11万降低到6万。可以设想，假设机器人技术更为成熟，那么剩下的工人岗位也岌岌可危。如果从资本的视角出发，最理想的人就是流水线上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这再一次回到英国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在著名的《两种文化》中提出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目前好像是机器存在于人类的运转中，但也许换一个角度，人类不过是存在于机器的运转中，就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揭示的那种状态。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更坚定地定义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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