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启中的人物画，体现了岭南画派人物画的审美价值取向，重传统笔墨，重文人意趣，以线破形，重写意、重造型、重风格为主题的宏大繁富。追求的是古典诗意、传统笔墨与现代形式的结合。人物画要追求“传神”的艺术技巧外，更要追求整体创作上的“传达时代精神”的艺术观点。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便被誉为广东美术界“四大天王”之一。
别具一格的岭南画派人物画
文/张本平
品读伍启中先生人物画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一位深受岭南画派画风影响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以工笔与写意的方式去展示丰富多彩的人物世界，去表达人物的灵性与意趣，以及内蕴的生生不息的活力。他所表现的内容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为现代人物画，在注重写实性的同时，尤重线条与墨色的表现。线条趋势沉稳多变，富有节奏与韵律，在运动中按结构演化出不同的线型、线性、线态的变化，辅以墨色的干、湿、浓、淡以及破墨、积墨、泼墨的运用，线面结合、线与皴擦、飞白结合，使线的美感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水晕化机、墨色氤氲，极具流畅华滋之美，并注重光影和体积感。二为古典人物，多为士夫或仕女，此为传统意笔人物，无写实影响，笔墨更为淋漓酣畅，随意自如，尽显出“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激情。正如苏轼的题画诗句所言：“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心潮逐浪高》130×178cm
伍启中的人物画，体现了岭南画派人物画的审美价值取向，重传统笔墨，重文人意趣，以线破形，重写意、重造型、重风格为主题的宏大繁富。追求的是古典诗意、传统笔墨与现代形式的结合。人物画要追求“传神”的艺术技巧外，更要追求整体创作上的“传达时代精神”的艺术观点。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便被誉为广东美术界“四大天王”之一。
《浩气长存－孙中山》136×136cm
工笔和写意这两大中国画流脉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历史资源取用不尽。所以，今日画家为两个系统接受传统资源的恩泽，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伍启中却与众不同，他这些年治艺的方式更多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他努力把握工笔绘画精雕细刻的造型手法和写意绘画水墨渲染的表现手段，将它们的融合作为自己致力的目标，由此，他的画有了与众不同的综合面貌。“综合”的面貌基对于多种绘画因素的同时性调动与运用，这只有拥有较强整体意识的画家那里才能实现。在伍启中的画中，造型是第一位，他深受学院派的熏陶，造型能力严谨地刻画形象的具体面貌，用精微的高古线条塑造人物和景致，线条成为物象生成的基础，也构成作品结构的骨架。与此同时，他注重发挥工笔敷色的效果，同样精细地用色彩塑造物象的体感和质地，使工细的语言成为画面确立的主导语言。这个基础上，他把水墨渲染作为营造画面空间的手段，用大片的水墨或以色代墨，形成画面松动、丰富的氛境和流畅的气韵。把工笔和水墨的两种优长结合起来并非易事，许多画家也努力在这个领域摸索，但由于伍启中有很强的整体意识，能够很好的把握与控制两种方法在画面中的比例关系和轻重缓急。工笔用得精到，水墨也抒发得顺畅，二者的优长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于是在这种即工又写的综合体例中达到了一定高度。伍启中的画同时兼有具体与抽象、写实与写意两方面的特点。他的造型感觉总是落实在现实生活上，在塑造画中形象之前，他往往在现实中观察、寻找有性格的形象原型，通过写生把具体的形象特点和神情个性吃透，然后取用到作品中去。因此，他的画中人物充满来自生活的真实感，以具体的形貌和性格让人感到充满生机，所谓形象的个性即来自这种造型的具体性。与此同时，他在作品意境上又是写意的，画中的人与物不是限定在具体的情节和关系上，而是作为精神或生命的符号，实现其存在价值。同时，画中的形象又是画面构成的有机要素，服从于画作的整体结构、整体气氛、疏密关系、开合节奏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由此传达了一种超越写实的意态，甚至有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意味。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到，伍启中绘画体现中国画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画家的创造力是建立在一个宽阔的艺术知识层面上的，在多种形态与形式的交汇点上建构起自己的艺术坐标。
《静倚云松看鹤飞》68×68cm
无疑伍启中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感染力，首先得益于作品的精神内涵、思想深度，但它毕竟是通过画面构成反映出来的，所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也就是说品评伍启中的国画人物，必然要涉及到他的绘画技术和笔墨语言。每读伍启中的画作，他对线条的特殊处理，都给我很深的感受。他的画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线的无处不在，本来中国画最主要特征，就是“以及为法”，“以骨为质”。伍启中紧紧抓住了中国画以线造型、笔墨传情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将线由单纯描写物象的形态，升华为同时表达了不同情感的内容的线意，因此在不同内涵的作品中便产生了不同的线描。试看《王右军爱鹅图》中表现王羲之和鹅、背景用的稚拙刚劲的线；《印度舞蹈》中刻画印度姑娘用的圆润柔和的线；《春晖》写美女用的行云流水的线；《风雨青纱帐》中的人物表现三位军人的无拘无束用的线断意不断的线，还有貌似不经意的线、简之又简的线，繁而又繁的线，以及线与色交融或与墨穿插等多种手法，随机应变，不同的线意对画面旋律和结构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伍启中理解和掌握了“中国画就是一个线的艺术天地”的形式规律，因此将线演绎到出神入化、不期而然的境界。在线意丰富变化的基础上，他落墨中肯大气、笔法灵动洒脱、少许点缀颜色、强调黑白效果，暗合了中国传统绘画倡导的“五色缤纷不易古雅”的审美之道，符合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审美习惯。
《莱索托王国风情》 90×90cm
中国画笔墨言语除线之外，形与构成是另外两大要素，谈到形，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伍启中的人物在写实的基础上适度夸张变形，我想这大概是相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院派画风而言，几十年来学院派倡导的造型准确结构严谨地绘画原理，成了学校正规的教学经验，在社会上被视为正统的审美原则，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中国画固有的审美理念得到了肯定，写实画风受到挑战，“新文人画”等画派应运而在，有些人受外来绘画思潮影响走的更远，伍启中则守成中庸，他对学院派的画风既不完全排斥，也不全部延用，有追求客体、“形”和“影”的准确，而转变为注重主体“心”和“性”的抒发，他的这一审美理念完全体现在了他创作和各类艺术形象中，不必反复用他的一些代表作做说明，只要看一眼他借助古风古境，反映现代人生感悟的古人形象，到了阿睹传神的境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刻画形神的高超。实际上，伍启中先生接受过严格的学院派写实训练，接受过写实主义的洗礼。从进入中国画百年展的《浩气长存——孙中山》创作手法，足以证明他对岭南画派注重造型、强调写实，即要求人物造型的逼真。在这前提下，虽然也吸收了传统绘画的笔墨表现，如皴擦、骨法用笔，线描等，但由于强调写实在前，因而笔墨表现只能是被动的，往往易于沦为水墨素描。伍启中也感到西方写实造型观念与本土水墨写意表现的根本冲突在于，既要在最大程度上强调人物的韵味，必然使人物画的创作陷入两难的尴尬局面——即难以真正做到西方写实，也难以表现本土的笔墨趣味。真正使伍启中画风发生了质的变化，应该是他在创作代表作《双清楼主——何香凝》、《黎歌》作品之后。
《日以继夜》 180×130cm
作为原广东画院的副院长，在中国画这个对传统笔墨遵崇的艺术殿堂，他真正领悟到水墨人物画的妙道要旨，也形成了他艺术上的一次真正转折。通过外出考察与感悟，使他真正深入到传统艺术的深层中去，很快吃透了水墨写意中“笔墨”这一课题，从而使他能在原有扎实的造型基础上，得以建立自己的造型语言。他相信在写意人物画中，笔墨与造型能够走向高度统一，他从前辈和同代画家的实践中已经看到了这个光明的前景。但他也看到，在一些画家的作品中，笔墨与造型依然存在着“有你无我的关系”，严谨的造型常常是以牺牲笔墨应有的趣味为代价，而使“严谨的写实”变成了“拘谨的写意”；或者相反，为了求取自如潇洒的笔意，索性放弃形的束缚以求得自我解脱，但这种为获取一时的轻松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更加高昂。因此，他把自己写意人物画的立足点建立在笔墨的最高形态上实现造型最高要求，换句话说，即在“形”的约束中体现笔墨的自身价值。他以他创作的大量作品实证：他自觉地接受着“形”的约束，努力在严谨的造型中显示出笔墨的魅力，绝不牺牲“形”的美感为代价。即使在十分随意的水墨人物小品中，也仍然以造型的准确生动为特征。甚至可以说，在他的一些优秀水墨作品中，化机四处，神游其间，造型的严谨与笔意洒脱已经取得了和谐的统一。
《双清楼主－何香凝》136×136cm
纵观伍启中近些年的一些系列写意人物作品，如《夜以继日》、《朱德在兰圃》、《风雨青沙账》、《巧工图》、《春晖》、《山民》、《补天》、《印度舞蹈》、《老子》、《南国春雨》等等，都是一脉相承，既不能借助于色彩的装饰趣味，也不谋求素描的光影效果，它们只以自然为师，以生活为准绳，语言朴实无华，题材也只截取极为普通的基层生活和地域风情，虽然没有放弃写实的手法，但却无不渗透着墨渖淋离，一片化机的写意精神。他的人物还有极浓的唯美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形象的刻画，也表现在人物的动态上，倾向于抒情的情调；在人物的处理上采用部分实写、虚写的手法，省略了细微节以突出主要特征；在笔墨的处理上，不是追求简，而是偏向于丰富，线条形态上的书法用笔，自由而劲健，或粗或细，或断或续、或流畅或枯涩，在疏密浓淡的节奏上显示出线条的美感；笔墨的应用充分利用了水墨的技巧，尽量渲染、破积、浸渍之奥妙，尤其是背景的营造，大胆地将传统山水、花鸟的笔法墨韵意象地带入人物画中，使作品在现代的感受中焕发一种古意，显出特别的奇趣。一切迹象都表明，在发挥中国画的材质美以及水墨效果上的不断尝试，是伍启中艺术得以不断升华的关键。
《希腊马拉松冠军鲁易斯》100×85cm
20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是立足水墨，起步于写实，而其终点也必将是西方的写实精神在东方的写意风格中彻底渗化、溶解，从而使中国画在人物领域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无论是京派还是岭南画派，殊途同归，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伍启中的艺术取向之所以值得首肯，正是基于他的艺术于中国画革新的初衷于归宿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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