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饭店

马德

   刚去平原小县城工作那几年，早上经常出去喝豆腐脑。豆腐脑的摊就摆在一家国营饭店的外面。饭店的房子已经破败了，吃饭的人也少得零落。常见一个戴着瓶底眼睛的记账先生，举着苍蝇拍子在四壁上打苍蝇，却又看不准，一拍子打下去，墙缝间的尘土簌簌往下掉，苍蝇们却飞得更加欢快了。也偶见厨师跟端盘子的女人互相逗，情切处，还忘不了在对方身上激昂地掐上一把。

   一切，都是败落的征候了。

   国营饭店曾经多么气派。最早的印象，始于同学的舅舅。他舅舅在老家镇上的国营饭店当厨师。就是这样一个厨子，同学每每想回家，舅舅只须站在马路上，用他刚刚和过面的手一挥，一辆拉煤车就会停下来，捎着同学扬长而去。

   这不是厨子的威力，这是国营饭店招牌的威力。那一年，是1984年，我在镇上读初中。小镇的天是蓝的，河水是澄澈的，饭店是高贵的。

   镇上也就那么一家国营饭店，紧挨着汽车站。门楣上，是一块木头牌匾，白底黑字，写着“国营饭店”四个字。砖墙上，隐约可见毛主席语录。吃饭的人不少，大多是车马队赶车的伙计。把牲口一溜拴在电线杆子上，扔下饲草，几个人便猫腰走进去。菜一般是一大盘子肥猪头肉，就着二锅头酒，高声大气地喝半天。最阔气的食客，当数那些公家人，他们从吉普车上下来，把车门摔得哐哐作响。然后，挺着腰杆大摇大摆走进国营饭店的大门。进去也不点菜，只是锐声吆喝某个厨师的名字。很快，一桌叫得响的饭菜就丰盛地摆上来。

   我也曾怯生生地进过那家饭店一次，父亲请的。他来交粮，顺便看我。要的是两碗面，一碗他的，一碗我的。吃完后，父亲又要了一碗面汤。肥猪肉膘的卤很香，于是，面汤也香。父亲还从隔壁的副食品商店买来两根麻花，掰碎了，泡在面汤里。那一次，我吃到了天底下难得的美味。

   印象中，饭店的大堂很大，摆了十多张八仙桌。桌是方的，桌腿粗而厚实，颜色暗旧。裂开的缝隙里，满布着光亮的油腻。程序大约是这样的，先在柜台那里交了钱，领了票，然后把票递给后厨。厨房与大堂连接的墙上，开有一个很大的口子。票递进去没多久，就听着厨子在窗口喊：面两碗，谁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跟父亲快步去端面，因此有机会仔细端详了那个厨师的手：手掌肥厚，手指短粗，手背上的坑，比酒窝还要深邃，流转着一个国营饭店厨子的油水和韵致。

   县城的国营饭店可以不止一家。而且，除了国营饭店，还有好多国营的单位，比如国营旅馆国营澡堂等等。老家的县城里，国营第二饭店的对面就是电影院。我和几个高中同学曾经逃课去看电影《红高粱》，看完后，还在这家饭店吃了饭，算是彻底腐败了一次。记得当时要了一盘肉丝炒豆腐，又要了一盘花卷。几个人很快就把一盘花卷消灭了，后来又要了一盘，不仅把花卷吃得一干二净，最后，还用花卷把那盘菜的汤底也蘸得吃干净了。多少年后，吃饭的那些同学又聚到一起，都说那是人生中吃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餐饭。

   县城的国营饭店档次明显高了许多。窗明几净不说，更显得规范。菜要服务员端上来，连筷子也要整整齐齐码放在你面前。我们几个毛头小子，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坐在那里拘谨而惶恐，一动也不敢动。吃的时候，全然忘了刚才的庄重，个个原形毕露，狼吞虎咽。到底是县城的国营饭店，柜台里的那个开票的漂亮女孩，都懒得往我们这饕餮的风景里瞅上一眼。这叫什么？后来，我知道了一个词，这叫范儿！

   李冰最先没憋住。他出来后，第一句话是：嗨，你们看见没有，柜台里的那个女孩真好看。大家谁也没搭理他，纷纷谈刚才那盘炒豆腐的事。你说，这种事谁好意思谈啊，小小年纪的，留在心里就算了呗。

   每家国营饭店，就像那个女孩，都曾经雍容优雅地活过。但美人，也终有不可挽回的迟暮时候，就像国营饭店的衰落。它们的风光、败落以及消失，应该有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吧。这些故事，食客们又能知晓多少？只有那些曾经荣耀地待过，并一直坚守到最后的人，才能谙尽其中说不尽的苍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