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始出于东汉，而且是伪托神农之名造成的伪书。这个问题在宋朝就可以下结论了，只不过当时的文人没有这样的勇气。
关于神农尝百草的记载，比较早的文献可见于《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又《淮南子·修务训》亦有：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不管这些记载是否真实，都没有关于神农氏在“尝百草”之余还写了《神农本草经》这本书的依据。班固主修《唐书》，记载了《黄帝内、外经》却没有记载《本草》，使得这本书是否出自汉代，也有些可疑。梁朝阮孝绪撰《七录》始记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计有三卷。是书有云：“世谓神农尝药。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汉时，疑张仲景、华陀竄记其语。”这里所说的“竄记”即为“冒名顶替，暗自记述”之意。不过，梁朝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说：“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可惜，没有半点证据。
到了宋朝，一些学者发现了当时流传的《神农本草经》中至少有两点解释不通的地方：
一处是程颢、程颐所著《河南程氏遗书》提出的疑点：“神农作《本草》，古传一日食药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也不当尝，若大毒一尝而死矣，安得生？”
另一处可见于陈叔方所著《颖川语录》。陈氏发现，《神农本草经》当中使用的某些药名有故意做雅的痕迹。比如，把“黄精”写成“黄独”，“山芋”写成“玉延”，“莲”写成“藕实”，“荷”写成“水芝”，“芋”写成“土芝”， “螃蟹”写成“拥剑”。这种华而不实的故意做雅，是东汉学风的典型表现。更可疑的是，记载“巫彭作医”的《山海经》，记载了“蛇谷山多少辛”。陈叔方说，这“少辛”就是“细辛”，《神农本草经》居然没有记载。这个“疏漏”可以证明，《神农本草经》不可能是神农氏所作，而是东汉那些酸不溜秋、故作文雅的儒生所杜撰出来的伪书。
虽然中国古代的文人早就知道《神农本草经》是一部伪书，却没有人脱离这个伪书规范来编修“药书”。故作文雅的风气依然流行。比如，“鼯鼠屎”不说 “鼯鼠屎”，而说“五灵脂”；“蝙蝠屎”也不说“蝙蝠屎”，而说“夜明砂”。一些民间朴实粗陋的命名，都被赋予了一个“文雅”的命名。整个中国古代的药物学著作一直渗透了这样一种文气冲天、故作儒雅的恶习。
此外，大家明知《神农本草经》是伪书，却历代对它有所增益。《唐本草》、《蜀本草》、《证类本草》、《图经本草》，都是这样在这部伪书的基础上互相抄袭，略加考证，陆续增益编修出来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真正属于李时珍独立知识产权的部分实在不多。
中国古代医学著作家为什么能够长年累月地这样做呢？现代人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那就是，中国古代流行的“猫论药学”和他们没有找到区分“真治”和 “假治”的方法。一味药，仿佛可以治疗这种病，也仿佛可以治疗那种病。一种病，这种药可以治，仿佛那种药也可以治，甚至扎几针，做次艾灸，烧些冥钱化碗水喝，也能好。一个方子，大剂量与小剂量在治疗上也仿佛没有什么区别。细心读中国古药书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方子越古老，用药量越大。大约后来的人们发现，小剂量与大剂量有相同的“疗效”。于是方子的剂量就越用越小了。汉代用“两”或“铢”的，到宋代就改用“钱”了。汉代用“钱”的，宋代改用“分” 了。这些立方方法的变化，均是没有区分“真治”和“假治”造成的。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现代人食古不化才是最可悲的！
(XYS20061214)
伪书《神农本草经》小议
张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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