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或遗言：
1912年4月14日晚23点40分，泰坦尼克号的瞭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Frederick Fleet)看到了其中一座，他立刻拿起电话喊道：“前方发现冰山！”电话那头礼貌地回答道：“谢谢。”
美国的调查小组：“你知道当时离冰山还有多远吗？”
弗利特：“不知道。”
“那你所在的瞭望塔有多高？”
“不知道，先生。”
“冰山看起来多大你知道吗？”
“大约两个你面前的桌子那么大，先生。”
哥顿夫人(Cosmo Duff Gordon)用了很浪漫的句子形容她在当时的感觉：“好像有一根巨人的手指划过船身。”
二等舱的吸烟室里没有人停止打牌，有人甚至说：“我觉得冰山可能把船的油漆蹭下来一块，船长正忙着找人补漆呢。”
在意识到沉船不可避免后，船长史密斯浪费了宝贵的10分钟——他没有立刻去通知发报室向外求救，反而先去安慰乘客。他让船员们去通知二等舱和三等舱的人们穿上外套和救生衣，自己则跑向了一等舱。他在那里见到了船上的首富、美国房地产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其他富人们。阿斯特见到他，还不忘讽刺一句：“我是要了冰块，可这也太多了！”
史密斯先生终于走进了发报室。1分钟后，紧急求救信号发出。首席发报员菲利普斯发了6遍“CQD-MGY”，“CQD”代表“Come，Quick，Danger”(来，快，危险)，“MGY”是泰坦尼克号的代码。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回答英国调查小组的提问时，19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人马可尼承认，CQD只是他们公司内部的通用信号，而在1912年初，在柏林刚刚通过了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也就是说，只有配备了马可尼公司的无线电台的船舶才能正确理解这个信号的含义。
二等舱乘客、年轻的英国科学家劳伦斯·比斯利在他的书里写道：“站在比海平面高21米的甲板上，听着流水淙淙声，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仿佛站在海中央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他继续写道：“我们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前方等待着这艘船的是什么，我想船员们是故意不告诉我们真相的，也许他们是对的。”
放下救生艇的过程比想象的慢，格拉齐(Gracie)上校觉得有些奇怪，就上前搭了把手，他是一个游泳健将，却发现用尽全身力气只能把船舷向上抬几厘米。劳伦斯·比斯利站在一边想：“真是奇怪，一等舱的糕点师傅挣的钱比大副、二副还多，而船上居然没有一个人专门管理救生艇。”
比斯利回头看见乐手罗杰·布里考克斯(Roger Bricoux)正从楼梯间向甲板这里跑过来，身后拖着他心爱的大提琴。在指挥华莱士·哈特利的带领下，7个乐手开始演奏欢快的爵士乐。在泰坦尼克号上的所有雇员里，船舱工程师和乐手是仅有的无一幸存的两个职业，他们都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船员们已经厌烦了那些犹豫不决和哭哭啼啼的女乘客，没有人有耐心继续鼓励和说服她们上船。面包师查尔斯·乔因的方法最为简单粗暴：他见到女士顺手就抓，然后把她们扔上救生艇。有些女乘客到了救生艇里，又开始反悔，就像电影里的露丝一样，她们打算爬回主船。船员们不得不粗暴地把她们推开。零点45分，泰坦尼克号上空响起尖利的呼啸声，第一枚求救火箭上天，白光照亮了甲板上许多张苍白的脸，人们的汗水和绝望一览无余。火箭像烟花般绽放，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生命也像火箭，将迎来最后一次短暂的辉煌。
零点50分，第二艘救生艇在船左侧下水。这条船上只坐了28人，其中无一为男性。这种严格的性别区分产生了误会，许多人以为险情并不严重，一位登上救生艇的女士质问船员：“你们这种过分的小心简直是愚蠢！”还有人怀疑地问：“你们这是拿我们开玩笑呢吧？”船员们进退两难，他们无法宣布船就要沉的事实，同时还要遭受怀疑，这样一来上船的效率大大降低。同时，备受诟病的是许多船员甚至不会划船，有位怀特夫人回忆说：“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船桨放在桨架上？’他说：'是放在这儿吗？’我居然把命交给这样的人！”怀特夫人想起自己在船上的男性朋友里有不少是运动员和划船好手，可是却不准上来，不禁叹息。
在一等舱的吸烟室里，人们看到了穿戴整齐的本杰明·古根海姆走进来。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矿业大亨梅耶·古根海姆，拥有美国最大的铅矿、铜矿和银矿。在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他可能是整艘船上财富仅次于阿斯特的人。走进吸烟室之前，古根海姆刚刚帮助了不少女士登上救生艇。他在美国的上流社会里以风流著称——在巴黎，他有一个伯爵女情妇；在纽约，他还找了一个红头发妓女在他家里当按摩师。他曾经和侄子说：“不要在早饭前爱上一个女人，首先因为这很费体力，第二，你也不知道你吃完早饭出门后会不会遇到更好的。”这时候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
此时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已有80分钟。第四和第五艘救生艇被放下海，获救人数依旧不多，两艘船加起来才上了68个人，本可以再多上130人。甲板上的乐队依旧在演奏欢快的爵士乐，二副莱托勒回忆说：“我本不喜欢这种音乐，可是那一晚的音乐听起来却让人振奋。”乐队在持续向乘客传送一个信号：船不会沉，现状依旧乐观。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时间不多了。船员们以最快的速度行动，有的救生艇在半空中就被放下海，上船的男人开始多起来。但现场的秩序依旧值得称道。二副莱托勒说：“所有的乘客简直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劳伦斯·比斯利在他的书里写道：“一点儿不夸张地说，谁要是坐在家里阅读关于这次海难的报告，会感受到比现场乘客强得多的恐惧。我们站在就要沉的船上，看着脚下的甲板一厘米一厘米往下降——可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船停在这里，天空如此明净，大海看起来就像是一方池塘……很多人都怀着奇异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是个即将醒来的梦。”
许多人呆滞地望着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看见灯光闪出怪异的影子。4个大烟囱阴郁地悬在水面上方，泰坦尼克号的航行本来只需要3个烟囱，第四个基本上只起到装饰作用，后来它断裂的时候，砸死了不少人，其中包括船上的首富阿斯特。
在离沉船还有40分钟的时候，最后一枚求救火箭被发射上天。许多人曾相信在远方看到了一艘船的灯光，现在也已一片黑暗。比斯利在救生艇上回望，他写道：“泰坦尼克号一动不动，碰撞已经伤到了它的内脏。它放弃了求生的努力，像一个垂死的巨大动物那样缓缓沉没。”
古根海姆在吸烟室待烦了，拿着一瓶香槟回了自己的豪华套间。据说他在途中遇到一个叫亨利·伊其司的船员，对他说：“要是我死了，请你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我的本分。不能因为本杰明·古根海姆是个懦夫，就让这艘船上的任何一位女士死去。”
纽约梅西(Macy)百货公司的老板娘艾达·施特劳斯在一个小时前把自己的女佣都送上了救生艇，她本来也有机会逃走——这对夫妇本来已经站到了救生艇边，这时伊西铎·施特劳斯说：“我要和船上的其他男人共同承担命运。”于是他们手挽手向回走。有人看到他们靠着栏杆拥抱。也有幸存者听到了老板娘的话：“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这许多年华！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如果要死，我们就一起死。”
二副莱托勒看到了一对到纽约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丈夫要把妻子送上救生艇，妻子对他说：“我不去。从旅行开始到结束，我们都要在一起。”
在发报室里，船长史密斯说：“你们已经尽力了，快走吧。”
一个船员在跑的途中通过窗子看见总工程师安德鲁斯低着头站在一等舱的吸烟室里，救生衣被随手扔在旁边的桌子上。此后再没有人有他的消息。
莱托勒在一个小时前命令船员赫敏(Samuel Hemming)随着救生艇离开，这时候忽然发现他还在甲板上。“赫敏，你怎么还不走？”“啊，还有不少时间呢！”赫敏一生中最后的时间，都在试图把剩下的两艘救生艇放下来。很遗憾他失败了。
微弱的星光下，二等舱乘客托马斯·比来士(Thomas Byles)身边围绕的人越来越多。他是一名教士，此刻他正大声向天空祈祷，并告诫身边的人们，赶紧忏悔自己的罪行。不远处，乐队指挥华莱士·哈特利和他的7个乐师依然在卖力地演奏。据说他们演奏的最后一首曲子是《主啊，我离你更近了》。但也有一些幸存者包括发报员布莱德说他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叫《秋天》的曲子，《秋天》有两个版本，一首是宗教歌曲，里面唱道：“主啊！在汹涌的洪水里抱紧我！”另外一首是一曲欢快的华尔兹，1912年在伦敦非常流行。
史密斯船长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是淹死的，也有人说他是用手枪自杀的。据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通过麦克风说出来的：“Be Britisch！”(做个真正的英国人)
二副莱托勒选择了主动跳下去，他头向下扎进了冰冷的海水，他后来回忆那一刻的感受：“真像是有一千把刀在剐我的脸！”
船员伊其司回忆说，他在救生艇上回头望去，泰坦尼克号的船尾垂直立在水面，像是把头伸进了大西洋。从远处看，后半截船身好像是大西洋上矗立的一座方尖碑。这是个惨烈的象征，一艘船在大海上成了自己的纪念碑。活下来的人们在那个刹那都忘记了自己是谁，陌生人和陌生人抱头痛哭，一个老人把一个孤儿拥进自己的怀里。
一切都结束了。船尾离海面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个过程比人们想象的要温和：没有大漩涡，没有冲天的水柱，海面上升起由烟和水雾形成的蘑菇云。有人叹息：“她走了。”
100年过去了，船体在不停地锈蚀。2010年，科学家还在沉船上发现了一种新的嗜铁细菌，学名叫“Halomonas Titanicae”，它能够蚕食铁锈和船体的钢板。
《科学美国人》杂志猜测，再过20年，残骸将不复存在。到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将第二次消失。
——摘自2012年04月20日《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