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今天是鲁迅诞辰139周年纪念日。鲁迅1927年来到上海，之后便在这座东方大都会开始了各种公共交往……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组织，谋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时年，鲁迅45岁。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鲁迅在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任教。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坏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到上海。下船，往码头不远的爱多亚路，也即现在的延安东路长耕里共和旅馆落脚。当晚，林语堂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来访。相谈间，林语堂与孙氏兄弟都希望大先生在上海长期住下。周氏三兄弟，鲁迅为长兄，人称“大先生”。鲁迅说：“再看看”。史料显示，鲁迅抵达上海后的第一张相片，拍摄于1927年10月4日，这张相片中，除了鲁迅和许广平外，还有周建人、林语堂等人。10月5日，鲁迅、许广平到横浜路景云里，去看周建人。鲁迅得知，建人住景云里一弄10号；西邻10号半，现今为11号，住着叶圣陶；而叶家西邻11号，是沈雁冰家；附近弄堂，还有更多好友相邻而居，多为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
景云里，建于1924年，坐北朝南，三排联排三层小楼，为上海很普通的旧式石库门建筑。西通宝山路，东临窦乐安路（多伦路），地址为虹口区横浜路35弄。进景云里，需从横浜路弄口入。横浜路与多伦路相连，往东百米余，便到永安里。鲁迅问周建人，这景云里尚有空屋可租？周建人答，空屋当有。遂约定由周建人帮忙寻觅闲房，次日下午再来看房。6日上午，郁达夫和女友王映霞来长耕里共和旅馆拜访鲁迅；郁达夫看鲁迅与许广平，形影不离，内心欣喜。说起离开大学教书的职业，到上海来。鲁迅说：“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饭后，鲁迅已有约在先，要与许广平同去看房，不留郁达夫、王映霞。鲁迅与许广平冒雨至景云里，和周建人同去看房，相中第二弄笃底一家，即23号的三层楼房。10月8日，鲁迅入住，除随身行李外，添置一张铁床，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和书架。家里吃饭，先在周建人家搭伙。那时候，鲁迅还是没有决定自己在上海究竟要住多久。鲁迅定居景云里，收拾定当，便由周建人陪同，去茅盾府上拜访。其时，茅盾遭当局通缉。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段》一文记有，“为了茅盾的安全，这件事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分，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
——茅盾：《茅盾回忆录·创作生涯的开始》
1962年11月22日，《文汇报》刊载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详述她和鲁迅初到上海居于景云里的时光；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安逸舒适，似乎还有点煞风景：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的。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外，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许广平还回忆，居于景云里时，不但环境恶劣，而且还经常受到无赖们的欺侮：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经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一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忽然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我们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入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内。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乘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
景云里，近横浜桥。横浜桥是四川北路上的一座桥；通常在上海，被称为什么桥的地点，其含义并不仅仅是一座桥，它涵盖方圆一里范围的地块；是一个区域。如此横浜桥，在上海还有提篮桥，八仙桥，斜桥，大木桥，小木桥，枫林桥……如今，横浜桥还是有桥的；提篮桥什么的，连桥都看不见。
横浜桥距溧阳路、多伦路不远，鲁迅与林语堂相邻而居。两人常有来往，闲谈也多有相互揶揄。林语堂问鲁迅：“你一天吸几支烟？”“这倒没有统计过，大概很多吧。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鲁迅反唇相讥，“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真是吃力的工作。倘是我，我决计不干的。”后来，横浜桥便有过一个传说，探究的是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起因还是鲁迅吸烟。鲁迅与林语堂就此绝交。那是在林语堂家，言谈之间，鲁迅不小心，手里卷烟烟头烧到林语堂家床头蚊帐，将帐头烧掉一角；林语堂心中不悦，厉声责怪鲁迅。性子耿直的鲁迅，深感此人小题大做，为一床蚊帐而光火，未免推板，便回敬道，一床蚊帐，不过五文小钱，烧了又怎样？两人翻脸。被认为是发明“幽默”一词译名的林语堂，为了一顶帐子就幽默不起来；文豪之间动气，竟是为了一顶蚊帐，尚难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有隔阂，这是真的。类似于“火烧帐子”这样的风波，先生与林语堂之间还真有“二次”。1929年8月28日，一场“南云楼风波”，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鲁迅日记》记道：“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里，也回忆此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这俩先生碰在一起就这样“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白纸红字》
程小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9.8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而鲁迅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可见鲁迅对林语堂，多少是有点“弃”的。（本文摘自《白纸红字》，程小莹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