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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龙海翔
选自《嵌着<千字文>的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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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松原市查干湖西南乾安县境内花敖泡（一作“花坳泡”，蒙语“花淖尔”，意为丘陵旁的水泡子）南侧发现四处上千个保存完好的土台基——辽代“春捺钵”行营遗址。至此，史学家一直苦苦探寻、破解的捺钵之谜，终于在尘封了千年之后，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从而填补了全国文物考古专家寻找捺钵遗址的空白，这对于研究辽金时代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捺钵”，契丹语，意为行营、行宫、行在。女真语为“剌钵”。《辽史》说：“有辽始大，设置犹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凡车驾行幸顿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钠钵。”辽金时代，契丹族皇帝与中原汉族皇帝不同，他们不是常年居住在京城，而是随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化，四时迁徙，进行“春水、夏凉、秋山、坐冬”。“捺钵”既是生产活动，也是政治、军事活动。因此，形成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和“冬捺钵”的四时捺钵制度。这是辽金保持先人游牧生活习俗，提高军事素质，保障政治辖制的机制。
早在3000年前的肃慎人就制造出了“楛矢”，并作为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勿吉人还发明了毒箭，禽兽中者立死。辽金时期的契丹人、女真人更胜乃祖，“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尔渡”。（《三朝北盟汇编》）长期狩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辽主秋岁入山，女真跟随呼鹿、射虎、捕熊，皆其职也。”据《大金国志》记载：“四时皆猎……每猎则随军密布而围，名曰‘围场’。”这种围猎“有类出兵”。（《多桑蒙古史》）行围的期限一般是20天。每天清早，负责围猎的大臣率军分左右两翼，形成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包围圈。合拢后，皇帝携皇子们先行射猎，大臣、将士随后。每天行围结束，把猎物摆在原野，由皇帝论功行赏。晚上，点燃千百堆篝火，君臣兵士围火野餐，载歌载舞。这种狩猎方式，曾培养出“威名震慑，莫与争锋”的无数劲旅。查干淖尔湿地和大布苏淖尔湿地及周边多处捕鹅猎雁驻跸处，均属长春州科尔沁（猎场）。仅从春捺钵遗址之多，便可想见当年围猎之盛。
辽代虽有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但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捺钵是辽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它是处理政务的政治中心故有“移动的皇宫”之说。汉人不解此俗，以为游猎荒政，又疑为神秘之举。北宗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记之曰：“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围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待使，因以问。师儒答曰：‘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
四时捺钵，春捺钵设在便于放鹰控矢捕获大雁、天鹅和凿冰钓鱼的场所；夏捺钵设在避暑胜地；秋捺钵设在便于行围狩猎场所；冬捺钵设在风寒不酷又便于操演射猎的地方。具体地点是：春捺钵为松嫩交汇处的大安鸭子河泺一带湖沼和科尔沁草原；夏捺钵为大兴安岭南麓的吐儿山；秋捺钵为内蒙古翁牛特旗的伏虎林山区；冬捺钵为内蒙古奈曼旗的广平淀。四时捺钵依次轮转，驻留时间长短不等，长则两月左右，短则不满一月。四时捺钵的时间及活动内容大致是：
春捺钵：正月上旬至4月中旬，钓鱼、捕天鹅、射雁，召见女真首领（起安抚、震慑江北女真各部作用）。
夏捺钵：4月中旬至7月中上旬，避暑、议政。
秋捺钵：7月上旬至10月，习武、射鹿，召见各部落首领。
冬捺钵：10月至正月上旬，避寒、狩猎、议政。
凡至捺钵，所有大小内外臣僚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须从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等南面臣僚，则只有一两人相从，其余宰相以下在京都居守，处理政务。捺钵的禁卫法制十分森严：“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中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卫。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隔板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障，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一千人轮番祗直。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拔枪移卓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辽史·营卫志》）保证“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充分体现皇家办公地的基本属性是不变的，毡边为营，硬寨为宫，贵戚为禁卫，着帐户为近侍，武臣为宿卫，亲军为护卫，百官轮番宿值，外围还有重兵把守，以确保皇帝的安全。随皇帝捺钵的迁移，其渔猎、行政也随之进行。《辽史·本纪》载：道宗太康元年（1075年）正月乙未，如混同江，二月乙酉，驻跸大鱼泺（伯都讷鳇鱼圈）计53天。在这次较长的捺钵驻跸中，正月在寅，振云州饥；二月丁卯，祥州火，遣使恤灾。
辽朝灭亡后，其捺钵制度对于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金、元、清三代政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皇统三年（1143年）七月，熙宗即曾“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 ”。（《大金国志》）至清代皇室同样保留了这种习俗，在东北围建了多处皇家围场。据《辽史》《梦溪笔谈》《女真纪事》《中国东北通史》等文献记载，松嫩平原已三历其围：秽貊族系的夫余国、肃慎族系的渤海国，以及东胡族系的辽国。夫余国建于西汉时期地域是以今农安为中心，西至洮儿河下游，东至牡丹江流域，南至辉发河，北至松花江中下游；渤海国是公元618年由肃慎族首领大祚荣建立起的奴隶制国家，其辖境南起鸭绿江下游，东到日本海，北至黑龙江，西至吉林省西部，全境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辽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奴隶主和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的政权。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仅占有北方的广袤领土，还获有中原的燕云十六州。在当时的辽境内，存在着多种经济结构和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在契丹与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大多处于奴隶制，过着“畜牧渔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而在汉族聚居区，实行封建制，过的是“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定居生活。辽初，原渤海的咄部居地（今宁江﹑扶余一带）被划属契丹之挞鲁古部，今前郭、乾安、长岭等地则为契丹二十部游牧地。辽虽用武力统一了东北，但原隶属于渤海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部，与辽王朝一直若即若离。五代后期，黑水靺鞨改称女真。女真诸部中，后来有的部落终于投辽，入籍契丹。以入籍先后，分别称为“熟女真”“回跋女真”。而大部分一直未入籍的，则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各部落逐渐发展形成了以生活在拉林河流域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部落联盟。生女真在辽朝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文化发展落后。虽然总是力图摆脱辽的统治，却未成功，但毕竟造成对辽统治的潜在威胁。为此，辽圣宗朝在松嫩交汇处的嫩江右岸建长春州（塔虎城古城址）。从此，这里遂成为军事重镇和四时捺钵最重要的春捺钵驻跸地。
春捺钵的地点主要是现在的吉林省松原市境内的查干湖、鸭子河泺（松嫩汇流处的松花江，辽改此段叫“混同江”）。鸭子河泺初名“鸭子圈”，因野鸭极多得名，科尔沁草原及大安境内的月亮泡一带。春捺钵的时间，从正月上旬开始到4月。辽历代帝王（从圣宗始）每年早春都要从上京出发，沿乌尔吉木伦河东行，到阿鲁科尔沁旗和乌力吉木仁，再北上到突泉双城古城，最后到达长春州（塔虎城）、混同江一带设春捺钵。《辽史·营卫制》载，辽圣宗二十七年的春捺钵中，正二月至查干湖、混同江居多，而二三月为捕鹅、猎雁。
宋朝人王易《重编燕北录》载：“春捺钵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正月上旬，皇帝的车帐自辽上京出发，到达鸭子河泺以后，在冰上搭起帐篷，凿冰钓鱼。先派人于河上、下游截鱼，以防逃散。所钩鲟鳇鱼（实为鳇鱼，“ 鲟鳇”乃俗称）长达三四米，重达几百公斤，时人称“大鱼”（混同江也称“大鱼泺”）。钩得“头鱼”（鱼之最大者，或辽皇亲获者。用铁钩钩，而非钓），即于大帐置酒设“头鱼宴”。皇帝命前来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上寿助兴。待冰雪消融，天鹅和大雁飞回，乃纵鹰捕鹅猎雁，晨出暮归。其时，皇帝冠巾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观望。捕鹅时，皇帝的侍从都要穿墨绿色的衣服，每人准备链锤和刺鹅锥，站在水泺周围。发现天鹅，侍从们就高高举起旗帜，天鹅受惊飞起后，侍从们敲起扁鼓，摇动旗帜。此时，专门饲养海东青（又名“游隼”“玉爪雕”，满语“松昆罗”，俗称“白鹰”）的侍官将鹰交给皇帝，皇帝放飞海东青。鹰鹅搏斗，天鹅不敌，跌落地上。侍从们赶上去甩链子锤击，用刺鹅锥刺，将天鹅杀死，取鹅头给海东青吃。皇帝拿到“头鹅”后，首先派人飞骑祭祀祖庙，然后设“头鹅宴”。赴宴者将鹅毛或雁翎插在帽子上，向皇帝祝寿，唱颂歌。女真各部落酋长都被邀聚于此，欢歌狂舞，通宵达旦，一醉方休。“弋猎网钩，春尽乃还。”（《营卫志中》）
这一盛大场面，金人得以生动再现。金代诗人赵秉文《春水行》诗中写道：“光春宫处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龙旃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不才无力答阳春，羞作长杨侍从臣。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
春捺钵既然不是单纯的游猎行为，或单纯的寻欢作乐，尤其它对江北生女真部落的震慑作用，也就暴露了背后隐藏的杀机。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天庆二年春，天祚帝在混同江钓鱼。旧例，诸国酋长尽来献方物。头鱼宴上，上使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至阿骨达，“但端立正视，辞以不能。再三旨谕，不从。”天祚帝谓枢密使萧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谏止。阿骨打自宴渔河归，而怀异志，疑辽帝见伐。这表明“春水”等活动都非用“契丹旧俗”就可以概括的，而是加强同各部落酋长的联系，并借此检验各部酋长对朝廷是否忠诚。辽代中期以后，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个皇帝都驾崩于捺钵。道宗三十六年春捺钵，驻跸长春州（金时称“泰州”）18年。寿隆七年（1101年）至混同江，12天后，崩于行营。足见辽帝松嫩平原春捺钵情结，也说明捺钵不仅在政治生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辽廷如影随形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度。
地处长春州、查干湖西南部科尔沁草原腹地的乾安县，建县虽不足百年，却因界于查干淖尔和大布苏淖尔两片湿地之间，恰是春捺钵的重要驻跸地和围场。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多次来乾安对春捺钵遗址进行考察，并把大布苏湿地划为自然保护区。狼牙坝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辽金时期文物：陶罐、陶碗、圈足钵、茶绿釉粗瓷坛、铜币、铜镜、铜饰件、六耳铜锅、六耳铁锅、铜象灯台等，均符合契丹竖葬遗风，也符合辽朝“以围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的北、南面官制特点。民间传说也与春捺钵有关：大铁车与神灯的故事，提示了春捺钵搬迁的运输工具为载重量大的四轮铁瓦勒勒车和供皇室照明用的御用高烛；金马驹的传说，则与围猎时人们对戒严现场的猜测和想象有关；驴头太子的传说，与《契丹国志》所记大辽国主耶律阿宝机三太子耶律李胡相合。李胡无才无德，只有一身蛮力，仗着皇后述律平溺爱，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动辄用刀扎人脸，或把人投入 火中烧死。春捺钵所到之处，李胡恶名远播。民间取“耶律”与“驴”谐音，编了爱母害民的故事骂他，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史籍记载的片言只语，考古界的诸说不一，尽管春捺钵遗址的谜底呼之欲出，却就是难见庐山真面。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专家根据当地牧民提供线索并带领下，不仅弄清了春捺钵驻跸地的方位，也对混同江、鸭子河、鱼儿泺等古水名有了清晰的了解，史籍中的“死地名”又活了。
专家认为，“花敖泡南岸的这些台基，虽然经过千年风雨，但保留得非常好，除了自然风化所产生的变化外，没被任何人为破坏过” 。“这些台基的土层中夹杂大量红烧土粒、炭屑，证明此为人工堆积而成。”这些营帐土台基，现存高大台基近580个，最高的近3米，最大的长方形台基长约60余米，可证当年春捺钵营帐规模之大。仅查干湖西南一处发现的近500个土台，按一处营帐住8人计算，参加捺钵就达4000人，这与《辽史》记载相符。同时，从土台的大小高低还可以看出营帐等级是非常严格的。此外，在台基附近还采集、发现大量辽金布纹瓦、陶片、瓷片、铜钱币、六耳铁锅、灶台、石臼等，均为辽金、宋代年间制造，在国内尚属首次。专家说：“遗址的发现，证明到目前为止，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到吉林来的第一个皇帝是辽代推进捺钵制度的辽圣宗，而非此前考古界公认的祭拜长白山龙脉的清代康熙皇帝。在时间上提前了700年左右。”
此次普查发现的大型辽代春捺钵遗址群共有四处：赞字乡洁字村科铁公路线北的花敖泡南侧一处；让字镇藏字村北侧一处；藏字村正东一处；地字村（查干湖西南部）一处。
2010年12月，乾安春捺钵遗址群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名单。2013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乾安县“春捺钵”遗址被定为“国保”单位。
大布苏淖尔春捺钵早已“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但它的文化底蕴不仅是民族发展融合的见证，更是区域人文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捺钵文化，研究捺钵历史，普及捺钵知识，必将对那段逝去的时光增加一份沧桑的厚重；必将对今天的民族团结增添一份温馨的亮色；也必将对未来的圆梦中华增进一份信心和力量。
〔原载《松原文学作品选》（2012—2013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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