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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曲清海
选自《沧桑偏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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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梨树县文物管理所在打击文物贩卖行动中，收缴一只残破的青铜质编钟。据当事者讲，此钟来源于距离偏脸城东南四至五里远的昭苏太河河床上，文物管理人员对此地进行了勘察，并没有发现房屋遗址或者其他历史遗迹，故对此编钟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这件“大晟”编钟系青铜铸造，铜质一般、形式古雅，通体蟠虺纹，精美细腻，有锈斑，有裂痕。形状为椭圆形，身高21厘米，全高（编钟顶部铸有的双钮已断去）不详。口径最宽处19厘米，扁处13厘米，形体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正面中间铸有阴刻篆体“大晟”二字，两侧分别以钜形间隔，铸3行x3件乳钉，乳钉纹饰精美。背面正中铸有阴刻篆体“太簇中声”四字。两侧图案同上。铜唇边缘处有一行小字刻款，字迹模糊难以辨认。铜钟铭刻皆为篆字。
此编钟的真、假姑且不论，但就编钟背后的故事简单叙述以飨读者。
“大晟”二字，《宋史》中记载甚详。“大晟”是宋徽宗创制的音乐机关“大晟府”的标记。宋徽宗赵佶临朝执政之际，正是北宋王朝“日薄西山”之时，农民起义烽火连绵，女真、西夏外侵的压力日趋深重。在这种危急关头，昏庸无能的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命文武百官重制新乐。“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谬残阙……”1故设立乐器制造所和制作铜器的“铸泻务”，在汴京南郊设立一所规模宏大的铸造场。
崇宁四年（1105）七月，铸“帝鼐八鼎”。帝鼐，也叫景钟或景阳钟，其特点是垂则为钟，仰则为鼎，身高九尺可容九斛，外饰九龙，并刻有长篇铭文，又特造九龙宫来安置它。景钟铜质极纯，音韵清越，是乐律之祖，只在皇帝祭天时演奏，其他新乐都需待它而定，所以新乐又称鼎乐。宋徽宗将其命名“大晟乐”，并自夸为“宋乐之始”，还下达诏书曰“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崇宁四年八月，宋徽宗又亲制大晟乐记，用以夸耀自己治内修外的至德。
钟上篆体“太簇中声”四字，意指音律高低。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为雅乐音阶，这是七声音阶中最古老的一种，又称之为古代音阶或正声调，它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增加两个“偏音”而构成的。所谓“偏音”是正音的对称，意思是说，宫、商、角、徵、羽五声是“正音”，其他的音只是“正音”的变化，不是骨干作用，因此也叫“变声”。我们现称作偏音或半音。雅乐音阶的偏音有两个，一个叫作“变徵”（相当于升FA），一个叫作“变宫”（相当于XI）也就是说，与宫、商、角、徵、羽这5个正音相对的，是现代的C、D、#E、G、#A、#B；而编钟宫调系统和这几个音相对的是黄钟、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这样我们就清楚了，这个“太簇”，即为现代音乐中的D；但从某个角度打击，发出B的音高，可能是击打位置不同或由于一条长长裂痕所致。而“中声”二字，《宋史》载：“声谓黄钟也，黄钟即中声……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也。”“大晟乐”制成后列于崇政殿，使百官比较观览，当地试奏，“天颜和豫、百僚称颂”。后又把新乐颁行全国，不论公私乐队、歌场学校，均用新乐，一切旧乐都被禁断。不久又通令太学生，学习大晟雅乐，徽宗亲往检阅。
大晟编钟如果是宋代所制，何以具备春秋战国时代的特点呢？宋徽宗其人知音好古，在制作大晟乐时，十分重视古钟的搜集和研究，不但注意造型，并且深入到音律和声的试奏考定上。大晟编钟的铸造，就是当时瑞州（今江西高安）出土的一件乐钟做样模铸成的。这件瑞州乐钟有铭文，“验其抱识、乃宋成公时”。宋徽宗原是以端王继承帝位的，他觉得“端”“宋”二字，是他做皇帝的征兆，所以使用这口乐钟作为铸造大晟乐的标准。大晟编钟之所以具备春秋铜钟特点，原因即在此。
在铸铜工艺并不发达的北宋，为什么能够铸出这样精致而又合乎古代传统的乐钟呢？其一是“大晟府”制造所和“铸泻务”是中央官办工厂，它只求铸件质量好，而不计成本高低。另外与宋徽宗搜集研究这门“古器物学”也有很大关系。
北宋在徽宗以前，曾出现过几位启蒙的青铜器研究学者，留下不少精湛著作。《博古图》《先秦古器记》《古器图》《考古图》等，图文并茂，考证严谨，使研究青铜器成为一种专门学科。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宋徽宗以皇帝的威权极力搜集，先得古铜器6000多件，最后累至25000余件，特建宣和殿，可以称作是一所世界上最早而且内容又最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大观元年（1107年），王黼据《古器图》撰成《宣和殿博古图》，是一本很有名的古铜器图谱。因此，宋代研究乐律和铸造乐钟，多用出土的周代乐钟作标本，这就比只据文字记载拟制的乐钟，增强了很大的传统依据和科学性。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两路南侵，汴京吃紧，于是关闭了祸国殃民的花石纲、各种土木工程和冗滥机关，“大晟府”也在这时被裁撤。几天之后，宋徽宗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赵桓（钦宗）。靖康二年“金人索大晟乐器、太常礼制器用以至戏玩图画等物，尽置金营，凡四日，乃止”（《宋史》）。景钟大乐，同徽、钦二帝及他的宗族，以及北宋王朝历代搜刮聚积的珍宝财货、法器文物，“府库蓄积为之一空”，皆被金人掠走。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灾难。
北宋皇家乐钟流落到金国后，多为佛教寺院所拥有。金代泰和元年（1201年）义州开义县（今义县开州屯）净胜寺，存有铜钟一口，相传是宋徽宗宫廷中流落出来的，被称为镇寺之宝，寺僧还特立“老钟碑”，告诉后人不得转卖。辽宁省博物馆现藏的晟乐“南吕编钟”，也是由北宋首都汴京皇家乐队的乐架上，辗转流落到东北边疆阿什河边的一座佛寺里。做了佛教乐器之后，又刻上了“上京都僧录官押”铭款。它一直流传在哈尔滨一带，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辗转归入省博物馆。
“大晟编钟”口沿处的一行小字刻款，今虽辨认不清，但查旧史可知是金代著录。金代大定年间，女真统治者为了更多地剥削人民，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但唯神佛像、钟、磬等铜器，可以保存。泰和年间，官府专卖铜器，民间有的铜器须交官府检验，否则就以私铸处罚。根据这些推断，“大晟编钟”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也就是从北宋皇家中流落至金国才被刻上铭款的。但是，作为一城之主的“大当家”的，使用他人赠送的战利品，也一定要检验吗？
“大晟编钟”究竟是怎样流落至梨树县的呢？是同徽、钦二帝一同“北狩”至此，还是单独被人从偏脸城中盗藏丢弃？是被掳艺匠故意砸坏抛弃于此，还是争夺时不慎落入河底？为什么钟钮毁去？为什么侧有裂痕？是河水滩涂滚迁这里压挤的，还是有人挖洞深藏？也许是女真的长官赏赐兵士，而兵士不屑，抛弃河中，这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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