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一个师弟问我，现代中医为什么培养不出像古代一样的大医？在古代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民国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名医，如丁甘仁、费伯雄等，以及每个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大医。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就没有？在50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全城皆知的名医（这里的全城皆知包括该城所附带的乡镇农村，往往名医很多是在农村），而现在随便找一个城里人，问问当地的名医，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出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无论你怎么牛气，怎么目中无人，但你必须得承认你的医术不及古圣先贤，你的医术不如叶天士、李东垣、朱丹溪、丁甘仁，抑或是北京四大名医中的随便一个。他们中的随便一位哪个不是日诊二三百人，我们现在日诊五十人就很了不得。为什么？难道是我们不够努力？难道是我们读的书不够多？还是老天要灭我们这一代中医呢？
古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医，与我们最根本的差异在哪里？这的确是个大题目，因为我本人都还不是名医，可遇到问题绕道走避而不答，也不是我的性格，那么就谈点个人看法吧。我以为古代的大医，首先一点就是要有相当多的临床病例积累，只有大的临证积累和体悟，才能逐渐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和蜕变。中医是一门经验科学，你就算再想成为神医，没有十几万病人的临床累积和体悟，想都别想的事。你得勤奋，得能吃苦，得放下身段不耻下问，孔子不是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吗？人活到老就要学到老，永远都是对的。康熙乾隆年间的名医叶天士，早年丧父，叶就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由于好学善悟，叶的医术很快就超过朱某；但他不会针灸，就远赴山东拜名医刘某为师，又尽得刘师针灸的真传；后来他听说某寺庙有僧人医术甚高，便又去投拜，结果又得僧人倾囊相授。后来的叶天士能成为一代中医大家也正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再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医人，有几人能像叶师那样勤奋笃学？又有几人能像叶师那样虚怀若谷？慢说还不是出自中医名门，看了那么几个病人，稍稍有了那么一点疗效，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甚至狂妄自大，固步自封，目中无人。这样的菜鸟能飞多远？
其次，凡古代大医，必是德艺双馨。什么叫德艺双馨？就是医术好，医德也得好。医生的职业性质决定他必须：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对患者来说，有钱没钱也得治病；对医生来讲，收没收钱也得救人，这应该是起码的医患关系。我不是说医生就得做慈善，医生也要生存。急诊患者来不及付款，可以记账，等看了病再把诊疗费补上。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辽宁的一个贫困县）的名老中医，听父母讲，祖父和外祖父从未因诊疗费耽误过一次治疗，很多来不及带钱的患者，留下一张白条子，就可以顶诊费，在他们眼里人命大于天！古代医家有个不成文的信条：医者，温饱而。若贫，则医者无能。若富，则医者无心！回看我们现在的一些中医同仁，功利，浮躁，把从事中医当成了致富的手段，和先贤们相比相去甚远！我以为医德还应包括对患者的态度，患者既是衣食父母，医生就应当视患者如亲人。不要摆架子，不要不耐烦，更不要发脾气，颐指气使．．．你就是个郎中，你以为你是谁？没有患者你就得饿死！另一个方面讲，融洽的医患关系反过来对治疗也是十分有利。
中国历代名医，据说每天诊治病人不下二三百例，如此人口相传，络绎不绝。而凡大医们总能正襟危坐，从容应对，桴鼓而效。初起，我也由衷钦佩，大医者真乃天神！后来细思，也存疑惑：想那古人每日诊病二三百，每日平均按诊疗八小时二百人计算，看一个患者不到两分半钟，这其中包括望闻问切吧？包括写方思考吧？如果需要的话，还要针灸艾灸拔罐有些操作吧？就拿诊脉来说，古人诊脉要求必须五十动以上，这就要耗时接近一分钟，前一个病人起身离去，后一个病人坐下，这也需要十秒八秒吧？医生写处方，古时候都用毛笔先写出药名，再标上用量，最快也得三二十秒吧？还要和患者问诊对白，再简短也得三五十秒吧？再看舌苔，辨辨肤色，来不及辨证，两分多钟就过去了，一些其他操作还都没有计算。不知医生多大岁数，年轻者许还顶得住，年长者非累吐血不可！所以古时候的名医别说不可能，但真的很累！
我以为想成名医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悟性，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医术是技术，医德是品质，而悟性对应的是技巧。技术和技巧不一样：技术，你只要肯努力就可以从师傅那里学得到；而技巧，可能你已经很努力了，可到头来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开窍，也就是还没有开悟。所以，技术师傅可以言传给你，而技巧师傅只能意会給你，没有领会，怪不得师傅，只在你自己。用句通俗的话讲：您得是那块料！
当然，经过一番努力，名医不易做，庸医还是可以做的。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医生都是庸医，也包括我自己，名医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要力争做到庸而不误：不误人不误己，不要误了老祖宗中医这个名份。
现在中医课本教我们的诊疗思路是这样的：以一个常见的肝气郁结为例，病人生气后出现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这些症状结合起来得出一个证，这个证是肝气郁结，根据这个证来处一张方。这不是古人的治病思路，古人是病家不用开口，通过切脉之后已经知道此人的整体状态，摸到弦脉知道人体的气机出现了郁滞，然后摸到左关脉弦的厉害，知道气机郁滞在肝，然后通过其他脉像分析其他脏器状况，此时治疗思路已经清晰，成竹在胸。然后才问病人是不是口苦、胸胁支满等，但见一证便是，处方便出。如此诊疗时间又短，疗效又高。也许你会说我胡诌八扯，那我就给你找几个例证。如张锡纯，他看到左寸脉不足就用点柴胡、升麻之类，看到左寸脉散大就用些黄芪，看到散大且上逆就用点赭石、牡蛎和龙骨，看到迟脉散大就用点萸肉。大医无一不是如此，尤其是金元的李东垣《脾胃论》、朱丹溪《丹溪心法》，明代的周慎斋《慎斋遗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民国的王雨三《治病法规》、丁甘仁《丁甘仁医案》，近代的赵绍琴《文魁脉法》、蒲辅周《蒲辅周医案》等等，其对脉象描叙非常精细，仔细研读，必有一得。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老人找中医看病的时候往那一坐，胳膊一伸，也不说话，两眼却死死地盯着你，看你怎么说，说的对不对？说对了他吃你的药，说的不对他转身就走。现在的年轻医生每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知所错，其实过去看中医看病就是这样的，病人就是考官，既来找你看病，也随时随地在考你，你辨证准确无误，留住了病人，你就距离名医又近了一步。 辩证论治是个很累的脑力劳动，而且很多推理很容易出现错误，古人的通过脉象了解人体的整体状态然后处方，即省力而且临床疗效也高，但需要医者有相当过硬的诊脉功底。
最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病人聊天，她告诉我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唯一佩服的名医是济南已故四大名医之一的魏继贤（此人无学术传人）。她年轻时有头晕病总是治不好，找魏继贤看病，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魏继贤给她诊了一会脉，然后开了一张方，然后说了两句话，老人现在记忆犹新，第一句话是“三副药”，稍一停顿第二句话是“包好”。吃了两幅药就痊愈了，至始至终两个人只说了这两句话。像这样的中医以前有很多，可现在的院校培养模式再难出这样的大医了。因为在刚接触中医时就被教课书给模式化、定格化、方向化、固定化了，思维一旦僵化，奇迹就很难发生。
但无论怎样，我们每个中医人注定还要在荆棘的路上踽踽而行，每个人是光明的分子，又都是独立的火炬，愿中医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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