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司马迁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书，经过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司马氏先人“世典周史”，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长期担任太史令，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他熟悉史事，精通诸子之学，有意继《春秋》而作史，以创作《史记》为己任，但生前未能如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司马谈病危，嘱咐司马迁继承父业，完成《史记》撰著。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一〕，卒年无考，约在武帝末年。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太史公自序》）。在南游之前数年间，他曾向董仲舒请教过《春秋》之学，向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司马迁任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司马迁参与修订的《太初历》正式颁布施行，于是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得罪武帝，被处腐刑。《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遭受腐刑摧残的司马迁，更加坚定了完成《史记》的决心。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司马迁作《报任少卿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文选》卷四一）概述全书及各部分篇数，与《太史公自序》全同，可见此时《史记》已经基本完成。《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汉书·杨恽传》称“太史公记”，《汉书·艺文志》称“太史公百三十篇”，《风俗通·正失》称“太史记”。大约在东汉桓帝时，《史记》之名已经通行。《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太史公自序》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又云“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又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其他各篇也多次提及太初断限。《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太初下限的确定，也与其时汉朝文治武功臻于鼎盛有关。今本《史记》中涉及太初以后之事，多为后人增补。
毛氏汲古阁明崇祯十四年刻本《史记》，（图片来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皆有明文。但在司马迁去世之后不久，《史记》便已残缺。《后汉书·班彪传》引班彪《略论》云：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艺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也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所谓“有录无书”，指篇名虽存，而其书已亡。《汉书·艺文志》系据《七略》节缩而成，而《七略》本于刘向《别录》，据此可知刘向、刘歆时《史记》已有亡佚。实际上十篇亡佚的时间，当更在刘向父子之前。汉宣帝、元帝之时，褚少孙已称求《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不能得，因未尽见诸本，所以他不敢断言亡阙与否，实则其篇已佚。《汉书·司马迁传》注引三国魏张晏列举十篇亡书云：“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讨论此十篇存亡，多有争议：或以为十篇草创未成（如刘知幾），或以为部分亡佚（如吕祖谦），或以为十篇未亡（如李长之）。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折衷群言，详加考证，多精当之论，可以参看。 今本《史记》十篇俱在，当出后人续补。张晏又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张晏所云褚少孙补《史记》四篇，其中《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二篇，褚氏明言求《史记》原书不能得，因而补其缺，所补文字标明“褚先生曰”；《日者列传》虽未明言为补亡之作，但褚补文字俱在，亦称“褚先生曰”，应无疑义；今本《孝武本纪》抄《封禅书》成文，篇中无“褚先生曰”，当非褚少孙手笔。钱大昕云今本《孝武本纪》“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尔”（《廿二史考异》卷一）。褚少孙续史篇目有六篇，分别为《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亦皆标明“褚先生曰”。至于《孝景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傅靳蒯成列传》六篇，为何人所补，今已难以考定。余嘉锡云：“张晏虽能知十篇之目，然于其六篇不言为谁何所补。虽明知《景纪》为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而终不能得其主名。”（《太史公书亡篇考》）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廿二史考异》（图片来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褚氏之后，继作者颇多。刘知幾《史通》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班彪以为各家所撰续书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史记》，“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班固等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百篇，而各家续书遂亡。《史记》一百三十篇，分为五体：《本纪》记帝王及王朝之事，为全书之纲领；《表》载录各个历史时期王侯将相及相关事件；《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和重要专题；《世家》记载王侯贵戚及其家族兴衰；《列传》叙述各色人物事迹及周边民族历史。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卷一《各史例目异同》）历代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门类或有增减，名目或有异同，篇目或有损益，但都有纪有传，絶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体例。
刘知幾《史通·六家》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史通通释》卷一）刘知幾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史记》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编年与纪传兼而有之。《史记》纵贯两千余年，历经五帝、三代、春秋、战国、秦汉，政权更迭，社会形态极为复杂，采用综合性的叙事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有关。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论，《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史记》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二字，反映出前人对《史记》史料价值的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原来有争议的记载也得到了确证。例如，《殷本纪》中有关殷代先公先王的载述，在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前，其正确与否无从证实，学者对此疑信参半。自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观堂集林》卷九），将殷代先公先王从卜辞中剔发出来，使《殷本纪》所载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陈直说：太史公作《殷本纪》，多合于殷墟甲骨文，由此推论，《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史记新证·自序》）。
虽然《史记》在史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但就总体而言，它是一部价值极高的信史，无愧于“实录”之美誉。由于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大多已经散逸，《史记》的史料价值显得尤其宝贵。据《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写成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司马迁殁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魏晋时期，《史记》流传稍广。晋末徐广，研核众本，兼作训释，作《史记音义》。刘宋裴骃，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作《史记集解》；至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二人在裴骃《集解》基础之上探求异文，考证史实，训释音义，《史记》三家注由此具备，奠定了《史记》通行文本的基础。
《史记》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裴骃《集解史记》八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皆为三十卷。《集解》八十卷本早已失传，今本《集解》散入《史记》各篇之中。《史记正义》旧本亦已失传。《史记索隐》今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单刻本三十卷。三家注中，《集解》最早与《史记》正文相附，至南宋出现了《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再由二家注本合以《正义》，最终形成了三家注合刻本。在这一过程中，因为裴骃、司马贞、张守节所据《史记》正文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时有正文与注文不相吻合的现象，后人依据注文改动正文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增加了《史记》及三家注文本的复杂性。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为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一百三十卷。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图书馆藏
《史记》存世版本很多，贺次君《史记书录》著录《史记》版本六十余种，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列《史记》版本、抄本资料尤为丰富。明清时期通行的主要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近代以来以武英殿本最为通行，黄善夫本因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据以影印，也流传甚广。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由张文虎主持校刻，根据钱泰吉校本和所见其他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校勘，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以《史记》各篇本校，与《汉书》等书互校，参校《太平御览》等类书，对《史记》予以全面综合校勘，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甚夥。张文虎据此撰写了《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共计近九千条，其中多数与文字校改相关。金陵书局本是清末以来最好的《史记》精校本。点校本《史记》，由顾颉刚、贺次君标点，宋云彬参考顾颉刚、贺次君标点本重新标点并编辑加工，最后由聂崇岐覆校，于一九五九年九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最先出版的一种。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点校本《史记》线装大字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点校本《史记》第二版印行。
顾颉刚手迹
点校本《史记》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为底本，主要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及清代以来诸家之说，订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的文字讹误，用方圆括号标示字句的增删脱衍，部分校勘意见附见于《札记》整理本。点校本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 点校本《史记》的修订，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则体例和工作程序，以原点校本为基础，遵守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统一体例，弥补不足，以期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修订本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兼顾不同印次的文本差异。校勘所用通校本、参校本涵盖宋元明清各个时期不同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史记》版本。（一）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补），二十五史编刊馆影印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此本为现存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史记》刻本，对《史记》正文和《集解》的校勘，厘清三家注的混淆，有重要参考价值。近人研究或以为此本为北宋刻南宋初递修本，为求方便，仍以“景祐本”称之。 （二）南宋绍兴初杭州刻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为北宋刻十四行本《史记集解》覆刻本，其校勘价值与北宋本相当。（三）南宋庆元建安黄善夫《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此本为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对于保存《史记正义》，功不可没。嘉文胜义，弥足宝贵。但作为建安刻本，校勘不精，误倒衍脱，不时可见。（四）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史记索隐》三十卷，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索隐》单刻本保存大量《史记》及《索隐》异文，张文虎校刊金陵书局本《史记》，《索隐》主要依据此本。（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此本以明北监本为底本，经过精心校勘，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史记》版本。（一）南宋淳熙三年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为较早、较为精善的《史记》二家注合刻本，对于《集解》、《索隐》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正具有独特价值。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1181）耿秉重修本《史记》，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图书馆藏
（二）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此本以黄善夫本为底本校订刊刻，为黄善夫本之后时间最早、承前启后的三家注合刻本。（三）明嘉靖四年柯维熊校金台汪谅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亦出于黄善夫本又经校勘而成。（四）明万历年间李光缙增补凌稚隆《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此本为明代最有代表性的《史记》版本之一。（五）《史记会注考证》本，日本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刊行。此本为晚出而具有重要影响的《史记》版本。本次修订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适当参考相关文献、旧注引文、类书等资料。全面检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径改，已经厘正者从之，存疑者慎重斟酌，错误者予以纠正。原点校本无校勘记，修订本不再使用方圆括号标识，凡涉及底本的重要改动、重要版本异文、前人重要异说，均出校记说明所据。点校本《史记》完成于现代古籍整理规范逐步建立的初始阶段，在标点方式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此次修订对原点校本标点作了全面梳理甄别，力求统一体例，修正失误。对三家注引书作了较为全面的校核，对于厘清三家注文本，完善引文标点等，有较明显的作用。点校本《史记》出版以来，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出了不少校勘或标点方面的意见，或见诸专书，或散在报刊，我们尽可能搜求参考，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标示，谨此一并致谢。《史记》及三家注内涵广博，版本复杂，历代研究资料丰富，悬疑之处尚多，加之水平有限，时间匆迫，修订工作一定还有不少遗憾和不当之处，敬祈各界读者批评指正。〔一〕《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玉海》卷四六：“《史记正义》：'《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知《索隐》、《正义》同本于《博物志》。今本《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四十二”当为“三十二”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