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钗黛形象的B面系列5

 《红楼梦》诞生的年代，正值清代前期所谓“才子佳人”小说大行于世的一百年间。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如《娇红记》、《林兰香》、《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等等，一般都具有以下一些“标志性”的特点，或者说惯常的“通病”：
第一，情感主题外在化、空心化。“才子佳人”小说虽然号称是近代、现代“言情”小说的鼻祖，但这类小说的用笔，实际上却很少触及人物情感比较细腻、隐微的那一面。男、女主人公往往一见倾心之后，便会无条件地相恋到底，而绝无任何内在的矛盾。不会有走眼错爱的情况，不会有远慕近厌的情况，更不会有最终分道扬镳的情况。其恋爱过程中，全部的冲突，皆来自于外部势力的干涉与破坏。所以，读这类小说，你很容易感觉是在看一部“忠”、“奸”相斗的热闹戏文。正所谓“好人谈恋爱，坏人搞破坏”是也。
第二，人物形象概念化、典型化。通常，这类小说的主要人物，都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曰：“才子”。不用说，这是男主角的类型了。二曰：“佳人”。不用说，这是女主角的类型了。三曰：“小人”。这里的“小人”一角，可以由恋爱过程中横插进来的“第三者”来充当，也可以由某个居心叵测的奸人、恶人来胜任，甚至还可以是居于权威地位的某个“封建家长”。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包含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们在小说中唯一的作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和姻缘。
第三，总体情节公式化、套路化。绝大部分“才子佳人”小说，其基本层面的故事情节，都可以简单地分为四个阶段：一，以诗为媒，才子、佳人一见倾心（或未见面即倾心），私定终身。二，小人拨乱其间（一个或两个，一次或数次），情人被迫分离。三，男主人公中举当官或以军功显贵，小人的阴谋败露。四，在皇帝、高官或家长的主持下，才子与佳人喜结连理。所以，有人用了三句话，对其进行了概括。这就是所谓“私定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当然，这属于占主流地位的“喜剧模式”。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悲剧模式”。大体上，也是三句话，即“一见倾心生恋情”、“家长干涉太无情”、“双双反抗殉前情”。这种模式在清代小说中，虽没有前一种那样普遍，但其公式化、套路化的倾向，亦同样地不可忽视。
第四，具体细节则又矫情化、荒诞化。所谓“才子佳人”小说，顾名思义，就是要写世宦公子、读书子弟与世府千金、大家闺秀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这类小说的作者却多为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不广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了解真正世宦读书人家的生活，尤其不熟悉这一上流社会的许多礼法和规矩。小说中，那些男女主人公虽然被作者人为地披上了“才子”、“佳人”的外衣，但从其所作所为，特别是“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类的举动来看，却始终脱不了小家儿女的做派。这种情况，显然也被小说家们自己所察觉。为弥补这一缺陷，他们则不惜编造出一些相当离谱的情节，来标榜自己的小说及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言行，并不“违碍于名教”。如清初小说《好逑传》就编造出了男主角铁中玉与女主角水冰心同室而居，竟全然无事，后来又由皇后出面为水冰心验身，以证其清白的情节。这就是脂砚斋所说的：“可笑近时小说中，无故极力称扬浪子淫女，临收结时，还必致感动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明遂其意，何无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处，有何谢报到朝廷高庙之上，直将半生淫朽秽资睿德，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证护身符，强媒硬保，得遂其淫欲哉！”（甲戌本第2眉批）
“才子佳人”小说是幼稚的、肤浅的。但以上四大通病，却伴随着此类小说的广泛流传，深远地影响了读者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意趣。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条，那个“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模式，竟成为了许多读者下意识的阅读习惯，以至于使他们在解读其它类型的爱情小说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戴上这类“忠”、“奸”相搏的有色眼镜。这样，在小说史上，也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才子佳人传统”。
《红楼梦》的出现，则可以说正是对这一传统的有意识的反动。小说第1回，曹雪芹开章明义，即对当时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予以了明确的非难：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第1回）
作者所坚决反对的，就是那种“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的庸俗模式！批驳了一次，他仍感意犹未尽。于是，小说第54回，他又借了贾母之口，对那些“才子佳人”小说，进行第二次批驳：
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第54回）
此回，脂砚斋于回前有批语云：
首回楔子内云“古今小说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犹未泄真。今借老太君一写，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庚辰本第54回总评）
这应该是对曹雪芹创作“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一段文字的最好注解。
曹雪芹不仅在理论上严厉批驳了“才子佳人传统”。在实践中，他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打破那种“才子”、“佳人”加“小人”的公式。人物主题方面，虽然曹雪芹亦写了一个宝玉、一个黛玉和一个宝钗，这看上去也好像具有了一般“三角恋爱”的某些特征，但实际上，宝钗却绝对不是那些旧套小说中的所谓“小人”。相反，她甚至根本不屑于同黛玉展开什么婚姻上的角逐。而恰恰是黛玉自己看那些“言情”书看入了迷，喜欢以阴暗的心理揣测别人，总怀疑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心里“藏奸”，才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微妙起来。直到有一天，她从宝钗那里看到了更为真诚、更为崇高、更为光明的一面，她才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痛悔自己以前错怪了宝钗。正所谓：“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可知我竟是自误了。”（第45回，林黛玉语。）情感主题方面，《红楼梦》则最大限度地凸现了人物心理、性格上的内在矛盾，对于恋爱进程的推动作用。在这里，是人物自身的“近中远”和“远中近”，以及他们对于人生虚幻性本质的不同程度的感悟，导致了其爱情上的专情与移爱，迷狂与超脱（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里还将详细讨论），而并没有像许多庸俗小说那样，仅仅把故事的重点，放在叙述主人公与外部势力的争斗之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写法已使得《红楼梦》迥异于同时代，乃至其前、其后的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而不能不在文学史上，显示出一种特立独行的风范。
然而，《红楼梦》的诞生，却并没有导致“才子佳人传统”的终结。在《红楼梦》之后，这一传统继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还恰恰被人们当成了最大的“才子佳人”小说来加以接受。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旧时“评点派”，尤其是“拥林派”评家的许多评红笔墨，便不难知晓。翻阅这些昔日的资料，我们看到，原先已被曹雪芹宣布为破产的那种“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模式，在评红家们的笔下，似乎又重新得到了复活。在这些人眼中，宝玉、黛玉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正面典型”，宝钗、袭人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反派角色”。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华丽的盛赞施予前者，将愤怒的指斥加于后者，而从不考虑这些盛赞与指斥到底符不符合小说的实际。特别是对宝钗的攻击和诋毁，很多评家几乎处在了一种近于癫狂的状态。甚至连宝钗给黛玉送燕窝，二人互诉衷肠这样的情节，也被人别有用心地解释成什么宝钗欲“离间”黛玉同贾府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反封建”论通过声势浩大的政治批判运动，逐渐占据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但仔细观察，此时论者所竭力宣扬的所谓“封建势力干涉”说，所谓“叛逆者”（宝玉、黛玉）与“卫道士”（贾政、宝钗）的“两条路线斗争”说，实际上也仍然是那种“才子”、“佳人”加“小人”模式的翻版。充其量，不过是这一模式的“放大型”，论者把原来一两个“小人”的作用，放大为整个“封建势力”的所谓“罪恶”（例如，将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也一并列入“反面典型”，把前述“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的那段话，则倒过来解说成“封建家长”“敌视”宝、黛爱情的证据等等），再凭借其蛮横的话语霸权，给这一放大了的模式，又涂上一层所谓“革命”、“进步”的政治油彩而已。说到底，仍没有脱出那种“好人谈恋爱，坏人搞破坏”的思维水平！[注13]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阴差阳错的局面呢？为什么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对立产物的《红楼梦》，竟会反过来被人看成是最大的“才子佳人”小说？笔者以为，“程高本”狗尾续貂，乃至李代桃僵，在这里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程高本”的一系列失误，给后来的阴差阳错，埋下了伏笔。如前面我们所论及的那样，与“脂评本”原著相比，“程高本”在刻划人物形象方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形象单薄化、刻板化。原著之写钗、黛，深具“一喉两歌”、“一击数鸣”之妙，特别强调表现人物性格的双面性，强调“两两出婵娟”的美。可“程高本”的续作者却并没有足够的笔力来继承这种写法，而只能采用抽取一面，忽略另外一面的手段。原著中的宝钗，既有遵从礼法、恪守闺训的一面，又有内心深处孤高愤世、耿介不屈的风骨，“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脂砚斋语）。原著中的黛玉，虽然亦有自私狭隘、刻薄小性等缺点，但也毕竟未脱离大家闺秀的风范。当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也能为自己的言行作出相应的忏悔。可到了“程高本”中，宝钗虽仍然显得那样温柔贤淑，却慧性灵心尽失，径然就成为了“拘拘然一迂女夫子”；黛玉也完全不见了大家气象，只一味地小气、露骨而已，整个一副小家儿女的作派。而更重要的，在处理钗、黛关系方面，“程高本”亦背离了原著“双峰对峙，双水分流”（俞平伯语）的对称结构，而采取了从作品整体中，抽出宝、黛爱情悲剧这一单股情绪，予以强化的写法。尤其是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续作者把“黛死”与“钗嫁”，置于同一时空，予以戏剧化的激情冲突，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片面印象。当然，也不能说续作者就有意要把宝钗写成是“奸人”、“恶人”。恰恰相反，“程高本”第97回还专门有一小段文字，交代了宝钗出嫁前的心态，以表明她的委屈和无辜：
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薛姨妈用好言劝慰，解释了好些话。宝钗自回房内，宝琴随去解闷。（程高本第97回）
但像这样的文字，在续书中毕竟太少。与表现黛玉悲剧的内容相较，简直不成比例。人们在为黛玉的不幸悲叹的同时，很容易将这样的文字提示忽略过去，而直接把满腔怒火喷射到宝钗身上。而由于“脂评本”原著的长期失传，后世读者对《红楼梦》及红楼人物的第一感受，又恰恰多从这么一种主题已遭篡改、内涵已被简化了的续作版本而来，尤对上述那些容易引人误解的地方记忆深刻。这样，第一印象既已偏差，在强大的“才子佳人”式的阅读习惯的影响下，读者的理解，也就自然朝着背离曹雪芹本意的方向，越走越远了。[注14]
那么，时值今日，我们重新发现袭、晴、金、红四婢之于钗、黛的双重借影结构，对于打破二百多年来形成的成见、定见，恢复《红楼梦》之本来面目，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意义，也就是自不待言说的了。至少，钗、黛的另一对影子——金钏与小红的存在，对那些沉缅于“才子佳人传统”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明确的提醒。当人们习惯性地把宝钗看作是什么“三角关系”中的“奸人”、“恶人”，纷纷责其“虚伪”、“世故”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了，金钏与宝钗之特殊关系的存在，便不啻为一剂当头棒喝！结合第22回宝钗以《更香谜》开罪于贾政，第40回又以蘅芜苑的居室布置开罪于贾母的情形来看，它恰恰暗示了读者，宝钗的真情和烈性，在关键时刻，亦如同金钏一样，既不恤人言，更不畏强势！试想，贾母、贾政俱是荣国府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对宝玉的择偶，起码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而宝钗却不经意间就给他们留下了相当负面的印象（“非福寿之辈”、“忌讳”、“离格”）。她若真是什么老谋深算，处处“买人心”、“拉选票”的“野心家”、“阴谋家”，又何至于“傻”到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的程度呢？所有“虚伪”、“世故”之类的说法，在这样两个例证面前，都不能不显得破绽百出而不攻自破了。当人们习惯性地将黛玉视为什么“正面典型”，予以无限制的赞美与拔高的时候，小红与黛玉之特殊关系的存在，则又如一柄刺破谎言的利剑。联系第19回作者赋予黛玉“小耗子精”的形象，它恰恰让人看到，原著中真正意在功名，渴望成为“宝二奶奶”的，其实正是黛玉自己。黛玉之渴望“邀恩宠”，就如同小红之向往“攀高枝”一样无刻不在，处处强烈。否则，她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在元春省亲的时候，“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以及在贾母携刘姥姥游大观园的时候，刻意做出一副知书达礼的样子来了。而更重要的是，袭、晴、金、红的四影结构，还以一种最为直观的方式，把《红楼梦》之“风月宝鉴”性质，以及这种性质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应用，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如前所述，袭人、晴雯，作为钗、黛的一对“外影”，照出了她们各自性格的“正面”；金钏、小红，作为钗、黛的一对“内影”，则对映了她们各自的“另外一面”。前面，我们转述了“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故事。那道士告诫贾瑞，只能照镜子的“背面”，而千万不要看它的“正面”。贾瑞不听，偏偏照及了“正面”，结果落得个一命呜乎的下场。细想二百多年之间，多少评红家，最喜欢简单地从袭人、晴雯的言行上，去推断宝钗、黛玉如何如何。这是不是也同样具有“正照”的意味呢？这确实值得人们好好反思了。
如果把《红楼梦》比做一座迷宫。那么，钗、黛两个人物形象，以其性格的复杂性，则犹如红楼迷宫中，最具有魔幻色彩的宫殿。这里既有瑰丽的珍宝，又有足以让人迷失方向的机关、幻阵。而袭、晴、金、红四影的设置，则是曹雪芹为有心人悄悄留下的地图、指南和钥匙。当我们为曹公的匠心独运，而屡屡赞叹不已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拿起这张地图、这把钥匙，去探索前人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呢？我想，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昔者，某考古学家有云：“清理发掘是重现古代社会的基础。”我们把这句话借用过来，亦可以说，惟有排除成见和偏见，认真探究原著中像这样的隐微之处，方是重建红学，恢复《红楼梦》之本来面目的必由之路！
第三章：“困境”与“救赎”：钗黛合一的真谛
题曰：
幽燕梦空转设秦，秦于情中顾自吟。
吟成妆泪红犹艳，艳到冷香情不情。
《红楼梦》是一本用血泪写成的大书，是一座以崇高的精神理念铸就的文学丰碑。血泪与理念相伴，悲情与高情共生。而笔者以为，这正是我们后人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
曹雪芹出身于一个“诗礼簪缨”、“钟鸣鼎食”的贵族家庭。其高祖、曾祖、祖父辈，虽籍录内务府包衣（即满洲人的汉族家奴），却凭着早年“从龙入关”的经历，以及与清皇室的特殊关系（雪芹曾祖母孙氏为康熙皇帝幼时乳保，家藏有康熙御笔亲赐“萱瑞堂”匾额，祖父曹寅亦做过康熙的少年侍卫），备受恩宠，圣眷之隆，冠绝一时。曹家三代四人（曹玺、曹寅、曹颙、曹頫），蝉联江宁织造之要职六十余年，几成江南百年望族之势。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即有三次驻跸曹府。其奢糜繁华景象，真真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然而，诚如《红楼梦曲·恨无常》所唱：“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没有谁能够永保权势富贵。康熙宴驾，雍正夺位，作为先帝密党的曹氏家族（一说曹氏姻亲、平郡王讷尔苏同雍正之政敌皇十四子大将军王胤祯有涉），自然成了新帝整肃吏治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而当年为接驾康熙挪用公帑而造成的府库亏空，更成了曹家被抄的直接导火线。其后，乾隆初年，北迁的曹氏虽还历了至为短暂的家道复兴，却又终因一次详情不为人知的更大的变故，而彻底沦入社会底层（一说北京曹氏并无复兴之事）。曹雪芹的一生就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少年时代，他亦如书中的贾宝玉，嬉游于温柔富贵的红楼之内，过着“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成年以后，却忽遭剧变，沦落贫贱之中。“举家食粥酒常赊”，“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诚《赠曹芹圃》）。回顾过去，往昔的繁华与今日的贫困两种真实，如梦幻般迭错于他的眼前。审视现实，从花团锦簇的怡红院到绳床瓦灶的悼红轩，其间却横亘着时空实实在在，不可逆转的推移和变换。就一般而言，像曹氏这样拥有深厚基础，坚强奥援的权贵家族，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败亡的，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居然旦夕之间便“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种强冷强热的对比，就不能不使他产生出强烈而深刻的人生虚幻的认识了。人的一生，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可永恒留恋的呢？是功名富贵吗？君不见作者自己的家史？昨日方圣眷正隆，今日即天威难测，一不小心便落入了万动不复的境地。即使获得了皇帝的恩宠那也靠它不住。金银财富就靠得住吗？豪华虽足羡，失却更可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来富贵豪奢者，延其产业于今日的，又有几家几姓哉？如果说这是“封建社会”的例子，现在肯定不一样，那么，今日资本主义社会，商潮起落，股海浮沉，岂不以更快的速度，演绎着“金满堂，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故事？君不见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乎？金银财富靠不住，男女欢情就靠得住吗？“山盟海誓一夜间，梦醒时分不相识”。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见得少了吗？张三李四遍街走，谁是我知己？也许，你认她做“知己”，她却未必真的同你契合独深。某种突兀而生的“不虞之隙”，就完全可能暴露出你俩相爱之基础的虚幻和薄弱。反过来，也许你以她为“不值”，疏之远之。可历尽三难五劫以后，你才惊讶的发现，她的身上竟有你的真爱，她与你才真正拥有有心灵上最大的共鸣！“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如此说来，爱情又仅仅是“执着”二字就可以了得的吗？那么，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人生万事皆不可靠，人活一世又有何意义呢？或许，多年以前的一句流行甚广的歌词，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曾经拥有，便历尽了人生的一个“色”字。而知道不能天长地久，就感悟到了宇宙的一个“空”字。（巧得很，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人类所能观察到的整个宇宙，也是有生有死的。它诞生于150亿年前的一次奇点大爆炸，亦终将由膨胀转为收缩，重新缩回一个奇点。抑或无限膨胀下支，熵值无限增大，最后成一热平衡的“死”态。如此说来，天也的确不会长，地也的确不会久！）由此，即不能不生出一种超越世俗的大慈悲，大智慧。既然芸芸众生皆困厄于一个“色”字，我又何不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去点醒世人一个“空”字呢？而《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的著作。小说第1回，作者借跛足道人之口，用一种看似调侃，实则至深至透的口吻向读都说道：
“你若果然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
而《好了歌》及注，正是全书至关重要的总纲、总目。
《好了歌》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好了歌注》云：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涩，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髯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关埋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种深透淋漓的认识，无疑使《红楼梦》大大超起越了同时代的许多长篇小说，如《儒林外史》、《野臾曝言》、《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当吴敬梓耿耿于士林的丑陋，臆想着恢复古风；夏敬渠，李绿园、文康辈汲汲于再补苍天，幻想着建立事功时，曹雪芹却深切地体味到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循环往复，不可逆转的天道。这是作者以自己“半生漆倒，一技无成”为代价换来的切肤之痛！
然而，理智上的深刻认识是一回事，情感上的完全接受，又是另一回事。曹雪芹一方面深知人生的虚幻性，可另一方面，他对于往昔的荣华富贵、家庭温情，又何尝没有一丝留恋之心呢？曹雪芹固然没有走上经济仕途之路，可穷困潦倒之际，他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又何尝没有一点悔恨之意呢？这种矛盾的心态，集于笔端，便有了小说第1回的一段开场白：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只，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也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理智上决绝透彻，情感上却恋恋难舍。看得透，却放不下。对于曹雪芹个人而言，这种内心深处的分裂与冲突，直是个噬心的魔鬼。可对于《红楼梦》而言，它却是推动其进入更高艺术的神力。《红楼梦》既不是代圣人立言，幻想重获皇恩的“歌德派”，也不同于深山古刹中闲坐宣讲的《内典》、《黄庭》。作者自己的内心就陷在“入世”与“出世”的徘徊之间。那么，反映到小说人物身上，就是一种贯穿于始终的人性迭错和反转理念。前面说过，曹雪芹是非常厌恶“典型”的。为什么厌恶“典型”？因为作者对于人生虚幻性的了解，早已使他明白人性之变幻难测，是根本不能用一两个武断的、单一的、极端的概念去加以概括的。就如同他自己也不能贸然断定自己到底是入世的悲情为多，还是出世的高情为多一样！而在这个方面，秦钟形象的设置，正可谓是作者的自况。
秦钟者，设云“情种”也。其父亲名唤秦业。“业者，孽也。盖云情因孽而生也。”（甲戌本第8回双行夹批）“闹学堂”（第9回）与“得趣馒头庵”（第15回）两回，作者写了秦钟的重义重情，不问世务，似乎同宝玉一样厌恶经济仕途。然而，第16回，“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秦钟临死前，却对宝玉说了一段在有些人看来与其性格“大不协调”的忏悔的话，对此，小说写道：
（秦钟）哼了一声，微开双目，见宝玉在侧，乃勉强叹道：“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以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庚辰本第16回）
对于秦钟临死前的这番劝谏，脂砚斋批云：
观者到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庚辰本第16回眉批）
“我今日才知自误了”处，又批云：
谁不悔迟！（庚辰本第16回双行夹批）
“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处，再批云：
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庚辰本第16回双行夹批）
咦？后世许多评家不是早就将贾宝玉判定为一个“绝不与封建主义相妥协”的“叛逆者”么？可这里作为宝玉知己的秦钟，以为何偏偏劝其“立志功名，荣耀显达”？作为曹雪芹知己的脂砚斋，又为何偏偏对这样的劝言，赞叹有加呢？为什么他（她）还说：“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这恐怕就是曹、脂诸人，同后世许多“红色红学家”的差异所在了！后人可以站在毫不相干的立场上，高喊“革命”、“反封建”的口号。一方面喊口号，一方面照样升官的升官，得势的得势。更有甚者，拿《红楼梦》作为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刀，靠他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而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又怎能体味一个独行者的苦涩与隐衷呢？曹雪芹固然坚守了自己的理念，没有入于仕途，可也正因为这种坚守，才使他深知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么沉重，从而大感“悔迟”的滋味！而脂砚斋作为曹雪芹的同路人，经历了同样的甘苦，所以才深知作者内心的“惭恨”！秦钟不是宝玉的知已吗？正因为他是宝玉的知已，爱之深切，不忍其落入同样的困顿，所以才有了临终前的那番发自肺腑的告诫。若非如此，倒真不是宝玉的知已了。无疑地，秦钟（“情种”）临死前的忏悔，正昭示了作者自己内心深处的两难困境！
同样的困境，反映到全书女主角的设置上，就呈现了一种二美并秀的局面。作者既塑造了一个机敏过人，汲汲于名位，却屡遭顿挫，反显清高含怨的林黛玉，来承载自己一生聪明过人，却世路坎坷，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入世血泪；又塑造了一个虽身处大富大贵之场，却根本不屑于权势地位，而愤世嫉俗的薛宝钗，来寄托自己苦苦追寻的完美人格和出世理想。一个血泪，一个理想；一个悲情，一个高情，汉燕唐环，遽难评判！然而，曹雪芹之写钗黛，又绝不是像后世如王昆仑、王蒙辈所想象的那样，画一个圆，中间划根直线这样简单。如前所述，他实在运用了许多反转与迭错之法，诸如“超对称”关系的设置，“双借影”结构的穿插等等。概括地讲，就是黛玉与宝钗二人，一个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一个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一个大恭似傲，一个大雅若俗；一个多情中富含了心机，一个冷静里包孕着至爱……这样一来，钗黛便超越了许多具体的，形而下的差异，在更高的层面上具有了一种巨大的共性：她们都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和曹雪芹本人一样，她们俱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之中。
对于钗黛的这种困境，小说第5回，作者以一种，相当晦涩的笔调，向读者宣示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他说：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读者读懂了其中的深意吗？你不懂，我也不懂。可脂砚斋却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真谛。他（她）是这样说的：
寓意深远，皆非生其地之意。（甲戌本第5回双行夹批）
什么叫做“皆非生其地之意”呢？这恐怕就是在强调本心与环境的冲突，所造成的人性迭错和反转了。或许在常人看来，既是心向出世者，就理当过着茅椽蓬牖，绳床瓦灶的生活，与那晨风夕露，阶柳庭花为伴；既是心向入世者，就理当出将入相，飞黄腾达，金银满仓，玉床满笏。可生活的阴差阳错，又岂是永远这样简简单单呢？大富大贵之场见大隐，吟风弄月之所有钓名，这样的现象，又岂是少见呢？“玉带”者，帝王权势之象征也。可求权求名亦不可得，入世之人又为什么不可以“咏絮”之才来彰显自我的价值呢？“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苏轼《洗儿》）这样令人悲伤的遭际，何不“堪怜”呢?“金簪”者，少女真性之隐喻也。可真性之人，偏偏身处礼法繁琐之家，为适应环境，又为什么不可以效法历代贤妇淑女的“停机德”，来求得家庭与社会的暂时容纳呢？“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建德若媮，质真若渝。”（老子《道德经》）这样的扭转，又何不“可叹”呢？这里人性骨相与皮相的迭错反转，又逾在生活的阴差阳错之上矣。然而，人性的迭错反转，在适应环境返面，作用毕竟有限。长此下去，本蠨与处境的矛盾，又岂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剧呢？将赫赫玉带，弃置于枯朽林中，这是何等的清凄！把闪闪金簪?深埋于冰冷雪下，这又是何等的悲怆！再进一步，“玉带林中挂”之“玉带林”三字，倒读不正谐音“林黛玉”之谓吗？“金簪雪里埋”，“雪?同“薛”，“金簪”即“宝钗”。“金簪雪”三字倒置后，不也正系“薛宝钗”之谓吗？由此，我们也就解开了“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个名字的来历之谜！回顾整首词，就如同《红楼梦》本身一样，具有了风月宝鉴的性质。前一联所谓“停机德”、“咏絮才”的意象，分别对映了钗黛各自性格的“正面”，后一联所谓“金簪”、“玉带”的意象，则分别照出了她们各自性格的“另外一面”！
生活在双重困境中的悲剧人物，不管其外观如何，其本性必然是脆弱的，小说第65回，作者特借小厮兴儿之口，道出了他对钗黛之脆弱性的感受：
“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小名儿叫什么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姓薜，叫什么宝钗，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车，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两个，不敢出气儿。……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
——“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暖了吹化了薛姑娘”。你看，在作者的心目中，钗黛的本性，皆是这样的珍贵易碎之物！
于是，我们便看到宝钗和黛玉都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惟恐受到伤害的生存状态之中。表现在恋爱方面，是一种特别敏感而且容易伤感的女孩心性。她们都受不了别人对她们爱情的粗鲁表述。第23回，宝玉把黛玉比做莺莺，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结果，却引来了黛玉的臭骂：“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侮我。”第30回，宝玉把宝钗比做杨妃，说：“怪不得人们都说姐姐像杨妃，原也丰满了些。”结果，又招来了宝钗的反讽：“我倒是象杨妃，可惜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做得杨国忠的。”第25回，凤姐说黛玉“应该给我们家做媳妇”，惹得黛玉愤然离席。第35回，薛蟠说宝钗心里对宝玉有意，结果害得宝钗“满心委屈气岔，到自己屋里整哭了一夜”。直到次日见了母亲，仍掩面而哭。直至呆兄百般哄劝，方逗得宝钗破涕为笑。在为人处世方面，这种敏感的女孩心性，又化做多疑多虑，心思重重的偏执。黛玉自云：“我最是个我心的。”（第45回）王夫人也说宝钗“这孩子心重”（第78回）。黛玉可以从请大夫、熬药，送燕窝等小事中，猜至众婆子，丫环对自己的厌烦，忧心忡忡，却默不作声（第45回）。宝钗可以由王夫人喝令抄检大观园，联想到自己也难逃嫌疑，干脆主动搬离（第75回），还说：“小心没有过逾的”（第62回）。二人处世上的小心翼翼，由此可见一斑。反映到更抽象的精神层面上，她俩的内心中便都有了一种悲剧性的联想。在她们的诗作中，即充满了对“美”与“洁”的自誉和对“丑”与“污”的忧心。黛玉《葬花辞》有“洁本质来还洁去，不教污淖染渠沟”。宝钗《白海棠咏》有“胭脂洗去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黛玉嫌北静玉的香珠手串，是“臭男人拿过的”（第17回）。宝钗嘲笑贾雨村投机钻营，说：“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第32回）黛玉把俗世比做“风刀霜剑”。宝钗作《螃蟹咏》批判现实之黑暗。黛玉的《桃花行》、《葬花辞》由“桃花盛开”，联想到它的憔悴，联想到“泪干春尽，人花皆萎”，联想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宝钗的《忆菊》由菊花绚放，联想到西风后的凋零，联想到“心寄归雁”、“寥听晚砧”的苦思苦盼终将化作“空篱旧固秋无迹”，一片痴心只好付与“冷月清霜”。她的《更香谜》则由更香“焦首”、“煎心”的特点，联想到终宵难眠的痛苦，联想到“风雨阴晴任变迁”的世事无常……这些悲剧性的联想，一方面使钗黛富于了诗人的气质，另一方面也使她们的形象愈发地凸现了“美”与“弱”的特质。
钗黛的这些共性，取个名字，就叫做“敏感的弱者”吧！钗黛俱是“敏感的弱者”他们皆因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双重因境之中，而成为“敏感的弱者”。——“皆非生其地之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脂砚斋等人，才把钗黛看作了一人！